3 岁女孩被拐 17 岁回国救养父 攻克医学难题获博士学位

她花了六年时间试图从记忆中抹去养父和过去所受的苦难，却震惊地得知养父罹患恶性皮肤癌，病情危急。在养父病危之际，她毅然放弃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学位，前往日本挑战几乎无法攻克的医学难题。

终于，一项将高分子材料应用于抗癌药物的科研项目取得了重大突破，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被日本著名医学专家称为“最耀眼的医学奇迹”。这一抗癌方法的最大受益者是皮肤癌患者，而论文作者肖嘉慧则提前获得了东京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

以下为肖家辉本人的叙述：

2010年3月14日，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我在衡南县一中读高三，突然老师走过来，说：“肖佳慧，你爸来了。”我恋恋不舍地走出教室，不高兴地问：“你来干什么？”他的声音很微弱，几乎听不见：“慧慧，你爸妈来看你了。”

我当时就愣住了，也没跟老师请假，兴奋地往校门跑去，脑子里不断回放着当年的一幕幕……

来学校找我的人，竟然是我的养父肖建新，从我记事起，我就一直和养父肖建新、养母肖丽萍生活在湖南衡阳三塘镇文村。

这是一个非常贫困的村子，全村只有十几户人家，靠种植红薯、花生为生。

我5岁那年有一天，池塘对岸的江奶奶一脸紧张地走了过来，对正在挖花生的养父低声说了几句话。养父听后赶紧扔下锄头，把正在玩耍的我从地上抱起来，带回了家。

当晚，我和养母收拾了几件衣服就出门了。我不知怎么的就跟着养父母去了东莞。五年来，养父母连过年都没有回去过。因为年纪小，对这次全家陌生的迁徙，我并不在意。但让我疑惑的是，每当有老乡从老家来，养父母都会紧张地把他们拉到一边问话。

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养母不幸遭遇车祸身亡，养父没法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我，只好把我接回了温村。

养母不干家务的时候，养父就扮演着爸爸和妈妈的角色，每天干完农活就赶回家给我做饭。

晚上，我在家里最亮的桌子上写作业，养父则在昏暗的灯光下帮我缝补衣服、缝袜子。他用粗壮的手指握着钢针，动作笨拙，不是把袖子连到前襟上，就是把纽扣缝在衣服里面，手指经常被针扎破流血。

看到养父为我忙碌，我心里也难受，想学做家务。但他毫不犹豫地阻止了我：“好好学习吧，我什么活都能干。”养父最得意的，就是我的学习成绩优异。每当我考试考了100分，他就会露出满意的笑容，脸上的皱纹也慢慢地消失了。

养父看上去老态龙钟，其实只有40多岁，正值壮年，很多人劝他另找一个女人生活，但他拒绝了。

有一天，邻居李叔叔陪我的养父来喝酒，我正在隔壁小屋里写作业，他们大概是喝多了，声音就更大了。

李叔叔把邻村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介绍给养父，养父却不同意。他说：“多两个孩子就多两张嘴，我怎么养活他们？”李叔叔说：“可是你需要一个女人啊！不行，你得不让慧慧读书，一个女孩子干嘛要那么努力读书？”养父的语气一下子严肃起来：“怎么可能？慧慧是个聪明的孩子，是个好学生，你不能让她留在我手里。”

李叔醉醺醺地说：“我知道你心疼慧慧的父母，早知道他们会来，你就把孩子还给他们，那你和丽萍就不会出去打工了，丽萍也不会死在外面了……”

李叔叔的话让我脑袋嗡嗡作响，童年的零碎记忆女孩卖拥抱救男友，村民对我的窃窃私语，还有那次陌生的迁徙，全都在我的脑海里串联起来了……

我的哭喊质问把醉醺醺的养父吓得魂不守舍，不得不告诉我：8年前，他和养母因为没生过孩子，就用2000块钱从外地人贩子手里买下了我。我5岁那年，亲生父母不知怎么的通过某种渠道找到了文村，蒋奶奶知道后赶紧报告给了养父。于是他和养母带着我连夜逃往东莞……

