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毕业生的现状：被忽视的就业主力军，未来何去何从？

事实并非如此，2020年，我国应届毕业生人数达874万，其中重点高校学生仅占很小比例，“大学生”身份所涵盖的庞大人群，大多由二本以上院校学生构成。

受多重因素影响，今年大学生就业形势异常严峻，而作为就业主力军的二本院校毕业生的现状却很少受到关注，甚至不少二本院校毕业生在自己眼中前途一片模糊。

在各类就业调查报告中，“二本院校”一词被并入“双一流”高校以外的“地方本科院校”，生活、学习在其中的年轻人成为舆论场上沉默的大多数。

不可抗力将今年就业困难推至顶峰。/图虫创意

前段时间，广东F学院老师黄登出版了《我的二中生》一书，他以自己15年一线教学经验、对4500余名学生的长期观察和十余年的跟踪走访，勾勒出中国年轻人最常见的成长路径。

她们历经应试教育的磨难，高考落选，经历无数次就业挫折和社会打击，在人生的不同路口分道扬镳，最终与社会碰撞、奋斗、跌跌撞撞，融入生活的洪流之中。

有人说，他们是中国当前转型时期最悲哀、最迷茫的一群人。“二本大学生是中国最基本的背景，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黄登老师说。

黄登的《我的二等学生》

夹缝中的就业

去年6月，毕业一年多的余子辞去了深圳一家银行的“铁饭碗”。

正如网上无数声称终于“逃离银行”的年轻人一样，余子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因为她的学历只是二本院校出身。

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辗转反侧，越压抑越强烈的不甘，高考选专业时的梦想……这一切原因，无形中拉着她递交了辞呈。

今年刚满23岁的丁毅，同样是二本专科毕业网校哪个好，也在银行上班，还在努力奋斗。今年6月，他抓住来之不易的升职机会，从柜员转行做大堂经理，但工作几个月后，他开始考虑是否辞职。

或许是因为城市的差异，在银行呆了一年多，丁一的月收入远不及在深圳的余子，晋升机会也寥寥无几，每天还要在狭小的地方处理无数复杂的人际关系。

丁毅自己粗略估算了一下中国所有二本大学，他所在的银行每年招聘的应届毕业生中，有20%到30%的人会在不久后选择辞职。

“银行业是一个离开容易，回来难的地方。”这些告别银行的年轻人，做出了一个无法回头的职业选择。

微博超级话题#今日你从银行已收#阅读量突破1亿。 /图虫创意

据麦克斯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0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9年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明显下降，同比下降1.4%。

史上最难的毕业季，迎面袭来的是海量的毕业生，疫情影响下，大量企业裁员、缩减招聘，而最先感受到寒意的往往是二线大学生。

南开大学几年前就做过一个二本院校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调查，结果显示，二本院校毕业生的签约率不仅远低于重点高校毕业生，而且也低于三本院校毕业生：

不言而喻，一线学生整体就业竞争力明显高于二线学生，三线学生的家庭背景普遍更好，这对他们的就业和未来也有利。

二本院校的学生夹在中间，没有原生家庭的经济和社会支持，又受制于有限的教育资源，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被无情地淘汰。“自主选择就业”四个字，恰恰忽略了二本院校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遭遇的结构性不平等。

二线大学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中处于夹缝中。/图虫创意

黄登教的2019届毕业生就业情况去年也一般，来自湛江遂溪的梅娅进入了广州一家公交公司，是班上为数不多进入事业单位就业的学生之一。

得益于广东F学院特殊的金融属性，往年不少非金融专业的学生也能进入银行就职，但这一比例已经明显减少，更多情况下，学生无奈进入一些小型媒体公司或者微型企业，从事对公账户运营等边缘工作。

教育行业一直是本科毕业生的热门行业，由于近年来中小学课外辅导班的火爆，每年都有一批“黄灯班”学生进入教育培训机构，2013级的陈雪就是其中之一。

经过层层选拔和培训，毕业后陈雪成功进入新东方当老师，竞争对手有985、211高校的本科生，甚至还有研究生，这种“同台竞技”让她心里很安慰。

但不久之后，陈雪就发现，虽然自己凭借能力获得了工作机会，但却因为自己来自二本院校而被降职为一名普通教师。

尽管有种种不如意，但雨子、美雅和陈雪的就业成绩已是同龄人中最好的了。更多来自二本院校的学生仍在苦苦挣扎。

黄登的另一名学生何文秀毕业后在珠三角各家公司工作过，做过文员、外贸等工作。后来，她因为老板的无理要求而愤然辞职。辞职后，她迷茫无助了许久。快三个月过去了，何文秀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每天上网投简历，去面试，心里很失落，身心疲惫，晚上睡不着觉，害怕明天睁开眼睛面对新的一天，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有时候心情很压抑，半夜睁开眼睛就哭。这种情况真的让人心痛。有时候，我悲观地觉得自己的人生走到了尽头。而别人过得又那么好，我又很难过。为什么我不能像别人一样过得好？为什么我要像现在这样悲惨？”文秀在与黄登老师的邮件交流中写道。

