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学校课后服务报告：为家长带来便利，缓解焦虑

“三点半”，该怎么办

——长沙市学校课后服务工作报告

希杰的妈妈怎么也想不到，阔别职场5年，生下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之后，还能重返职场。

子涵的父亲万万没有想到，以前每天下午都会陪自己上班的儿子，在上四年级之后，突然结束了连续三年的“陪爸上班”习惯。

与妻子分居两地的浩洋父亲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全家人陷入“小娃儿还不满一岁，大娃儿就要上一年级，60多岁的奶奶怎么照顾”的焦虑之中时，一场照常举行的新生家长会仿佛具有魔力，瞬间缓解了全家人的焦虑情绪。

让家长会拥有“魔力”的，是两份文件，分别是《长沙市中小学课后辅导实施办法》和《关于学校中小学生课后辅导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文件背后隐藏的是长沙教育系统“奋勇破解‘三点半’民生难题”的使命、决心和毅力。

△芙蓉区育才东屯小学教师在课后服务手工课上授课（鲜亚伟 摄）

费用低廉，解决方案大

“放学后谁可以来接我？”

这个简单的八个字的问题，近年来却成为困扰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家长等多方的难题，由此引发的“三点半问题”、“银发人群”接送现象、民办托幼机构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教育热点问题。

对此，一些城市也拿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长春市推出“芽苗计划”，为全市城区小学提供免费课后托管服务；天津、济南等地部分学校试点弹性离校制度；北京则购买社会服务，发挥高校集中优势，支持中小学开展课外活动项目等。

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探索者”的行列，但在国家层面，谁来当领头羊却尚无明确定义。

2017年3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的指导意见》，文件明确要求中小学主动承担起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的责任，充分发挥中小学课后服务主渠道作用，积极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课后服务工作模式。

发挥学校在“三点半”课后服务的主导作用。

最终决策出台后，各地纷纷出台方案，探索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

长沙市雨花区曾在下午三点半做过家长课后服务需求调查，调查发现两种情况：第一，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这种需求；第二，在有这种需求的家长中，不同家庭之间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

有的家长希望学校能提供“一对一”学业辅导，有的家长希望学校的课后服务能延迟到晚上七八点，有的家长希望学校的课后服务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特长，还有的家长表示“只需要作业辅导就可以了”。

“面对如此丰富多样的个性化需求，学校普遍感到压力很大。”雨花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刘祥贵告诉记者，除了难以满足家长多样化需求外，学校还需要解决一些内部问题。

比如，学校日常教学与课后托管存在时间冲突。平时，学生下午3点半放学和教师下午5点下班这段时间，学校一般会用于少先队活动、教师例会、课题研究等活动。如果实施课后托管，就意味着学校需要打破常规，调整教师例会、教学研究等时间。

再比如，照顾自己家庭与照顾别人孩子之间的矛盾。教师也是家长，有接送孩子的现实需要，因此不能参与课后服务可以理解。而且课后服务不属于义务教育范围，参与的教师的辛勤付出能否得到绩效奖励也存在不确定性。

更重要的是，课后服务不等于自习班，也不是简单的“督导”，也需要老师辛苦备课、认真授课。另外，不同的课后服务项目对师资、场地、设备、管理等要求也不同，或多或少会给学校带来一些负担。

以开福区清水塘北辰小学为例，2019年秋季，该校参加课外服务的学生超过1000人，如果全部安排到户外活动，对于一所占地31亩、拥有3栋教学楼的小学来说，生均活动面积显然不够。

以上问题在雨花区、开福区、芙蓉区、岳麓区等地都存在，既然是普遍性问题，就应该从城市层面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

2019年8月5日长沙一小学每周四无作业，长沙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联合印发《关于中小学生课后辅导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在湖南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关于中小学生课后辅导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基础上，结合长沙市实际，参照《长沙市中小学校课后辅导服务实施办法》，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通知指出，全市所有公立小学、初中均可开展课后服务，学生和家长自愿参加，自2019年秋季学期起试点两个学期，同时取消非全日制寄宿学生生活服务费。