这一切对于我这个 11 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哭着跑出了家门，留下了养父的电话。

两天后，养父在一个树洞里发现了又冷又饿的我。他的脸上写满了悔恨，不知道他是在自责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还是在自责告诉了我这个秘密。

从此我和养父之间就筑起了一道高墙，想到他花了区区两千块钱把我从亲生父母身边带走，让我和他们遭受了与家人分离的痛苦，我就恨得咬牙切齿。

更可恨的是，当我有机会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时，他却自私地把我藏了起来！我在日记里宣泄着自己的情绪，养父在我的笔下变成了一个残忍、无知、可怕的暴君……

我在梦里无数次想象着自己的亲生父母，开始刻意向村民打听自己的身世。或许是多年过去了，村民们已经不关心了，他们说我父母说话是江西口音，看上去像知识分子。想到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我心里难过极了。

因为我承受着常人所无法承受的痛苦，所以我变得沉默寡言，总是无缘无故地向养父发脾气。

尽管我知道家里经济拮据，我还是故意要烤鸡和可乐，养父为了讨好我，总会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揉皱的钞票，无条件满足我的无理要求。

我再也不叫养父“爸爸”了，把心里的苦闷和怨恨都发泄在书本上。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镇上的初中，听说可以住校，心里暗自高兴。

但正因为如此，我的学费和生活费也大幅上涨，养父种地的收入显然不够。为了让我上学，养父到邻村的沥青加工厂去熬沥青。这份工作脏、累、危险，一般没人愿意干，但我养父愿意。

但每次他回家时身上都有刺鼻的沥青味，我总是厌恶地躲着他。

每逢周末我回家，是养父最开心的时刻。他会兴奋地跑来跑去，端上我最爱吃的凉粉和炒豌豆，细心地看着我吃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但我却不领情他谦逊的待客之道。

一天，我从外面回来，看见养父拿着我完美的试卷，得意洋洋地向邻居李叔叔炫耀，我急了，一把夺过试卷，生气地说：“别再翻我的书包了！”养父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12岁那年，邻居李叔叔的媳妇来我家女孩卖拥抱救男友，给我带来了女孩子用的卫生用品，还告诉我一些基本的生理知识。当我得知是养父让她来的，我感到羞愧又懊恼，好几天没和他说话。

2007年，我考上了衡阳市最好的高中——衡南县一中，成绩是全镇第一名。其实，很多人劝养父不要让我上学。他们的意思很明显：一个被拐走的女儿，结婚生子，帮忙养老，何必牺牲她的资本？甚至有人对养父说：“你就不怕她太独立而跑掉吗？”但养父什么也没说，默默地在家里卖了猪，又找了一份辛苦的分拣医疗垃圾的工作……

我的养父并不知道我那么努力学习，只是为了考上外地的大学，彻底离开他。

可没想到的是，就在我快要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的亲生父母来了！

那一天，从学校到家的三个小时路程显得如此漫长。我冲进屋子英语作文，一男一女，衣着讲究，立刻站了起来。我一眼就看出来，我饱满的额头和白皙的皮肤，和那中年妇女一模一样。

她走过来，轻轻掀起我的衣领，看到我后颈上一块椭圆形的胎记，紧紧的抱住了我：“孩子，你真是欣欣，妈妈好想你……”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和安全感，扑在她的怀里放声大哭。

父亲从黑色皮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到养父手里，说：“谢谢你养育欣欣这么多年，我们今天要把她接走，给她办理户口和迁移手续。”养父又把信封塞回父亲手里，结结巴巴地说：“我什么也不要，就是想让你留个地址。”父亲犹豫了一下，还是写给了父亲。

