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什事变对清朝回疆治理政策的影响及调整措施分析

王莉

关键点

乌石事变是清朝统一新疆初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事件，暴露了清朝对回疆治理政策的弊端和漏洞。本文结合国内外各种史料，对乌石事变的起因、经过进行分析、论述；并阐述事变平息后清政府为巩固统治而采取的一系列补救措施以及对回疆治理政策的调整。

乌什位于库车西北一千里，人口数万，是“新疆一大都城”。原乌什阿其姆别克和吉斯，因将达瓦齐献为俘虏，在平定两和卓叛乱中立下大功，被封为亲王爵位，赐双眼孔雀翎。后因他表露了想做回民领袖的野心，乾隆皇帝“恐其性情乖张，不能任用”，便召他进京，改任哈密别克玉苏布之弟阿卜杜拉。[1]阿卜杜拉并非乌什人，上任后继续利用哈密主仆关系，欺压百姓。加之大臣肃成无能，与其勾结欺压百姓。 乌石人民苦不堪言，被迫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二月发动起义，史称乌石起义。

一、乌石事变引发的诸因素分析

清政府统一新疆地区后，本着“因地制宜”的政策，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措施。与准噶尔统治时期相比，当地维吾尔族人民的生活条件已有了很大改善。加之新疆战乱刚刚结束，民心安定，可以说此时的新疆地区还不具备爆发大规模事变的诱因。

乌石事件后，为何一场百余人的集会，在十几天之内，迅速演变成杀官兵、占领城池、反政府的2600余人的武装力量？[2]这是清政府乃至当代学者十分关心的问题。乾隆皇帝接连下达几道诏书，责令地方官员调查事件起因，还下令将第一个归顺清朝的乞丐进行问询，但真相始终没有被揭露出来。当代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是“官逼民反”。笔者认为，以“官逼民反”的角度来解释这一事件，未免过于简单。驻地大臣勾结乞丐欺压百姓的现象，并不只限于乌石一带。 就在乌石事变发生前两个月，于阗特派将军何成，以巡查六城为名，派阿奇姆别克·阿什买提等人搜刮百姓钱财衣物，并放任部下及其家属敲诈勒索金两，私采玉石藏匿，直到乌石事变发生后才被革职处死。[3]同期类似案件还有更多。所以我们认为，整个乌石事变发生过程中一定还有许多其他因素，这些因素不容忽视。乾隆皇帝本人对乌石事变的发生也有三点疑点：第一，可能是因为大臣肃成和阿奇姆别克·阿卜杜拉处理不当，连累大家；第二，可能是因为乌石原是和吉斯的府邸，现在他的部下居住于此，而和吉斯在京城，他的部下便唆使人闹事； 三是，可能是因为乌什回民平时与可汗额尔德尼暗中往来，而阿卜杜拉被处死后，其亲属等人心绪不宁，煽动其胡作非为。[4] 如果将乾隆皇帝的这三个疑点串联起来，展开深入探讨，大胆推测，或许更有可能揭开这起事件的真相。

第一，清朝统一新疆后，派遣军政官员到新疆各大城市管理，他们的俸禄原本由朝廷提供，而地方贝克的俸禄则由当地维吾尔族人民领取。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派出的官员常常与当地贝克豪强勾结，对人民进行掠夺和压迫。 乾隆进士纯元乞食乙在《西域闻见记》中，曾直言乌石乞丐与欺压百姓的大臣勾结的情景：“乌石阿孜木别格阿卜杜拉，哈密回民，性情暴戾，常以鞭刑虐待，其部下更是暴戾无度。”[5]“逼人赈布粮食，壮马羊夺去，弱马加倍卖。”[6]“遣回民往伊犁种地，所赈马畜，所赈官粮不付，又逼回民赈四百只瘦羊，每只赔四两银子，全被哈密回民侵吞。”[7]乌石百姓不堪忍受痛苦。 主政大臣苏成精神恍惚，荒淫无度，酒色横行，“其子更不善，无知无识，不分贵贱，将回回女子召入衙门，与其淫乱，并令家属兵士，赤身裸体追赶，以取乐，数月不许离衙。乌石回民，早欲睡其皮，食其肉。”[8]在驻衙大臣和各级衙门的双重压迫下，乌石人民终于“不堪其辱”，举起了反抗的旗帜。