这是她患上抑郁症之前为数不多的情感宣泄方式之一。

找一份好工作对一些人来说是小菜一碟，但对很多人来说却是一座大山。/《100元爱情》

何文秀代表了众多二本院校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的共同经历。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起，他们就被无情地告知找工作很难，但直到真正被扔进劳动力市场，才真正感受到这种压力的残酷和沉重。

就业压力往往并不简单指是否有企业愿意跟自己签三方协议，而是更进一步：作为一名二本院校的学生，能否找到一份让自己有尊严、父母也觉得“可以接受”的工作。

从宏观统计数据来看，二本院校学生的就业率与重点大学、甚至985、211学生相当，但数据之外的就业质量却相差甚远，很多二本院校学生毕业后并不能马上找到满意的工作，以至于很多人毕业多年后仍在跳槽、转行、混日子中挣扎。

据黄登介绍，他这些年带过的学生中，只有一两位在第一份工作上坚持下来。个人发展空间不足、薪资福利低、公司的管理制度和文化与自己不符，都是他们辞职的原因。

不可否认的是，学历是这些二流大学生的首要限制，学历从一开始就设下了天花板，而单凭个人努力又谈何容易突破这层透明的天花板？

离开银行后，余子在家里待了一年多，最终在广州一家传媒公司找到了一份对公账户操作员的工作。银行复杂的工作环境让她养成了细心的工作态度和坚韧不拔的性格，得到了新领导的赏识。

与此同时，同样被银行系统捆绑的丁毅，却因离职时需支付的1万多元违约金而迟迟无法下定决心。

在新东方工作多年的陈雪，经历了一年又一年的招生季，厌倦了教育机构给家长们带来的焦虑感。原本想当老师的梦想，在现实的压力下悄然改变。在经历了职场生活后，陈雪坚定地说：“如果我以后有孩子，我肯定不会让他们去报班。”

更多二本院校学生的结局也和何文秀一样，从来没有过从天而降的工作机会，人生无惊喜，无喜悦。他们漫长的人生，或许从多年前高考落榜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再也不会有更多突破。

培训机构之间的恶性竞争，最终还是要由家长和孩子来承担。/图虫创意

“工人”受伤

二流大学学生与学历的斗争并不会因为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而结束，求职或许才刚刚开始。

因为在入学时就知道学历会限制自己未来的就业，所以很多二本院校的学生很早就学会了“认命”，尝试在学历以外的领域规划自己的未来。

振芳毕业四年来换了五份工作，回顾过往的工作经历，她觉得自己一直处于“随时可以被取代”的状态。

作为广东某知名二本院校新闻专业的学生，​​振芳早在求学时期就开始了媒体实习，为日后就业打下基础。

从大四开始，她在广东的各个传统媒体实习，包括报纸、杂志、地方电视台等，每一次实习她都十分努力，力争拿到正式职位，但每次都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令振芳印象最深的是她入职Y晚报时，与时任该报总编辑的一次对话，总编辑说：“你这个人很好，可惜来的不是时候。”就这样委婉地拒绝了她。

除了自身的努力，找工作也需要一些运气。/“那轻松一代呢”

“2015年传统媒体没落，整个行业环境都不太好，我的能力又不足以帮他破格录取。”事后，振芳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她不想把成绩不好归咎于自己二流的学历。

尽管如此，她还是从各种“传言”中强烈地感受到，二流大学学历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来说，是一种限制。

振芳的同学李涛毕业后也在广州一家传媒公司就职，有职业体系，工作稳定，但每次聚会，李涛都会向振芳抱怨自己的工作“工作量大，工资低”。

更让人郁闷的是，单位的奖励、晋升往往与员工在校期间的表现挂钩。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李涛总有一种自卑感。“我们学校不太重视比赛和奖励，通常都是悄无声息地发生的，我们学生根本不知道。”振芳说。

