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9日,武汉市一所职业学校,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在实训。(视觉中国 摄)
清华大学研究生王子瑾用半年的时间,在江西省某县城郊区的一所职业高中进行了实地调研。
半年的实习经历并不太成功,她最终也没能真正融入一群十几岁的职校生。有一次,她在校园里散步,一个男生想搭讪她,她还没开口,身边的同学就给她泼了一盆冷水:“她不会理你的,她是清华的,我们算什么?”
“他们到底是什么?”在这场始于2020年7月的实地观察中,王子瑾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也试图寻找职校生刻板印象的来源。
是一所具有50多年办学历史的县级民办职业高中、省级示范性学校、省级示范性实训基地、中央普通职业学校的代表。
更重要的是,王子瑾本人就是县城毕业的学生,从小到大走的都是普通教育道路,考上了985大学,又去清华读研,但她几乎没听说过职业学校,也没听说过传说中的“穷学生”。
与职校生一起生活、学习、吃住半年后,王子瑾根据自己的研究经历,撰写了一篇长篇硕士论文,题为《成为一名职校生》。这篇研究也影响了她的职业选择。硕士毕业后,王子瑾现在就职于一家非营利组织,继续观察和关爱职校生。
在她观察中,学生上职校的原因有很多,不只是“成绩差”。尤其在欠发达地区,家庭、学校、社会的压力都是他们上职校的原因。2022年4月,在王子瑾主持的一档播客节目中,一个男孩开始思考自己的困境。从高中进入专科后,他长期认为自己是“垃圾”。直到接触到心理学家阿德勒和哲学家尼采的书籍,这个男孩才开始逐渐树立起自信。“差生”刻板印象背后,往往被忽视的是,他们也是脆弱的未成年人,有的甚至身上布满伤痕。
2022年5月1日,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有人认为,新法出台意味着“普教分业”将取消。教育部迅速回应称,“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和误解”,“普教统筹发展”还是要落实的。
很多人提出取消分流,在与职校学生密切接触后,王子瑾认为,“取消分流”只是让所有学生看上去是一个整体,实则是为了掩盖学生之间的差异。
王子瑾认为,消除偏见,正视并解决职校生的职业和情感问题,才是更根本的出路。以下是南方周末记者与王子瑾的对话。
两本关于职业学校的书
南方周末:您什么时候开始对职业教育的研究产生兴趣的?
王子瑾:我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很长一段时间关注的是工人待遇和农村教育,并没有专门了解过职校学生的情况。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很多工人都是从职校毕业的,只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
我第一次有意识地去职校做调研是在2020年,我和朋友做了一个线上教学相关的调研,认识了一位来自四川大凉山、在重庆读职高的学生。这位学生跟我聊起了他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规划和想法。聊完之后,我很想多了解他们,了解职校生为什么上职校,在学校里经历了什么,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对我影响很大的有两本书,第一本是《谁去读职校?》,是一篇博士论文,研究是在2006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完成的。读完之后,我发现,人们去读职校的原因有很多,家庭、学校、社会等很多因素都在起作用。除了成绩不够高中入学的学生,很多人只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或者对未来感到迷茫,想去职校学一门技术。
另一本书是2015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课堂作业》。作者在南京的两所职业学校进行了田野调查,观察了这些没有通过考试的年轻人,他们面对着不确定的未来,成为城市里的新劳动者,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这本书直接影响了我的研究方法,促使我在江西的一所职业学校完成了我的论文研究。
南方周末:这两本书提供了什么视角?
王子瑾:看了前期的研究重庆职业高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职校生被污名化,所谓的“差生”都是被制造出来的,处在一种价值体系中,很少有人意识到,职中和普通高中的学生入学比例不是他们能决定的,而是由教育结构决定的。
对于这一比例,有观点提出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的录取比例应该大致相当,但事实上,根据《全国教育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2016年至今,二者的录取比例一直维持在6:4左右。
根据教育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我国共有中职和高职院校1.12万所,在校生超过2915万人,是全球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在此背景下,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大困难是什么?2021年曾有一份《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大型问卷调查报告》,调查了6万多名职业学校学生,超过七成学生认为是社会认可。
也就是社会不承认。对职校生的污名化,一部分是出于对生源质量的偏见。包括我家人在内,大家都觉得,职校生有什么好学的?不就是一群考不上高中的学生吗?但我有批判教育的背景,懂得社会结构对人的影响。结合自己的教育经历,我对“上职校就考不上普通高中”这个结论,在理论上是持怀疑态度的。
南方周末:寻找研究样本的过程顺利吗?