养父转过头对我说：“女儿，你在这个家里受了委屈……回去一定要听父母的话。”我没有理会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

我的新家在南昌市的一个教师小区。爸爸是中学老师，妈妈是护士，还有一个比我小7岁的弟弟。一回到家，我就恢复了原来的名字：石雨欣。

从和父母的对话中，我渐渐拼凑出一些生活细节：我3岁那年，妈妈带我出去买菜，转眼间我就不见了，妈妈着急得不行，只好报警。

两年后，南昌市公安局集中打拐行动中，抓获了一名人贩子，警方从他的供词中得知我可能被卖到湖南衡阳，并通知了我的父母。

他们不辞辛劳，跑遍了衡阳各个县市，终于听说文村有人收养了一个和我长得很像的小女孩。

可他们到了文村就被蒋奶奶发现了，她认为养父既然付了钱，那孩子就该是他的，于是就通知了养父和养母，他们就带着我逃走了。

虽然没能找到我，但我父亲把他的联系方式放在了养父的旧房子里，从此再也没有换过电话号码。从东莞回到温村后，养父找到了我父亲留下的纸条和电话号码，并把它们藏了起来。

2010年3月的一天，父亲居然接到了养父的电话，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得知是养父打来电话，我有些惊讶。我想，也许他看到我的叛逆后，意识到不能再养我了？也许他希望亲生父母能给我更好的未来？我无暇猜测养父的真实意图，只是贪婪地享受着我错过了15年的亲情。

妈妈给我买了各种新衣服，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了粉色的睡衣，有了一个安静整洁的小卧室。

我把养父给我穿过的破旧衣服全部扔进了垃圾桶，同时努力的删除我对文村和养父的记忆。

回家没多久，我就收到衡阳寄来的包裹，里面装着干枇杷仁。我从小就患有支气管炎，每到换季的时候就咳嗽。养父带我看过很多医生，但都没能治好我。

后来，一位老中医把野生枇杷的种子晒干，煮水给我喝，效果非常好，于是，养父每年都会到处寻找野生枇杷。

我拿起那袋枇杷籽就扔进了垃圾桶，因为我已经有了妈妈在医院开的进口咳嗽药，不再需要这些黑色的枇杷籽了。

父亲把我安排在南昌最好的中学读书，我优异的成绩让他们很惊讶。当母亲得知文村没有一个女孩初中毕业时，感慨地对父亲说：“这一点上欣欣很幸运，她的养父没有耽误她。”父亲摸着我的头，若有所思地说：“难怪他一再叮嘱我，要把欣欣安排在最好的学校读书。”

2010年9月我以620分的成绩顺利考入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2014年我从四川大学毕业并以全额奖学金申请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同专业。

当飞机飞上蓝天的时候，我知道，我人生的新篇章已经开始了……

我很快适应了伯克利的生活，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在实验室写报告，周末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一起坐灰狗巴士四处游玩，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

2015年4月，我遇到了我的初恋，，一个和我同组研究的英国男孩。

2016年6月，我和史蒂芬都从伯克利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我们的爱情也终于确定了，毕业典礼结束后，我带着史蒂芬回了南昌。

邻居们得知我带回了“洋女婿”，而且都是名牌大学的硕士，纷纷涌到我家。在一片祝贺和羡慕中，我感到自豪和重生。爸爸妈妈热情地招待客人，眼里满是自豪和欣慰。

就在这种无比喜悦的气氛中，我听到了关于养父的噩耗。

养父的噩耗是从我的老同学肖远平那儿传来的，他是文村唯一一个和我一起上高中的同学，现在在南昌工作。

在听我和史蒂芬讲完我们在海外的经历和工作学习的情况后，肖远平突然说道：“你爸爸……呃，我听说你的养父病得很重，好像是皮肤癌。”肖远平的话如锤子一般砸在我的心上。

义父，这是我多年来一直抗拒和禁锢的词语。

我突然想起养父身上那股刺鼻的味道，他在沥青厂上班，负责分拣医疗垃圾，手指经常被扎破，伤口红肿溃烂，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痊愈。