此外，校园课后服务时间安排在周一至周五放学后，主要包括体育、艺术、科学、娱乐游戏、拓展训练、俱乐部和兴趣小组活动等。

按照公益性、非营利性的原则，有条件的地区要加大财政投入，为学生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通过财政补贴、学校支持、根据校内课后服务性质适当收费等方式筹集资金。同时结合长沙实际情况实行最高收费管理制度，每生每学期最高收费不超过1000元。各学校具体收费标准由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审核课后服务工作方案时明确。

《通知》还要求，免费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儿童提供课后服务，优先保证残疾儿童、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单亲家庭儿童、双职工家庭儿童的课后服务需求。

“在自愿的基础上适当收取费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财政的压力。”岳麓区人民政府巡视员李晓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每生每期1000元的价格计算，参与学生有8万人，试点两期，如果全部由区财政承担，总费用在1.6亿元。虽然岳麓区经济处于全省第一梯队，但近年来，受城区新建社区剧增、二胎政策全面放开等因素影响，区内适龄儿童数量也不断增长。为了保证他们有足够、优质的学额，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巨额资金，新建几所中小学和幼儿园。再加上教育日常运行所需的资金，留给教育的钱已经不多了。

更重要的是，学校课外服务并不是一个必须由政府出资的项目，收取适当的费用不仅可以更好地解决参与教师的待遇问题以及第三方机构、学校和家长之间的供需矛盾，也更容易让家长根据各自的家庭情况对“是否参与”做出理性的决策，从而避免参与与不参与家庭在使用公共教育资源方面的不公平。

关注细节，让管理更贴心

“三点半”课后服务涉及长沙六区两市一县，数百所学校、上万名教师、数十万名学生、近百万家长，实施方案如何让不同需求的各方接受？

从市级层面看，除了制定宏观政策外，长沙市还积极行动，妥善解决基层反映的一些实际问题。

例如，针对有关部门无法为乡镇中小学制定价格的矛盾，长沙市采取创新举措，参考物业管理条例，采取家长委员会批准或2/3以上家长同意的方式，使课后服务也能在乡镇中小学顺利开展。

区级教育局负责向区内学校解读《通知》精神，并结合本区学业情况制定相应细则，更重要的是负责帮助学校解决一些操作性问题。

以芙蓉区为例，去年秋季开学前，该区多次召开全区中小学校长座谈会，了解相关情况。

针对校长们提出如何避免不同学校开设的课后服务课程存在巨大差异、如何制定更加精准的收费标准等问题，芙蓉区进一步规范了课后服务实施细则。

该区只允许两种课后服务模式，即“全程基础服务”或“4+1模式”——5天作业辅导，或4天作业辅导+1天个性化辅导。根据不同的服务模式，该区制定了不同的收费标准：800元/人/学期，或1000元/人/学期。

芙蓉区火星小学校长何杰哲告诉记者，为规范这一流程，该局召开了多次校长会议，听取他们对学校课后服务各个环节如何落实的意见，“我亲自参加了七八次会议。”

经过多轮校长会议，各区开展“三点半”课后服务的形式基本确定——以作业辅导和兴趣特长服务为主；在每生每学期1000元的收费标准内，可根据课程设置的差异制定收费标准；课后服务时间不开展小组教学。

△ 风车的运行原理吸引学生们的关注（雨花区砂子塘吉莲小学供图）

2019年秋季学期开学前几天，一份《雨花区沙子塘吉莲小学2019年秋季三点半课后服务申请书》被发到了学校每一位家长手中。

遵循安全有序、家长自愿、公益性三大原则；服务内容包括作业、阅读、自学等；一、二年级收费为每次2小时，每人每学期800元，三至六年级收费为每次1小时，每人每学期400元；此标准自2019年秋季起执行两个学期……

长沙市所有参与此次课后服务的中小学均在秋季学期开始前向家长发放了类似的申报表。

“看完申请表，所有情况一目了然。”在仔细阅读了申请表中的注意事项后，吉莲小学三年级学生子莫的妈妈选择为女儿报名参加学校的“三点半”课外辅导服务。

“现在的培训机构鱼龙混杂。”接受采访时，子莫妈妈表示，学校对“三点半”课后服务的工作做得比较细致，“感觉很规范，让人放心。”