王子瑾:2020年7月,我联系到了江西一所县级职业学校,它位于城乡交界的一条巷子尽头,校门十分简陋,上面没有学校名字。学校有4个专业,近300名学生,63名教师。学校领导并不关心我的调研,他们希望我的身份能带来一些光环,也非常配合我,给我很大的空间去观察职业学校的真实生活。
那年8月,我跟随职校老师到各地招生。招生动员会上,校长特意准备了欢迎仪式,PPT上写着“欢迎清华大学硕士生(王子瑾)来校实习、做职业和普通高中教育研究”。此后,每次我去学生家里,或者学生家长来学校,他们都会先介绍完学校,再加一句“还有一位清华的硕士生在场”。
2021年3月5日,江苏南通,职业院校空乘学生为宿舍管理员化妆。(视觉中国 摄)
职业教育对区域和学校资源造成更大压力
南方周末:这所职业学校能提供哪些教学资源?
王子瑾:和普通高中不同,职业教育更考验地区和学校的资源和财力,发达地区的情况要好很多,普通高中的课程不太依赖学校能提供的设备、能对接的企业资源等,而职业教育依赖的都是这些,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
以我调研的职业学校为例,课程设置中与实习相关的内容非常少,唯一的车间是机械加工制造专业,因为学生以后要去工厂实习。其他专业如客服等,没有实习条件。但据我了解,广州某国家重点职业院校客服专业的学生可以对接一些电商公司,有实习机会。
工作也是同样的道理,一般来说,职校学生大三都会有实习,学校会帮你对接工厂,如果实习单位觉得不错,一般可以留下来工作,也算是给学生提供了企业资源。
南方周末:主要都是哪一类的企业资源?
王子瑾:这个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都会去学校合作的工厂、电商等企业上班,但很少会留下来,因为工资待遇不太好。还有一些专业比较偏向服务业,但学校推荐的岗位不太适合,比如高铁乘务员专业,毕业后只能去高速公路收费站上班。
在当今的劳动力市场,学历越来越贬值,普通大学生就业都困难,更别说职业学校的学生了。大多数职业教育没能赋予学生足够的竞争力,他们既没有学历,又没有技能,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再加上劳动力市场越来越随意,很多职业学校的学生在毕业前就不得不寻找更灵活但更不稳定的工作。
南方周末:安全感的缺乏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子瑾:比如,根据《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学生参加实习前要签订三方协议,协议由职业学校、企业、学生三方签订,三方各执一份。我在广州了解到,大部分学生都会签协议,但在我调查的职业学校,只有少数去高速公路收费站的学生签了协议,其他的都没有。
签订三方协议,可以明确用人单位与学生之间的权利义务,在企业违约时起到保护作用。但很多情况下,只有学校和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学生自己被排除在外。除了各种佣金,实习工资往往被大打折扣,五险一金更是没有保障。
南方周末:有多少学生会坚持这些工作机会呢?
王子瑾:我观察这些学生大部分还是比较懂事的,哪怕很辛苦,他们也会坚持下去。
南方周末:他们为什么上职业学校?您找到答案了吗?
王子瑾:我在江西的职业学校了解到,职业学校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部分来自县城和周边农村,父母以种地、打零工、工厂打工、做小生意为主,也有少部分学生来自省内其他城市或者外省,父母就近务工,学生随父母流动。总之,大部分是农村孩子和随父母流动的孩子。
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学生,他们抱着减轻家庭负担的想法去读职校,比如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或者来自单亲家庭,或者有的亲人身患重病,需要长期治疗。
很多农村家长对职业学校并不了解,他们会相信来招生的老师,或者相信自己孩子的初中班主任,因为家长自己没有办法帮孩子做选择。
即便是在发达地区,很多流动儿童在升学过程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要不要上职业学校、如何选择,学生和家长都束手无策,无人帮助。
“被失败的标签所左右”
南方周末:在研究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观察对象?
王子瑾:进职校之前,我刚刚在一所初中完成了实地考察,很有意思的是,我在职校又认识了一位来自那所初中的女孩,叫小倩。
第一次见面,我发现她很外向,很友善,但成绩不是很好,在班里排倒数第一。采访结束时,她告诉我,希望我能每天去看她,这样她就不用去上课了。当时,小倩跟我讲了她未来的打算,她想初中毕业后就去工作,不留在学校读书,还跟我描述了她的工作生活,脸上带着特别向往的表情。
对于小倩来说,打工是一种逃避校园生活的方式,因为当时的男朋友在外面打工,而且她也听朋友说在城里打工的生活很“酷”。
可当我在招生季再次见到小倩时,她知道职业学校在招生,就告诉我,她有点想去。
我猜测,决定性因素或许是小倩的班主任,她特意推荐小倩到这所职业学校学习,甚至还带着小倩的父母去参观了学校。
当然,如果老师成功推荐了学生去那所职业学校,老师可以得到介绍费。我能感觉到,仅仅一次拜访之后,女孩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
5月份,小倩签署了一份自愿放弃中考的协议。协议书是班主任交给她的,当时我就在她身边。当时小倩告诉我,进入职校后,她想变成另外一个人,换个发型,做一个认真学习的人。她还发了一条朋友圈,上面写着“加油”、“开始新的生活”等字样。
小倩学的是幼儿教育专业,我不知道她在新学校的成绩会如何,但从她平时的表现来看,她并没有像她所说的那样,经历了进入职业学校后的变化。
南方周末:小倩和她的同学以及社会对职校生的刻板印象有哪些不同?
