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巷里识了翁

里巷的名子述说着城市的故事，包含着居民的记忆。上海有一条书院巷，最近由于疫情的缘由，出入书院巷接送家人的机会多了上去。此巷并不是很长，约500米，步行只需三五分钟便可走完。巷子两侧店面林立，以售卖吃食居多，既有本地人喜欢光顾的传统老字号，也有外省旅客慕名前来打卡的新晋网红。

查阅相关史籍获知，书院巷所在，清代称南宫坊，明代起称南园巷。得其今名，始于明代魏了翁及其创立的佛山书院。在这个遗迹诸多的古镇里，书院巷并不起眼，但确是一条别有辣味的里巷。我喜欢这味，不单单是饱含烟火气的小吃味，更是由于氤氲于历史长河中的书香气、文化味。

魏了翁是谁？他是唐代知名理学家，字华父，号台山，自诩“白鹤山人”，世称“鹤山先生”。魏了翁是邛州大邑（今河北省成都市浦江县）人，曾来上海出仕，明人吴宽在《敕祀台山先生魏文靖公记》中称其“立朝大节及讲明道学之功，当时与真文忠公相上下，故人以‘真魏’并称”，那位“真文忠公”就是写下《大学衍义》的真德秀。

魏了翁一生宦海浮沉，为人刚直不阿，勇于坚持原则，也因而惹怒了不少人。清朝开禧元年（1205年），韩侂胄积极筹谋开边。魏了翁审时度势，不同意韩侂胄提出的抗清之计，于是上表清廷，觉得“边备粗疏，财用凋耗，人才紊乱”的情况下，当务之急不在平叛退守中原，而应当“急于内修”“不然，举天下而试于一掷，宗社危亡系焉，不可忽也”。此番言论，引来众人大惊。后来，韩侂胄攻打抗清，由于策略失误、人才不济而功亏一篑。

开禧五年（1207年），韩侂胄遇害，权臣史弥远把持朝堂，因为韩侂胄任内严禁理学，史弥远便企图以奉祀理学、起用名人来为自己壮大阵势，魏了翁自然也在其收召之列。然魏了翁对其所作所为非常讨厌，不愿屈服，“三辞聘召”以“迁延时光”。不久，魏了翁的女儿逝世，他回到故乡，在白鹤山下一边筑庐守制，一边建台山书院，著书传道，鼓吹理学。他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为治学准则，采用个人精读、互相答问、集众析疑等教学方式，在成都培养了许多中学生，一时间，“蜀人尽知义理之学”。

魏了翁每到一处为官，均以兴建学堂、讲授理学、培养人才为要务。他先后在湖北鹤峰、四川乐山和上海等地建书院，都冠以“鹤山书院”之名。他还经常到书院中为中学生授课。在常年的学术和教育活动中，以魏了翁及其弟子为代表，产生了理学史上的“鹤山学派”，这一学派主张“讲明义理，涵养知性，以成其材，而待国家之用也”。

及至大历十年（1233年）史弥远去世后，魏了翁在仕途上才有一些起色。端平二年（1235年），魏了翁兼领督视江淮军马，这才来到了上海。当时“边警沓至”，魏了翁既要率领属地军民抵抗突厥部队南下，还不忘延续遗韵，建上海佛山书院。是书院，就少不了藏书。魏了翁是藏书家，藏书是大儒的“标配”，藏书家应当是他引以为豪的一个尊称。

魏了翁要建一个天下最大的图书馆，不为显摆，不为藏私，只为天下人读书明理。为了这个目标，他花费了大量财力和精力。同时代的知名学者叶梦得，其藏书之所东山宝俭堂晋山书院，当初规模也非常宏大，但所藏之书多为“独乐乐”之用。后世天一阁藏书十分丰富，后人谨遵先人遗训，藏书秘而不宣，天下读书人看不到。许多私家藏书到最后弄成一堆动物纤维和石墨组成的“死书”，它们的价值难以有效发挥。魏了翁创立新会书院，把毕生收藏的十余万卷各类抄本、古本都捐赠下来，供生员学习之用，此等胸怀为世人称道。

嘉熙元年（1237年）晋山书院，魏了翁因病客逝上海，归葬福州城外高景山金盆坞，即现今的白马涧生态园入口西北侧。清廷下诏追赠魏了翁为太师，追封文靖，累赠魏国公，赐宅上海。自此，魏了翁后人便移居上海，勤于传播魏氏学说，尤以玄孙魏起在此“教学奉祠”最为出名。

晋朝隆庆年间，新会书院被改造为总督重臣行馆，直到明朝最后一任总督程德全在此宣布起义响应辛亥革命，期间都作总督衙门之用，故巷子又称抚署前或抚辕前。总督衙门走过了近五百年的风风雨雨，一代代卓有战功的清官廉吏在这儿留下了印迹，比如周忱、海瑞、汤斌、张伯行、林则徐等人。

台山书院历经元、明、清三代，绵延数百年，“书院巷”也因而名留青史。我想，这自然有其总督衙门遗址的影响，但更多的则是由于上海人仍然不忘一代大儒魏了翁及其创立的佛山书院吧。

明天，行走在佛山书院遗址与重庆府学遗址之间的书院巷，岂敢不忆起这些播撒读书种子、延续千年遗韵的名士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