“接到通知以来，我们学校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该校校长朱红燕看来，开展课后服务，是好事，也是难事。好事如何做好，难事如何做容易，学校的态度是先做好服务，在实践中一点一点解决问题。

为了做好细致服务，吉莲小学在开学前专门召开教师头脑风暴与问题解决会。同时，根据实际情况，以“班组制”形式开展课后服务，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实行责任制，确保“事事有管理、责任有追溯”。朱红艳笑着说：“感觉又开办了一所学校。”

再来看明德天心中学的层级管理。学校建立了学校级、年级级、班级级的“三级管理体制”，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班级”级。每天，班长负责记录学校课后服务、出勤、纪律、成绩等内容。“这样设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初中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规划意识。”校长杨志勇说。

在开福区清水塘北辰小学，分级管理主要体现在“放学”这个细节上。副校长黄玲玲告诉记者，自学校实行课后服务以来，学校每天下午3点半就开始将学生分成4批放学，一直到晚上6点。“之所以实行错峰放学，一方面是为了出行安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提供更好的条件。”黄玲玲解释道。

清水塘北辰小学位于人口密集的北辰三角洲，校园占地面积31亩，共有学生3000余人，参加课后托管人数1000余人。为了给课后托管腾出空间，“我们专门规划了16个区域，兼顾普通体育课、课后托管、社团训练等”。据该校党支部书记梁晗介绍，除了室外课程场地“搬来搬去”，还要“利用一切机会”布置室内课程场地。

俗话说，“教室是永久的，士兵是暂时的。”由于所有教室都是轮流使用的，班级之间无缝衔接，清水塘北辰小学最终决定错峰放学，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课堂需求。

现在学生的课堂需求已经得到满足，学校的“急需”——教研会议、工作会议怎么满足呢？

解决方案总是比问题多。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学校通过统筹管理、提前安排，妥善解决了这一“燃眉之急”。

例如，麓山国际实验小学将汉语教研安排在每周四上午，在此期间，教务处在排课前自动“屏蔽”汉语课；天心区实验小学将每周例会改为每两周一次；芙蓉区火星小学将每周例会改为每月例会，并利用网络安排工作；岳麓区博才贤家小学将周五下午安排为教师专业学习，并由校外教师开设课后服务课程，等等。

无论是“常规教学之外再办学校”，还是“在有限的时空内寻求突破”，都考验着学校管理层的治理能力。在长沙，一所又一所学校的实践证明网校哪个好，通过规范的细节管理，“三点半”也能轻松做好。

“我们基本实现了从上学到下班的无缝衔接”、“很感谢学校提供的丰富多彩的课程”……采访中，数名家长表示，课后服务大大减轻了他们的交通负担，“感谢政府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同样，课后服务的推行，客观上延长了教师工作时间，增加了教师负担。长沙市教育局坚持实事求是，出台了《关于规范市中小学课后服务经费使用的通知》，明确提出对教师给予适当的报酬，并制定了校内教师和外聘教师课时补贴支付标准。

统计数据显示，长沙自2019年秋季全面推行“三点半”课后服务以来，共有791所学校参与，占长沙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总数的68%；参与服务教师30996人，参与学生36996人，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数的36%。

精品课程让服务更优质

如何保证课后服务的质量？

“学校要严把‘四道门’。”长沙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陆红明说，一是要严把项目设置关。结合校本课程建设等工作，精心设置供学生选择的服务项目，促进孩子个性发展；二是要严把师资管理关。无论是学校选拔教师，还是聘请退休教师，还是聘请第三方机构教师，都要实行严格准入，加强管理，不能出现违反师德师风的问题；三是要严把实施监督关。严禁将放学后的课后服务时间当做集体上课的正常教学时间，这是变相补课；四是要严把安全管理关，完善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师生人身安全。