第二，清朝在新疆统一之初，改革回疆伯克制度，对伯克任命实行“回避制”，不允许当地人担任当地阿奇姆贝克等重任，而是从其他地区选拔，尤其是投降较早、最忠诚的哈密、吐鲁番地区。由于这些伯克及其追随者都不是当地人，所以对当地人的压迫更为严重。乌什事变的主角艾色穆图拉和来合穆图拉就是乌什的权贵人物。乌什事变前艾色穆图拉是“鲁克恰克村一个插着孔雀毛的四等乞丐”[9]。新疆统一前，乌什地区是阿吉斯和卓(霍吉斯的父亲)家族的势力范围，阿吉斯原是吐鲁番地区的土著首领，后被准噶尔人逼迁到乌什； 阿吉斯家族迁到乌什后，为表示不忘初心，“以乌什吐尔穷命名，音同吐鲁番，其下诸城邑多以吐鲁番命名”[10]，“如哈拉霍加、森尼木、鲁克恰克、托克桑、阳河、布干、连木齐木、亚木什等，至今犹如此”。[11]阿吉斯霍加时期，额色穆图拉很可能已在乌什担任要职，乾隆平定两和尚叛乱时，很可能曾协助霍吉斯处理政务，立下大功。 “依阿克苏、乌什先例……凡辅佐办事的乞丐，均授四品帽顶孔雀翎。”[12]因此，艾色穆图拉被授“乌什鲁克恰克村四品乞丐，配孔雀翎”。清朝非常重视花翎，戴花翎意为“官冠”，是荣誉和地位的象征，一般只有战功卓著的人才能被授花翎。

额色穆图拉被授四品花羽，必然与他家族的权势以及辅佐军政的经历有关。由上可推断，额色穆图拉家族在乌市应有很高的地位和势力。乾隆三十年（1765年）二月，原派去运送梭梭树的240名维吾尔族衙役，因大臣肃成之子要回京，被强行征用去运送他的行李，由肖伯克莱和穆图拉二人护送。运送梭梭树前，值班的维吾尔族首领不知道东西运到哪里，便向阿卜杜拉请示。阿卜杜拉“言不明，以为唐突”，严惩其鞭打数十下； 首领于是向印室官请示，印室官“以为唐突，严惩各人三十板”。[13]阿卜杜拉原籍哈密，“其随从皆为哈密回民，皆为伊萨克的阿拉巴图勒，服侍左右，随我所欲，无人敢与之争锋。惟回疆诸城不如此，其克皆为流官，所辖回民及其他部族，与哈密之主仆地位截然不同。阿卜杜拉见哈密回民受伊萨克驱使，习以为常，亦以同样态度对待。”[14]作为乌什本土势力，伊萨克家族与外来推举的阿其姆别克·阿卜杜拉矛盾重重，加之素成大臣曾强迫来合木图拉之妻留宿，来合木图拉一直心怀怨恨。 于是他利用当时百姓受压迫的不满情绪，于十四日晚召集各官僚商议反抗。他先是逼迫苏成杀子自杀，然后纵火焚烧衙门，接着又将城外回民迁入城内，占领城内抵抗清军，引发乌石事变。乾隆三十年六月，来合木图拉“被射死”，其父以色木图拉被推为首领。[15]

伊斯穆图拉家族在乌石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以及其家族与苏成、阿卜杜拉等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都是导致乌石事变迅速升级的因素，难怪乾隆皇帝怀疑乌石事变是霍吉斯手下的人所为。