他的皮肤癌很难说和这些没有关系。肖远平说，自从我走后，养父就一个人生活，他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家里挑出最好的花生和最甜的红薯，或者去寻找野生的枇杷。

现在野生的枇杷越来越少了，有一次他在采摘枇杷的时候，不慎滑倒，摔下悬崖，摔断了腰椎，本来就弯曲的背脊更加弯曲了……

一种深深的愧疚感涌上我的心头：养父辛苦挣来的钱几乎都用来供我上学、买书，而我却没有在他面前过一天好脸面；他费尽心机为我摘的枇杷籽，却被我扔进了垃圾桶……我心里难过极了，突然觉得自己很丢脸。

那天我像疯了一样喝了一整瓶白酒，史蒂芬和肖远平半拖半扛着我回到了家。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晚上做了许多梦，和养父在文村生活的一幕幕像电影一样映入我的梦中，原来我故意把这些记忆封存了起来，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脑海。

不知道睡了多久，我终于从梦中醒来，看到的是父亲给我整理好的包裹，整齐地摆放在卧室的柜子上。在我离家的这些年里，养父还是坚持给我寄东西，每个包裹上都有他笨拙却工整的笔迹。

在他的想象中，我一直享受着他精心挑选的花生和红薯片，按时喝着枇杷水。想象着养父送来这些包裹时的喜悦和期待，我的心就颤抖起来！

如果他知道这些用他的心血换来的珍贵礼物在我的柜子上放了这么多年却发芽发霉了，他会多么伤心啊！

我这时才明白，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误解和忽视了养父对我真挚的爱。虽然他从人贩子手里买下我是犯法的，虽然他把我从父母身边带走是自私的行为，但他多年来对我的父爱是卑微而深沉的，丝毫不逊于我的亲生父亲！

面对用尽全力爱着我的养父，我对他的恨是如此的无知和冷酷！想到这里，我泪流满面……

第二天，我把养父生病的事情告诉了父母，并要求回文村看望他，父母非常震惊，立刻答应了我的请求。

我和史蒂芬登上了前往衡阳的火车，途中，我第一次向史蒂芬讲述了自己的特殊经历。他握着我的手，感慨地说：“我美丽的中国姑娘，没想到你也有这么曲折的经历，我很佩服你的养父，我们一起为他做点事吧！”我点点头，心也飞向了许久不见的文村……

六年后，养父的土坯房已经更加破败。养父坐在门前的凳子上打瞌睡，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皱纹，一脸无精打采的样子。当我轻轻叫他时，他睁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说：“慧慧？我在做梦吗？”我把史蒂芬介绍给他。养父急忙给他找来凳子，给他倒了茶，然后拉着我的胳膊，上下打量着我，仿佛生怕他一松手，我就会再次消失。

我发现他裸露的手臂上长了一颗很大的黑痣，边缘红肿溃烂，我心疼得想撸起养父的袖子仔细检查他的病情。

但他却赶紧把手插进袖子里，焦急地说：“慧慧，是不是被吓坏了？别担心，医生说不会传染的。”在我面前，养父总是把自己放得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的爱却在尘埃里绽放，那么灿烂耀眼。我的鼻子酸酸的，我紧紧地抱住了养父，哽咽地说：“爸爸，对不起！”

当晚我就打电话给我爸，想带他去江西治病，我爸沉默了许久，才缓缓的说：“孩子，我和你妈也怨恨你的养父，毕竟他让我们找了你12年。”

但这些年，我们渐渐在你身上看到很多让我们惊讶的优秀品质，也意识到你遇到这样的养父是因祸得福。我们也看到你对养父有怨恨，希望你能原谅他，但这需要你自己的努力。我们很高兴你终于懂得了感恩。