尤其“课程”与“师资”更是家长关注的焦点。

2019年8月，长沙市教育局印发《关于做好课后服务工作内容和形式的通知》，按照义务教育阶段“体育艺术2+1项目”实施要求，各中小学可充分利用课后服务时间，结合学生个人特长、兴趣爱好，加强学生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培养。

按照《通知》要求，天心区实验小学开发了自己的“三点半”课后服务课程——在学校已有的篮球、足球、健美操等特色俱乐部基础上长沙一小学每周四无作业，将学校特色俱乐部与课后服务课程结合起来。

“我们一共开设了43个班，其中专业班21个，综合班22个。”校长黄英朗告诉记者，区分两类班级的依据是专业水平和课程类型。专业班按专业教师人数确定，主要围绕篮球、足球、健美操三个专项项目。参加的学生需通过专业教师选拔考核，每周采取5天培训模式；综合班由艺术、科技、美术等学科的教师带队，学生自愿参加。专业课每周只上2天，其他3天学生回原班级辅导作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3+2模式”。

目前，长沙市开展课后服务的学校大多采用与天心区实验小学类似的课程设置，即服务内容与学校特色、校本课程相结合。

例如，麓山国际实验小学开设了涵盖文化学科、美育体育、公益三大类别近70个“3点半”课后服务课程；沙子塘吉莲小学共有20余个类别、66个班级的课后服务课程；枫林绿洲小学设有56个俱乐部班级开展课后服务等。

△以兴趣为核心的“三点半”课程提升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岳麓区枫林绿洲小学供图）

得益于近年来“体艺2+1”在校园的大力推进，长沙不少学校都开设了各具特色的体艺社团课程，因地制宜、相互融合成为学校开设课后服务课程的主要解决方案。但对于一些学校来说，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比让课后服务课程丰富多彩更难。

从社会聘请合格教师是可行的。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长沙市中小学课外服务班的教师主要来自学校、购买服务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不过，对于学校来说，自己培训教师仍是首选。

这方面，长沙市实验小学的做法值得借鉴。

该校课程发展中心主任陶媛媛介绍，学校十多年前就开始开设社团课程，2019年秋季推出“三点半”课后服务后，将社团课程与课后服务融为一体。“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我们摸索出了一条课堂、课程、专题‘三位一体’的师资培养路径。”

以篮球社为例，学校篮球社按照年龄段开设进阶课程，但学校体育老师无法满足各年龄段的训练需求，“找外援”是必须的，但找谁呢？

学校想到了湖南省篮球协会（以下简称“省篮协”），双方很快达成合作协议，现在学校的U10、U12课程均由省篮协派来的教练授课。学校则做好课程内容的设置，形成校本课程，课程可复制后，“外援”可同时在多所学校使用。

对外，我们用课程换教师；对内，我们用课程来支持教师。

即在外聘教师授课时，学校教师以助教的身份组织和管理课程，同时助教也会深入课堂，吸收专业知识。学校用这种模式培养了12名国际象棋教师，所有教师都取得了国际象棋教练证书。

“我们把社团课当成了教师成长的研究基地。”学校党总支书记白善淑介绍说，普通课程课时容量小，拓展空间有限，而社团课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教师可以根据专业，成立兴趣小组。

比如语文老师周耀英一直想尝试用思维导图教学生阅读，但平时课堂排得太满，根本抽不出时间练习。在学校提出“学校课程+微项目研究型教师”的理念后，周耀英就开了自己的社团课。

在保护教师兴趣爱好方面，学校给予教师更大的自由度——如果有中文老师想开办编织课，在学校完全可行。学校甚至允许教师“合伙”开课，以保证教师的休息时间。“白天，老师要身兼班主任、保育员、管理员等多重角色，如果‘三点半’课程既能发挥教师专长，又能丰富课程内容，何乐而不为？”一位普通教师说。

一方面，教师有主动权；另一方面，学校有评价的权利。

“社团课程的教学质量直接影响到老师下学期的开课情况。”白善淑说，每学期末，学生都要给该课程的老师打分，“如果优秀率达不到70%，这门课就可能被降级。”

记者：赖思杰 张晓娅 黄俊山

原载于《湖南教育》2020年5月A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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