第三，清朝在平定两和尚叛乱的过程中，开始与浩罕等周边政权接触。当时浩罕等藩属国对清朝顺从，不断派使者进贡。清朝对这些周边藩属国的基本政策是“容其通朝廷，不在其境内设县9一八事变简单内容，不任用官吏，不设辅佐，如喀尔喀人”[16]，希望他们“能节制兵力，永守边疆，不生事”，“不派兵骚扰”[17]。但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并不像史书记载的那样顺从清朝。如额尔德尼在位时，浩罕就想自称汗国，并试图划定国界。 [18] 但由于畏惧清朝强大的军事力量，又担心清朝切断与它们的贸易往来，他们并没有公开行动。 [19] 但这些藩属国，特别是新疆浩罕回族地区的两个和卓，始终与一些势力强大的别克保持着密切联系，准备在政治、经济上侵略南疆。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喀什噶尔伊什罕伯爵（阿齐姆别克部下）阿卜杜拉伊木暗中联络浩罕，泄露内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阿卜杜拉原是和卓的亲信。清朝平定两和卓叛乱时，清朝投降了城池，被封为喀什噶尔的伊什汗别克。后来，因没有被封为阿奇姆别克，他便有了背叛额尔德尼的意图，经常与额尔德尼暗中联络，泄露内务之事，同时答应做内人攻打喀什噶尔。事发后，阿卜杜拉被拷打致死斩首，儿子们也被全部斩首，妻子、女儿和兄弟的妻子都被送往北京受赏，所有财产被没收。清朝于是致函浩罕国的额尔德尼，陈述利害关系，做好防患于未然的准备。额尔德尼意识到此事后，虽然有所收敛，但仍继续在暗中活动。 [20] 恰逢十一个月后，乌石事变爆发，乾隆皇帝自然首先想到了阿卜杜拉一案，并提出了上述疑问。

我们不知道乌石事变是否与阿卜杜拉希姆案逃犯有直接关系，但浩罕等地始终与回疆割据势力保持密切联系却是不争的事实。乌石事变前十天，布鲁特等人“乘机劫掠了阿其姆别克·阿卜杜拉的羊群和十五名家属”。乾隆皇帝怀疑布鲁特等人“与乌石人暗中约定，乘机劫掠”。[21]清朝派兵围攻乌石城时，还两次截获偷偷跑到浩罕和布鲁特求救的人，证明乌石有大量民众与他们保持联系。[22]阿卜杜拉希姆事变后，清朝多次派使者前往浩罕，但额尔德尼却毫不客气。 [23] 直到乾隆三十年七月，眼看乌石之变即将结束，清朝胜利在望，额尔德尼才以不了解内情为由，派使者向阿卜杜拉希姆解释自己与阿卜杜拉希姆的通信。[24] 这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 同时，在乌石之变中，新疆喀什、阿克苏等地的回民也“心生变数”，“稍感不安”，库车城“不法之徒也欲作乱”。[25] 多伦回民（又称多兰、多浪，大多跟随两和卓起兵）“也不太平和”。[26] 这一系列事件显然不能排除一些分裂分子趁机煽风点火、制造混乱的可能。 正如英国学者罗杰·鲍尔所说：“阿富汗人……答应在撒马尔罕保卫战中提供援助。难怪喀什噶尔人民认为他们能做得更多，于是全国各地，特别是在乌克吐鲁番，相继爆发起义。”[27]这也是乌克吐鲁番事件整个过程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综合以上三点，在没有新的史料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似乎可以做出如下推论：由于大臣苏成和阿齐姆别克·阿卜杜拉的残酷压迫，官民矛盾难以调和，以梭梭树事件为导火索迅速激化。而莱合穆图拉及其父亲埃色穆图拉之所以在事件中起到主导作用，一是因为他们家族与苏成、阿卜杜拉等人一直存在矛盾，他们趁机发动起义；二是因为他们家族在当地影响力大，追随他们的人很多。 两位和卓的心腹以及一些想要复辟和卓时代的回民，或许与来合木图拉等人有过接触，又或许在来合木图拉等人起义之后，趁机煽风点火，煽动乌什人民联合浩罕等人起义9一八事变简单内容，导致多数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盲目跟从。这种内外因素相结合的分析，似乎更有助于解释乌什事件的起因和过程。

二、乌石之变后清朝对新疆治理政策的调整

乾隆三十年七月初，清军攻陷乌石，回民投降。“首犯埃色穆图拉”等人被捆绑、碎尸。[28]持续半年的乌石事件落下帷幕。事发后，乌石土地荒芜，人口减少，经济停滞，事件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乌石和回民社会的上空。

为了消除乌石事变的不良影响，清政府开始对新疆的治理政策做出相应调整。

一是制定了新疆战后安置的八项措施：

1、按照各城旧制，阿齐姆别克为事务总管。久而久之，他权倾朝野，任用私人，侵占了小别克等人的事务，导致了许多问题。今后，一切事务都要先交给负责人，等他呈报后，再与伊什汉别克商议。若还有人独揽大权，独自处理，小别克等人就会在驻地大臣面前控告他，并加以处罚。不负责任的人，将受到惩罚。