在网络时代，看似人人平等的信息资源也成为二本院校学生面临的枷锁之一。

学历证书的背后是学术资源的全面滞后，从高质量的学术讲座，到学校对课外活动提供的资金支持，再到学生是否能通过各种“弱关系”获得各类学科竞赛的通知。

重点大学的学生享有的学术资源是二流大学学生无法比拟的。/图虫创意

黄登老师结合自己十多年的教学经验认为“二本院校的大学氛围，越来越像就业压力极强的职业院校了”。

学生一进入学校就会习惯这种氛围——因为这所学校是他们必须做出的选择，所以他们自然不会抱有很高的期望。

另一方面，在就业率指标的压力下，学校会默默迎合学生的期待，给学生安排各种非专业技能课程，把学生的课表填满，只希望学生离开学校之后，马上就有企业抢着来招人，这样也算是“练兵有成”。

学生的就业焦虑和学校的评级需求之间存在着无形的因果关系。

但更多的时候，学生在学校接受到的知识培训与未来工作岗位的要求是脱节的，这种教育供需矛盾普遍存在于各级各类高校，无论是一本、二本、三本，还是专科。

因此，最终的解决办法还是年轻人自己找：选择自己的职业，更加努力地工作。一旦这样的努力失败，大部分的指责和标签就会落在个人身上，比如“可悲”、“欲望低”、“废物”……

年轻人称自己为“废物”，是对无力改变现状的心理适应。/“我在一家黑人公司工作，我坚持不下去了”

体制的无助并不总是能够通过个体的觉醒和努力来克服，在困境中挣扎找不到出路的年轻人很容易患上抑郁症。

像余子、陈雪、真芳这样有危机感、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或许能够闯出名堂，但那些浑浑噩噩的“后进生”们，面临的人生却只会越来越窄。

黄登老师担任班主任期间，最核心的工作之一，就是配合辅导员做好所谓“后进生”的思想工作。

“他们逃课、考试不及格、不愿意打扫卫生、不满意被迫听课、不认同学校的诸多评价机制，以一种让辅导员头疼的方式，保留着凝聚在叛逆气质中的活力。”在《我的二流学生》这本书里，这些孩子都被用最原始的方式记录了下来。

在校期间，这些学生常常沉迷于网络小说和游戏，或许是为了掩饰自己对未来的焦虑。但时间的脚步从未停止，当这些“后进生”离开校园，面对现实世界时，他们便陷入了现实的巨大漩涡。

网络只能让你躲一时，却不能保护你一世。/《家庭作业》

丁毅大学四年几乎没怎么上课，大一逃课到处游玩，大二开始在摄影工作室当学徒，结果大四的时候还得补几门课。

母亲希望他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当地的银行工作，家人认为这份工作轻松、稳定、有面子，虽然与他最初的摄影爱好完全相悖。

临近毕业，大量补考和论文需要处理，丁毅无暇再找工作，在和母亲争吵无数次后，他最终妥协，向银行投了简历。

按照规定，本科生进入银行后，通常要当一年的柜员。银行柜员的工作专业性不强，很多都是机械重复的。这让丁毅一度很苦恼，他觉得自己只是被银行这台巨型机器绑架的工具。

工人也是工具。/“钢直树”

除了日常工作，变数还来自于形形色色的客户。“你可能想象不到，一个客户会无缘无故地骂我们银行所有人，只是因为他早上出门时和妻子吵了一架。”

客户投诉是所有银行柜员最害怕的事情，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月收入，如果被审计部门认定为“合理投诉”，罚款金额将高达2000元，几乎相当于丁某月薪的一半。

对于这群银行系统的“打工者”来说，996只是长期的牵挂，一套缜密的KPI考核标准才是眼前的牵挂，更是让他们疲惫不堪的沉重枷锁。

当然，也有一些二本院校的学生，还没有进入职场。

吴志勇是黄登的学生，毕业后经老师介绍到珠三角某公安局工作，但仅干了十天就辞职了。

之后，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做过社工、开过网店、加入过美容机构、做过纹身培训师……经过多年的打拼，吴志勇的工作终于由金钱驱动。

为了养家糊口，吴志勇和弟弟好不容易开了家餐馆，餐馆里的活儿极其忙碌，但利润却不多，所以也没多余的利润去雇人。

“很多时候，他都要亲自动手，就像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快递员一样，完成网上和电话下的订单，把外卖送到可能和他处境相似的人手中。”在黄登老师的复述中，我们也能感受到那种匆忙和辛苦。