于是，父母郑重地说：“我们支持你的决定！”父亲的话让我抛开了一切顾虑，第二天我就带着养父坐上了去南昌的火车。

南昌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复查结果更是不容乐观——恶性黑色素瘤已发展至中晚期，并有局部扩散，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尽快手术。我丝毫不敢拖延，把在美国留学时奖学金和勤工俭学攒下的五万块钱全部花光了。

7月13日，养父接受了手术，切除了病灶，但为了彻底消除体内的癌细胞，他还要经历漫长的化疗过程。

经过两次化疗，养父体内的癌细胞虽然得到了控制，但身体却越来越虚弱，稍微吹一下冷风就会发烧，然后再次陷入昏迷。

医生遗憾地说道：目前抗癌药物无法实现靶向治疗，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杀死人体自身的健康细胞。对于复发程度极高的恶性黑色素瘤，手术的预后并不理想。我失声问道：“最多能坚持多久？”医生遗憾地回答：“五年。”

养父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看到我，努力挤出笑容，用嘶哑的声音说：“女儿，多亏了你，我这辈子才能住进这么漂亮的房间。”我强忍着泪水，握住养父干涸的手，恨自己读书这么多年，却没法为他的病做点什么。

暑假即将结束，导师催促我和史蒂芬回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此时高昂的医疗费用和药物的副作用也让养父对治疗失去了信心，他收拾好行装，想要回到温村老家度过余生。

一时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看到我陷入困境，父母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打算把我的养父接回家，支付他的医疗费用，照顾他的生活。

养父握着父亲的手，既惭愧又感激，无言以对。父亲却由衷地说：“我们也要感谢你们帮助我们养育出这么优秀的女儿。”多年的隔阂终于化解，浓浓的亲情包围了大家。

回到美国后，我和史蒂芬在课余时间孜孜不倦地寻找治疗皮肤癌的方法。我了解到旧金山大学医学中心曾使用自身病毒制成的疫苗进行皮下注射，但效果不明显；而德国一家医院采用干扰素治疗，其副作用与放疗、化疗相差无几。

2016年9月，我终于发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东京大学工学部坂井实验室正在进行抗癌药物的研究，希望找到一种高分子材料来包裹抗癌药物，实现药物的全程监控和定向释放。

一旦找到这种物质，将有可能解决药物不能直达患处的难题，大大降低抗癌药物的副作用。研究报告特别指出，这一研究成果的最大受益者是皮肤癌患者。

我不是研究高分子材料的吗？如果我能亲自参与到这项研究中，救活养父的希望不是更大吗？想到这儿，我热血沸腾。

但史蒂芬提醒我：“堺研究所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研究设备，聚集了医学、设备、材料、化学等各个学科的顶尖人才，他们是否会接受我的申请还很难说。即使堺研究所接受了我，想要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也是非常困难的，可能需要五年、八年甚至十年才能拿到博士学位。”

史蒂芬说得对。选择去日本意味着放弃我在美国顺利的学业。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我对史蒂芬的爱也受到了考验。我必须在两条路之间做出选择。

经过三天三夜的痛苦挣扎，我最终决定冒险一试，因为我和史蒂芬都还年轻，未来还有很多选择，但对我的养父来说，这也许是我对他生命的最后一次赌博。

我找到导师，告诉他我面临的困难，并对不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表示歉意。没想到，导师听了我的倾诉后，不仅愿意让我去，还第一次给我写了推荐信！凭借这封非常重要的推荐信，我加入坂井实验室的申请顺利获批。

收到邀请的那天，我激动地给远在海外的养父打电话。我知道他完全听不懂我的专业术语，但他肯定明白，这个曾经叛逆的女儿想要拯救他。他哽咽地说：“谢谢你，我的女儿……爸爸有你真幸运。”