1、回民纳税极少，但厄留斯人有时有格纳坦之名，每年给各城送去4000到5000坚戈。都是临时派驻，没有固定名额，容易滋事、侵蚀。现在各部落官员都得到了粮食和羊群，大臣们也都清正廉洁。上述不良做法应予禁止，并按以前吐鲁番习俗，事先选出富裕户，给每户土地，每户每隔一两年轮换一次。

1、过去厄留斯人每年派遣喀拉罕、华哲各一人，统计各城回民税役清单，驱逐年老弱者。后来，回民偷逃税役问题逐渐显露，请依旧例，每年派人检查，若税役轻重不一，则处以阿其木等。

1. 首都贝格克之位空缺。贝格克之位未得到公平填补，有阿齐木等亲戚趁虚而入。请伊什汗、加扎纳齐和尚贝克一起推荐他。阿齐木等人的亲戚都应远离。

1、贝格克的贴身侍从称为颜齐，以前是有名额的，只选拔中户，升迁到外城的，按品级多加赏赐，现在已经超额几倍，要送富户，应交的税金分给外户，贝格克等人从中贪污，颜齐等人还勒索贝格克，扰乱市势。请阿齐木等人联合查处，如有超额选拔，一律废止。

一、每年回民由贝格分配赋役，事先不通知，常有富人优先分配贫民的现象。请请大臣等发出盖章的通告，说明当年赋役定额，如有不按定额执行，或有莫大的困苦或麻烦，请回民告状，无辜者予以惩处。

1、内地商贾渐多，且与兵家住得近，尚可镇压，但若与回民混杂，则易惹事。请命大臣查明，下令在驻军内通商，若仍与回民混杂，则予以诛杀。

1. 阿其木等下级贝格克会见部长和官员没有固定的礼仪，部长和官员可能有些傲慢。从现在起，阿其木和伊什汗贝格克会见部长和官员时，要遵守总管和副总管的礼仪，其他贝格克则要遵守军官和士兵的礼仪。[29]

综上所述，应暂时划分阿齐木；废除格纳坦的私任；平等对待回民的职务；公平任命京师贝格；减少贝格的仆从；明确赋役定额；民回居住地不同；固定贝格与官员会见的仪式。[30]以上八项是清朝对新疆贝格制度的又一次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回疆地区的社会矛盾，有助于巩固清朝的统治，同时也为新疆建省前清朝在回疆地区的基本治理模式奠定了基础。

其次，将参赞大臣由喀什移至乌什。

清朝统一新疆后，实行军政合一、军人统治的军政府体制。在回疆地区，设参赞大臣，督办除哈密、吐鲁番外的南八城军政事务，是南疆最高军政长官。参赞大臣最初驻扎在喀什。乌什事变一年后，参赞大臣移驻乌什。记载：“乌什为新设之地，驻扎兵多，又在回疆腹地。永贵为回城宰相，若去喀什，可远观各回城事务。各城相距甚远，恐遥不可及。永贵不必去喀什，仍管乌什事务……既已任参赞大臣，专管回城事务，不必再派参赞去喀什、叶尔羌。”[31]

回江事务大臣驻地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清朝对回江地区战略防御重点认识的深入而发生变化的。乌石事变使清政府认识到乌石地区作为回江腹地的重要战略位置，加之战后乌石重建面临驻军、筑城、移民等诸多问题，十分繁琐。因此，将回江事务大臣移至此地，以利于各项政策的顺利制定和实施，这无疑是一种因时因地制宜、具有积极意义的调整策略。乾隆五十一年（1784年），回江事务大臣驻地迁回喀什，道光十一年（1831年）七月，又移至莎车，直到同治十一年（1866年）才得以设立。 近一百年来，回疆布政使在保卫国家免受外侮、平定边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明确各将军、各司其职的权责，避免误解和推卸责任。并再次强调伊犁将军是新疆军政大权的“总统”，各司其职受其指挥，只“辅佐军政大事”。[32]