小企业主没有KPI，但生活也迫使他们不断努力工作。/

吴志勇并不是个例。一些学生没有去各种招聘会，而是选择回家学一门手艺，早日养活自己。在他们以后的生活中，文凭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

这也让身处一线的教师黄登经常思考：是按照工业化生产流程来培养学生更重要，还是按照以前的精细化农业模式来培养学生更重要？

当然，这个问题的选择权已经不再掌握在教师，甚至学校的手中。

在狭窄的道路上切换轨道

学历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没有完全过时。

应试教育给二本院校的学生蒙上了一层阴影，有的人早已接受了这个事实，有的人则希望通过努力学习来扭转本科学历的劣势。

黄登带领的2015级学生从大一开始立志考研的比例就大幅增加，其中一半以上已经考研。越来越多的学生找上黄登的门来咨询考研的事情。“好像他们上大学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考研。”黄登感慨道。

由于广东F学院实行一本线、一本线双线招生，不少学生的录取分数线都超过了一本线，对于他们来说，用一本线考上一本线是人生一大遗憾，通过考研实现学业升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每年，我国考研人数都创新高。/图虫创意

虽然身处大学象牙塔，但社交焦虑也会自然而然地渗透进来，很快学生们就会通过精打细算、反复权衡家庭经济条件和个人能力，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1989年出生的刘万里，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从小就害怕辍学，这无形中在她心里埋下了“关键时刻失败”的种子。

刘万丽大四那年考研失败，错过了就业高峰期，毕业后在一家小报社、图书馆工作，工作繁琐又累，又没有成长机会，看不到前途，这让她更加坚定了考研的决心。

大学毕业两年后，刘万里再次考研，因为第一学历的原因，她被转学到了一所普通高校，但她对这个成绩很满意。

今年刚满30岁的振芳也在考虑辞职考研。四年间她换了五份工作，工作内容其实都差不多，也没有更进一步的提升。随着年龄的增长，摆在她面前的两条路也渐渐清晰：是考研改变职业轨迹，还是先完成生孩子这个人生任务。

她的丈夫明确表示支持她的任何决定，经过一个多月的考虑后，她向直接上司提交了辞职申请。

不久之后，她就自然流产了。

事情来得太突然，她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只是那段时间感觉很累，还以为是经常加班的缘故，所以辞职考研的计划就搁置了。

大龄未婚无子女女性和全职妈妈想要重返职场，往往面临更严峻的考验。/“恋爱是补充”

越来越多的二本院校学生考研，但考研并不容易，毕业后就业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对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说，考进体制内大学是他们最终的梦想，也是最好的出路。

黄登老师带的2006级学生中，有个叫赵国凯的男生，他没有做任何靠谱的职业规划，错过了非常宝贵的春秋招，毕业后只能进入散布在广州大街小巷的各个培训机构，四年换了六份工作。

赵国凯在广州呆不下去了，决定回老家参加公务员考试。十几年前中国所有二本大学，公务员考试竞争还没有今天这么激烈。赵国凯精心准备了一个月，考上了地税局，过上了让很多人羡慕的“安稳生活”。

此后，他很快结婚生子，生活依然不算富裕，但因为有一份体制内的工作，一切问题似乎都可以解决。

在很多人眼里，公务员或许不是最好的职业选择，但对于赵国凯这样的二本院校学生来说，考公务员意味着相对公平的竞争，相对稳定的工作，有了公务员这个“铁饭碗”作为终身保障，其他的人生选择都会显得轻松很多。

因为公务员考试对于考生的年龄限制并不严格，很多二本院校的学生，会选择在毕业多年之后重新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体制内。

在舆论场上，有人渴求这种稳定，有人厌恶这种稳定，归根结底，无非是人们的条件不同，面临的境遇不同。

黄登认为，能否成功当上公务员，往往是衡量二线大学生有没有晋升空间的隐性标尺。“不可否认，中国基层的面貌是由这个群体决定的，而二线大学生的命运，正是这种隐性的呼应。”

“公务员考试热”反映出年轻人对平等和稳定的渴望。/“爱博”

与制度化就业相对的，大概就是自主创业，每年的毕业生中，总有那么几个勇敢的人，选择自主创业，从而跳出常规的职业评价体系。

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黄登逐渐发现，自己教过的每个班上，都有一些学生在校期间喜欢做生意，这或许是受到广东商业氛围的影响。

