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播音的后来都干嘛了 前景如何

在家整理资料的时候，我无意中翻到了五年前为东方广播电台第一届“十大声音榜样”录制的获奖感言。

那一年，我获得了“十大声音榜样”第一届冠军。

获奖之后，公司要求获奖者录制一段音频，在颁奖典礼上播放，所以我记下了这段文字并在家里录制了下来。

那时，我已经从业25年，主持《渠城热线》也有19年了。

如今，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三十年了，主持《渠城热线》也有二十四年了。

很快！

当我拿起笔的时候学播音的后来都干嘛了 前景如何，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我该说些什么呢？

最后我觉得应该写一下自己是如何通过努力和奋斗进入电台当播音员的。

一旦找到正确的方向，写作就会很快，毕竟它充满了真实的感受。

因为时间限制是三分钟，我只能写这么多，不然我就可以写很长，往事就会历历在目了！

（本次“十大声音榜样”冠军获奖感言的背景音乐是​​我创作的钢琴与小提琴二重奏《宝宝的天空不下雨》。）

以下为答谢致辞实录：

你好：我是你的朋友曲诚。

记得高二的时候，我的立志是将来当一名播音员。

那是 1982 年，我十七岁。

有了这个志向之后，我便随身带着字典，一路上遇到的每一家店铺招牌，或者说，哪里有字，我就会去查字典，去说。

我记得妈妈用她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给我买了一台单喇叭录音机，真是宝贝啊！

我每天早上七点和下午六点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录下来，然后找出当天的报纸，录下自己的声音，然后一起播放对比。

1984年，上海市青少年朗诵比赛举行，我虽然只获了三等奖，但却是获奖者中最年轻的。

1985年，他被招进一个500人的培训班。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每天早上四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五点半，没时间吃饭，就坐电车从湖东到湖西去上课。

下课回到上海北的家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半了。

吃点冷饭，看本书，然后睡觉。

这样的情形每天都持续了半年。

后来，有30人被选中到淮海路社会科学院接受培训。

半年后，就剩下五个人，他们去电台接受培训。

每次在星光下离开电台的时候，我总会看着巨大的招牌和站岗的士兵，心里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到时候就不会再通知我来了，我就会被淘汰！

幸好就剩下我一个人，整整十年，我以男播音员的身份被招进播音队伍，成为“末代皇帝”！

那是 1986 年 11 月 15 日，我二十一岁。

转眼间，我在广电行业工作已经二十五年了。

一个人有多少个二十五年？

25年来，我可能是主持广播电视节目种类最多的人，主持时间最长的是《渠城热线》，主持了19年。

蒙神的祝福，我获得了“金话筒”奖、中国广播电视奖、上海范长江、邹韬奋新闻奖，并成为首批总主持人之一。

感谢东方广播电台、东方都市频率对我的培训。

我始终坚信，这次能够入选十大声音榜样，是观众和评委对我的包容和鼓励。

这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1986年考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时的照片）

我不是学播音专业的，当时在别的单位做会计。

而且我是上海浦东张桥（现已与金桥合并）本地人，虽然我出生在浦西，长大在浦西，但我爸还是说着当地方言，我没有任何北方语言背景，从小教我的老师都没有一个说得好的普通话，所以学播音的难度可想而知。

但是，我相信勤奋的力量和刻苦学习的前景！

近一年半的训练、比赛、淘汰，让我更加努力，加上一些运气，终于实现了奋斗了五年的目标。

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电台决定，六个人培训结束时，每人要准备一篇新闻报道、一篇报道、一篇评论，写完要花半个小时。这些就是行话里的“老三篇”，基本能考验一个人的播音水平。

其他五个人录制完毕后，我是最后一个表演的人。

当时给我们录音的人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组组长杨雷先生。

他突然告诉我：“小曲，录音机的倒带键坏了，不能倒带，放错了就不能重放，你吃的每一个蜗牛都会被录下来。”

我当时就腿软了，不吃蜗牛还能讲三十分钟？太不可思议了！

就连一般的播音员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不然还需要倒带按钮干什么？！

但我当时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这样做。

另外五个真正的竞争对手也纷纷安慰我说：“加油，加油！”

就这样，我进入了录音室，调整了呼吸，隔着窗户向杨蕾老师点了点头，当红灯亮起的时候，录音正式开始。

整整半个小时，我都在读剧本，没有机会抬头看看窗外的杨老师和同事们。

最能体现播音基本功的“三大件”刚播完，我就瘫坐在椅子上，浑身都湿透了。

一抬头学播音的后来都干嘛了 前景如何，就看到杨老师在向我招手，叫我出来，朋友们都拥抱着我，竖起大拇指。

上帝啊，可怜我吧，整整半个小时我都没吃到一只蜗牛！

出来之后小伙伴们纷纷张开小手给我看，手心都冒汗了！

我们的教学指导杨老师高兴极了，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拍得我肩膀疼。

后来杨老师把六个人的录音拿给主任、副主任等领导审查，特意把我半个小时没吃田螺的事情细节告诉了领导们，并说这小子心理素质好，可以用。

后来官方宣布只剩下我一个人当播音员了。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才招到像我这样的男播音员，最后一批有陈光、程迪、1976年从北京来的谢菁，还有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的袁超老师。

后来，陈光和程迪去了电视台，谢菁去了美国。

真幸运！

后来我渐渐明白，原来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年龄最小，只有二十一岁，还可以再奴役几年。

后来我怀疑这是一个阴谋——杨老师故意说倒带键坏了，是为了考验我的心理素质？

当时座右铭十分流行。

我想我的座右铭应该是“天不负有心人，三千越兵，定能攻下吴！”

如果要换个更时髦的词儿，那就是孟德斯鸠的“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头脑！”

好的，我已经诚实的向大家讲完了我成为一名主播和主持人的故事。

虽然工作了几年也有些迷茫，但是毕竟工作了三十年了，现在后悔也晚了，还是坚持下去吧！

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被授予播音主持（高级）职称，也算是一种安慰。

（2001年我和梅梅、董卿三人荣获全国主持人“金话筒”奖）

以下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些照片。看着它们，我既开心又感动。

（几个月大）

（从小就脾气暴躁、固执）

（小学生，这是游泳卡上的照片）

（初中生，不知道这张照片是哪个证件照）

（初中时和同学在公园的合影，你们能认出哪一个是王伟明老师吗？）

（1983年，高中毕业后，文科班的赵老师和他的十个男孩，你们能认出哪一个是王伟明老师吗？）

（1985年毕业于上海商业学校会计专业，与室友合影）

（入职播音员两年后的照片）

（1992年，上海东方广播电台成立时摄）

（1998年主持电视节目时摄）

（1999年“三百”歌唱团体成立时摄）

（2001年，他在上海电视台主持《五星奖》节目时，钢筋被打断的照片）

（2004年在电视剧《长恨歌》中饰演杨彪导演，与谢君豪合影）

（2008年，不知道是谁拍的这张我日常生活的照片）

后面的照片实在不堪入目，就不发了。

我从小就是这个样子。

我从小就是个小淘气，在家里挨打的都是哥哥，遇到麻烦后就卖萌乖乖的，躲过了一劫。

吃完饭，爸爸帮弟弟背生词，都是小学一年级的内容，上幼儿园的我，听着就背了，在旁边摇着头背诵，爸爸就用栗子敲了一下我的头。

反正他从小脾气就很凶，贪玩，不是什么好人。

我们这次去的照片很少，也没有零食吃，很可惜。

但我们小时候玩的把戏比现在的孩子丰富多了，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

好啦，我的心情表达完了。

回想起来，都是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