乌石事变时，喀什噶尔参赞那世通为了将战功全部揽在自己身上，上书阻止率兵前往木苏尔岭的伊犁将军明瑞，并拒绝了明瑞派来增援的观音宝。明瑞到了之后，那世通依然“一心一意，只通知诸将共策”，傲慢自大；而明瑞则处处退让，优柔寡断。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后，十分恼怒，多次下诏责备那世通逾矩，责备他“完全不明事理”，并反复强调“此事罪责在伊（明瑞）身上，一切决定权应由他自己来做，不应推卸责任”。“明瑞是掌管回民的大将军，那世通不如参赞级别高，一切关乎城池的事情，都应由将军来处理。” 参赞官岂能单管一事，只吩咐将军办事？”[33]乌石之变平息后，为防止伊犁将军与掌管回疆事务的参赞官混淆权责，乾隆皇帝在审阅奏章时多次提醒新疆军政大臣“凡回疆事务，均归伊犁将军管辖”。[34]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五月，莎车郡因不能按要求准备好驻伊犁满族官兵所需的马匹，参赞大臣永贵请求通融，遭将军明瑞拒绝。 乾隆皇帝又下诏斥责：“伊犁、回部两地均属其版图，两地事务无分贵贱。叶尔羌需要马匹，伊犁应当收容。去年乌什事变，大雪纷飞，伤死马匹甚多。但陆续购入的哈萨克马匹不够，百匹岂容不收容？明瑞还回覆永贵说不能收容，足见他因回疆事而推卸责任。公事岂能如此处理？此举传明瑞、永贵、尔金娥等人。今后，伊犁、回疆两地若有事，应互相商议，争取解决。小心不得有分歧，推卸责任！”[35]

鉴于新疆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清朝特设回疆事务大臣以利治理。回疆事务大臣虽然是南疆最高军政首脑，但受伊犁将军控制，两者之间互相篡权、互相推诿，不利于政令的贯彻。乌石事件首次暴露了回疆将军与回疆事务大臣权责不分、心中没有界限的现象，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并及时作出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其在新疆统治的稳定。

四是发放粮草，屯兵，建城，移民，缓解乌石地区的衰落。

由于事变伤亡惨重，战后的乌市一片民生凄凉、坑坑洼洼的景象。因此，如何尽快缓解这一状况成为清朝战后的另一项重大任务。清朝首先“从各城迁回民户以补缺”[36]，“遣绿旗兵千人至乌鲁木齐、乌市屯田”[37]。 而且，由于“乌什地处新疆腹地，地广人稀，水草丰美”，清廷又令参赞大臣永贵“仿照伊犁，设置牧场”，“多用与哈萨克人交易的马匹，在乌什选好水草优良的地方，增设牧场，细心饲养牲畜”，“以备喀什、叶尔羌等地之用”[38]；同时，又从内地调拨“银七万两”到乌什、阿克苏，后来又“增拨银五万两”[39]；又从伊犁调拨“羊一千五百只”[40]到乌什。这一系列补救措施，为乌什地区尽快恢复“新疆腹地”的重要战略地位奠定了基础。

第五，重申官员的道德行为，避免官逼民反。

The Wushi the of 's and , such as low , poor to , and to serve . It the alarm for the Qing 's rule in . The Qing put for 's and at the right time and . In May of the 30th year of 's reign, an order was : "The in each city are all who have my grace and are the of a city. They be clean and lead their to the Hui ... and then the Beg of Hui. They are all who have been with and ranks. The in not be too or abuse them... The in of each city are to keep clean, treat Beg well, and all . The be and not the Hui . Take Na Shi Tong as a ." 如果有些人继续犯同样的错误并打扰霍伊人，那么邻近的城市就会在他们看到私人分歧并互相抗争，他们将不会逃脱我的见解，在Wushi City倒塌之后匆忙的行动...他们被调查和处决的罪犯都是那些相信别人所说的事，并没有遵循事实。到该部进行单独的讨论和惩罚。” [42]这表明清政府非常重视提高新疆官员的质量。