有时候，几个学生会拿着几瓶鞋油敲黄登办公室的门，向老师们推荐自己的产品，并热情地让老师们试用。

“他们会跟我们说这个产品有多好，买一瓶多少钱，两瓶多少钱，三瓶多少钱。这时候，我们老师肯定会买三瓶。买完之后，他们偶尔会来问我用得怎么样，如果好用，就会推荐给我的朋友。”

渐渐地，黄登老师发现，自己的办公室里总是堆放着用不完的鞋油、茶叶、红枣，还有一些护肤品、小饰品、正装包，这些东西全部来自学生的用品。

这种创业“试水”，在学生中间也许只是小规模的创业，赚的钱也不一定特别多，但却能给他们很大的成就感，让他们觉得自己至少有能力卖东西。

毕业后，并不是所有学生都会自己创业。即使他们创业，也未必能很快找到致富的密码，走上人生巅峰。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像挨家挨户敲老师办公室的门一样，做起小小的微信或网络生意。

并非所有大学生创业项目都能成功。/《中国合伙人》

面对孤独的人生，文凭有时是一种坚持，有时是一种支撑。

相比于一些早早中断学业的同龄人，短短四年的学习终究给了学生们一些信心，让他们有信心面对未来的挫折和困难，避免人生就像烟蒂一样，慢慢燃尽然后被扔在地上。

原始家庭的斗争

著名大学和二线大学的学生之间逐渐扩大了差距，似乎取决于个人能力，但实际上，这通常与他们的原始家庭有关。

一方面，与关键大学相比，二线大学中有更多的农村学生。

统计数据表明，自1990年代以来，我国家的重要大学的比例一直在下降。

失衡的教育资源阻碍了农村儿童从事高等教育

另一方面，在当前完全面向市场的就业环境中，国家和社会可以为个别学生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

“一个人的未来与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学生的命运甚至取决于他或她的原籍家庭。”

Huang Deng承认，在他的学生中，那些在条件成熟时早点购买房屋的人，因为他们在住房价格不高的时候抓住了时间窗口，大部分时间过后过着稳定的生活，而那些错过了购买房屋的黄金时期的学生却落入了后来的一生中。

住房通常是将年轻人与下层阶级分开的关键因素。

Yu Zi最终决定从银行辞职，部分原因是她的家人的父亲是当地县的普通老师，她的父母在 City购买了半终身的房子，这使她在 City上工作。

后来，Yu Zi的兄弟姐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在深圳购买了房屋。

来自农村地区的大多数学生都不像Yu Zi那样幸运，更不用说能够敏锐地预见到这些短暂的历史股息，即使他们能感觉到住房价格的变化，家庭中的所有储蓄都不足以让他们购买城市的浴室。

农民对他们脚下的土地更加熟悉，城市的住房价格太远了

2015年的黄登（Huang Deng）学生莫兴（Mo ）出生于广东西部的尤南县（Yunan ）。

村里的每个人都认为，可以保证毕业后的工作，但是只有本人知道，广州的住房价格上涨可能是他一生中无法达到的高度。

这种学生的生存困境也积累在老师黄登的心中。

有时，黄邓的烦恼会不知不觉地在课堂上表现出来，但她知道，老师不应该向学生灌输太多的负面情绪，尤其是那些社会上那些赤裸裸的竞争关系，这使她非常矛盾。

最终的解决方案是，黄邓试图指导她的学生观察现实，鼓励他们离开学校，前往城市村庄看住房价格的变化，并与周围的普通工人聊天，以找出他们一天的收入以及他们的生活成本是多少，“因为这就是他们将来会面对的生活。”

Huang Deng在休息时间与学生聊天。

在公共课程中，黄邓经常向学生分配论文，鼓励他们注意自己的村庄，并了解父母和祖父母的现实生活，她希望通过这项培训，学生可以回到最原始，最原始的，类似婴儿的感觉和思维状态，从而唤醒他们的活力。

如果学生被撰写有关他们成长的经历，那么他们将有很多事情要说。

Huang Deng说：“乡村儿童心中最大的混乱来自于为家人争取生存的斗争。我的工作是帮助他们尽可能地隔离这些东西，而不是让他们总是影响孩子。”

注意：除了“黄邓”之外，文章中出现的所有名称都是假名。

[1]我的第二级大学生，黄邓

[2] Liu ，Hao 和Gong Qiang，“基于4P，4C和4R理论的中学和大学的就业竞争力的研究”

[3]“只有10％的北京大学和大学的学生来自农村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