有了养父患病的激励，我准备到堺研究室报到后努力工作。但困难也随之而来：这个综合性研究团队，没有导师指导，所谓的研究，只是各个学科的精英们联合起来，将研究成果整合起来，定期在网上发布，共同推动项目的推进。

整个项目的公共资源就是一套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设备和一批专门做小鼠手术的实验者，而我作为一个新人，根本不懂怎么使用这些仪器，也没有固定的实验者可以配合。

养父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我只能靠自己。我拿着一本日语词典，研究这些不熟悉的仪器。幸好我足够努力，两个月后就掌握了如何使用这些设备。

于是，我开始尝试找一些发光的材料来包裹药物，这样药物进入人体后就能全程受到监控，有针对性地释放，减少对身体的副作用。这个想法其实很早以前就被别人实验过，但每次小白鼠实验得到的数据总是不稳定。

经过反复的研究和论证，我坚信这种发光材料一定能行，但需要一个技术娴熟的实验者配合我。为此，我找到了苏珊，她是实验室里最出色的小鼠手术专家，无数顶尖的小鼠实验都出自她的手。

当苏珊听说她要做发光材料的实验时，她表示反对。她说：“实验室里很多人都尝试过这种材料，但都失败了。我不想浪费宝贵的实验资源。我认为你应该选择一种新材料。即使它不起作用，你仍然可以写出一篇好的学术论文。”

“我告诉苏珊，我来到实验室，不是为了获得博士学位，也不是为了发表精彩的学术论文，而是为了一位远在千里之外，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我的养父。

听完我和养父的故事后，苏珊把手放在胸前，动情地说：“施，你真是个好女孩，我们开始吧！”

让我感动又惊喜的是，此时也申请加入了Sakai Lab，成为了我的助手！的加入，无疑是对我莫大的鼓励和帮助。

2016年12月，寻找发光材料的庞大实验项目启动，我和史蒂芬测试了一千多种材料，除了吃饭睡觉，我们几乎都待在实验室里。

我时不时给养父打电话告诉他我过得不错，他也说他感觉好多了。母亲私下告诉我，养父身体不好，只是为了不给我更多压力，所以才假装高兴。

原来是我和养父在互相安慰，我想笑，却笑不出来，突然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或许是上天保佑受了那么多苦的养父吧，2017年11月23日，发光聚合物纳米粒子在小白鼠身上试验成功了！

在显微镜下，我们用高分子材料把抗癌药物包裹成直径只有几十纳米的微粒，注射到小鼠体内。从仪器上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些发光的高分子胶束进入血液后，药物到达癌变部位后便从血管中渗出，并停留在癌细胞附近，持续发挥药效。

24小时后，癌细胞的数量显着降低，而其他免疫细胞没有明显的变化。

这意味着：一种具有临床意义的新反癌方法即将开发出来！

当我的父母和养父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不敢相信我的养父哭了起来，并一直说：“谢谢你，我的女儿。”

2017年12月，我的学术论文发表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牢房”中。

但是我没有时间思考这个研究结果可以带给我多少荣誉和奖励。

2018年1月，我负责通过Sakai实验室的审查，并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

2月12日，我将我的收养父亲带到了无数的放射疗法和化学疗法后，当我的助手和我的助手慢慢地将实验性的生物学剂推入了他的血管时，我的身体非常弱。

幸运的是，没有事故发生，抗癌药在我们预期的72小时不间断监测后，在收养父亲的身体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应，收养父亲身体中的癌细胞数量降低了20％，正常细胞没有对抗癌药物的反应显着响应。

这意味着：我的收养父亲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我的养父在医院的床上和平地睡在他身边，就像他活了下来时看着我的脸一样，他看着他的脸。

也许，我的养父一直在用自己的一生来使我成功：他的细致的护理和训练给了我一个“绑架的女孩”，这是我对他的怨恨的机会；

我的养父就像我家乡的黑土，谦虚而微不足道的，但是一棵高耸的树可以站在他的身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