尽管新疆官员和羊群压迫人们的现象仍然发生在清朝期间，但没有像过去一百年的韦希地区那样大规模和深远的事件。

滑动以查看笔记

[1] Wei Yuan（清朝），《圣武术的记录》，第4卷，中华书公司，1984年，第179页。

[2]清朝皇帝高宗的名副其实，2017年2月，第731卷，由中华书公司转载，1985年。

[3]清朝皇帝高宗的名副其实，1747年5月，第736卷。

[4] 邮件文件，LEAP，皇帝统治的3月30年。 皇帝的IGN。

[5] Chun Yuan （清朝）：西方地区的记录，第6卷，《西北中国文学系列》，第117卷，古吉书店，1990年转载，第117页，第306-307页。

[6]武术的记录，第4卷，第179页。

[7]清朝皇帝高宗的名副其实的记录，第731卷，丁玛（），《 统治时期30年的跨阶段》一年的第二个月。

[8] Chun Yuan 71：西部地区的记录，第6卷，Wushi叛乱的简短说明，第307页。

[9]清朝皇帝高宗的名副其实，第731卷，2月2日，统治30年（1749-1817）。

[10] B.亚洲，编辑：蒙古人和Hui 的传记，第116卷。

[11] Fu Heng等人网校哪个好，《西方地区的帝国地图集》，第48卷，《杂项II》，台北： House，1966年，第14页。

[12]清朝皇帝高宗的名副其实，第588卷，1779年6月，统治的24年。

[13]宁（清朝）：新疆的一般历史，第12卷，“简短记录”，西北中国文学系列，第59号，由古吉书店重印，1990年，第375页。

[14] Chun Yuan 71（清朝）：西部地区的记录，第6卷，《 Wushi 》的简短说明，第306页。

[15]清朝皇帝高宗的名副其实，1747年6月，第739卷。

[16]清朝皇帝高宗的名副其实，第543卷，统治的7月22日。

[17]清朝皇帝高宗的名副其实，第555卷，1月17日，统治23年。

[18]清朝的福亨：征服 的续集，统治的12月27日，《西北中国文献收集》，第85卷，古吉书店重印，1990年，第53页。

[19]中亚和新疆的潘·泽（Pan ），《社会科学学术出版社》，1991年，第64页。贸易活动，并直接影响了清朝的新疆的关系。

[20]清朝皇帝的名副其实，第707卷，统治时期，第715卷，统治时期715卷。

[21]清朝皇帝高宗的名副其实的记录，第732卷，统治30年的3月30日。

[22]清朝皇帝高宗的名副其实，第730卷，1749年2月，皇帝统治的30年。

[23]清朝皇帝高宗的名副其实，第721卷，统治的10月29日。

[24]清朝皇帝高宗的名副其实，第741卷，7月18日，统治30年。

[25]他宁，清朝：新疆的一般历史，第12卷，“简短记录”。

[26]清朝皇帝高宗的名副其实，第733卷，3月17日，统治30年。

[27]罗杰·鲍尔（Roger Bauer），Yaqub Beg的传记，由商业出版社的翻译小组翻译，商业出版社，1976年，第42页。

[28]清朝皇帝高宗的名副其实，第741卷，7月17日，统治30年。

[29]清朝皇帝高宗的名副其实，第746卷，10月17日，统治30年。

[30] Wei Yuan（清朝）：《圣武术的记录》，第4卷，第179-180页。

[31]清朝皇帝高宗的名副其实，第792卷，1748年8月，统治的第32年。

[32]中国军事词典编辑小组，中国军事词典，PLA出版社，1990年，第642页。

[33] 第734卷第734卷，第735年，第734卷，第734卷，第734卷，第735卷第735卷，第735卷，第735卷，第735卷， Reign的30年，

[34]清朝皇帝高宗的名副其实，第748卷，11月11日，统治30年。

[35]清朝皇帝高宗的名副其实，1735年5月，第760卷。

[36] Wei Yuan（清朝）：《武术的记录》，第4卷。

[37]清朝皇帝高宗的名副其实，第747卷，统治30年的10月15日。

[38]清朝皇帝高宗的名副其实，第761卷，1735年5月，统治第31年。

[39]清朝皇帝高宗的名副其实，第768卷，1749年9月，统治第31年。

[40]清朝皇帝高宗的名副其实，第770卷，1739年10月，统治的第31年。

[41]清朝皇帝的名副其实，第736卷，5月17日，统治30年；

[42]清朝皇帝的名副其实，第745卷，统治的30年，第746卷，统治时期30年。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安排：Wang

评论者：李·温布（Li Wenbo）

评论者：陈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