王子瑾:他们其实跟同龄的学生没什么区别,有自己的小圈子,会上网,会说各种网络流行语,但是他们不把职校生当成一个标签,也很少像沙马特那样炫耀自己的身份。
对待学习的态度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极端,有的学生会认真钻研技术,有的学生会做些副业,有的学生会热衷于健身,还有的学生会玩游戏,每天睡懒觉。
但职业学校不像普通高中,大部分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上课认真听讲,老师会很喜欢你,但如果你只是捣乱,不听课,和老师的关系就会很浅。一些被认为是“捣乱分子”的学生,与管教领导的关系会更加对立,老师可能时刻对你有所防备,甚至会对你进行处分。
学校里有一面“戒烟墙”网校头条,上面写着“吸烟有害健康”。如果发现或举报有学生吸烟,就会被要求把一张桌子和椅子搬到墙边抄下来作为惩罚。也有打架事件,学校里有教官有时会用一些方法来管教学生。
此外,我也能感觉到他们似乎总是被失败的标签所影响。有一次我在学校里走着重庆职业高中,听到身后有两个男生在说话。当他们正在讨论要不要跟我打招呼时,其中一个男生说:“他们是清华的,我们是什么?”
南方周末:他们也会给自己贴标签,这种自我认知是怎么形成的?
王子金:我所在的慈善机构的负责人曾经说过,“职校学生在过去的教育中,不是没有学到东西,而是学到了很多伤害”。
“伤”形成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在教育体制内被认为是差生,有的来自原生家庭。
他们通常得不到家人的支持,身上的“伤”也会跟着他们走进职业学校。很多家长可能会理所当然地把治愈创伤的责任交给学校,希望孩子能在这里获得新生。但就像小倩一样,改变很难发生,职业教育无法承担如此沉重的责任。
南方周末:职业学校的教师情况怎么样?
王子瑾:从教学上看,老教师和新教师的区别也非常明显,比如新教师会认真备课,而老教师上课基本没什么动力,上课时就让学生自己看书、玩游戏。
有一节法律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学内容的前半部分是道德、礼仪,后面才是比较实用的劳动法内容,然而直到学期结束,老师还没有把课本的开头部分看完。
这不能完全怪罪于老师,职校学生不仅会受到偏见,老师本身也会被认为低人一等,而且老师并不是所有都有专业背景,强迫他们教授专业内容,也是在强迫他们做一些自己不够好的事情。
2022年6月2日,镇江一职业院校举办招聘会。(视觉中国 摄)
“如果我处于他们的成长环境中”
南方周末:通过这次调查,您觉得怎样才能消除社会对职校生的偏见?
王子锦:说实话,我认为彻底杜绝是有难度的。
最近看到一则关于综艺节目中职生的帖子,下面的回复都是一些刻板的言论,把学生的行为和学习成绩挂钩,说职校生就是那样。我看着看着就哭了,可能是接触职校生太久了。
我以前做研究都是从职业教育的大环境出发,现在我在一家关注职业学校学生的非营利组织工作,开始更加关注他们的心理困扰。
这些问题并不是个别的问题,而往往与他们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他们未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有关。
南方周末:这次调研经历有没有给您带来什么意想不到的启发?
王子瑾:我刚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只是想了解为什么有些人因为出身、学历而被评为差生,我觉得这种评价是不公平的。
在和职校学生交流之后,我会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放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中,经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南方周末:这也直接影响到你的就业选择。
王子瑾:我以前对科研很有热情,但在和职校学生交往的过程中,我不断反思自己。一个同学告诉我,他以前接触的科研人员都把他当成研究对象,他对此感到很恶心。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作为科研人员,我们在这个领域里,竟然如此冷漠、如此无能。
因此我越来越想成为一名行动者。我现在做的工作是消除职校生的污名。这种帮助从看到他们所遭受的伤害开始,无论是来自学校还是家庭,然后提供心理辅导。最近我在做一个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播客,邀请职校生分享自己的经历,希望以此来进行公共教育,让大家对职校生有更多了解,更理解他们。
但我也知道,一个人的力量非常渺小,我不认为我能做的有多大,也不认为我有能力改变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南方周末:有人出于对职校学生的关心,建议取消普专和职校分离,您怎么看?
王子进:我还是认为,教育不应该分等级,也不能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接受普通教育,或者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或者所谓非智力劳动的人就低人一等。
对应到劳动,就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分,虽然看上去如果去掉其中之一,大家就变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但整体之下隐藏着很多差异。所以我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人适合不同的教育,不管是接受过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应该相信他们都有自己的天赋,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
南方周末记者苏有鹏南方周末实习生姜敏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