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诺：在盖茨基金会的工作与对孩子的教育

李一诺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直到看到这个我才明白，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世界，一个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世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我们平时看不到的大世界。

比尔盖茨如何花钱

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比尔盖茨，大家可能也知道他把很多财富捐给了慈善事业，我2015年离开麦肯锡之后就加入了盖茨基金会，随后我全家从美国搬到了中国，在北京代表处工作。

我有三个孩子，老大8岁多，他知道比尔盖茨是首富，也大概知道我做什么。有一天他对我说：“妈妈，我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我说干什么？他说你每天在办公室包钱，然后寄出去。我问寄给谁？他说寄给非洲的小孩。我说好啊。这是一种理解。

我以前在麦肯锡工作过，所以麦肯锡的同事有时候跟我说，一诺，你现在这么幸福。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你看我们以前在公司那么辛苦的赚钱，现在你花钱，肯定有很多人每天在办公室门口等你，你分一些给你喜欢的人吧。我在脑海里想象着这个场景，确实更幸福。这是第二个版本。

还有一种理解是，世界上有钱人没有一个是好人，所有的慈善都是障眼法，肯定是偷税漏税，这是第三种理解。

后来我想，既然大家有这么多的猜测和理解，那我就讲讲比尔盖茨到底是怎么花他的钱的。

我们先来看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多少？这是2000年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人数。这个数字很大，对吧？但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数字有多大。

我打个比方，世界上最大的客机是空客A380，可以载大约550人，如果今天有新闻报道一架满载儿童的A380坠毁，乘客全部遇难，那绝对是震惊全世界的新闻。

这1200万死亡如果换算成每天，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每天会发生60起这样的事故。更让人心寒的是，实际上，这1200万儿童中，有2/3死于可预防的疾病，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患上绝症，也没有濒临死亡。如何预防呢？答案是已知的：疫苗。

疫苗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给孩子创造的最好的礼物，就拿中国来说，中国曾经是乙肝的高发国家，也就是说每十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感染过乙肝病毒。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国开始普及儿童免费接种乙肝疫苗，到2015年，中国儿童乙肝病毒感染率已经降至1%以下，这意味着199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对乙肝病毒感染具有免疫力，不再罹患乙肝。

各种数字表明，如果我们花1元钱给一个孩子打疫苗，那么他将来不生病给社会节省的成本大概是16元。如果还要加上他寿命延长的成本，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效益，因为他们是一个劳动力。那么这个数字是多少呢？是44倍。

那么我们就有疑问了，既然疫苗这么好，为什么2000年的时候，全世界有3000万儿童得不到疫苗呢？为什么呢？让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需求端，这3000万儿童在哪里？他们分布在全世界80多个最贫穷的国家，一方面财政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整个疫苗体系非常破旧。

而且疫苗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需要冷链，必须存放在2到8度之间才能保持活性。大家看到这个图，其实是南美两个卫生工作者，骑着马爬山涉水去送疫苗、打疫苗。这个是保温箱。

我记得我们一个一线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他指着一座山说：“你看，我翻过这座山要一天一夜，村里有三个小孩要打疫苗，今天要是偷懒不打……翻过山后，疫苗就倒在附近的沟里，没人知道，简直就是良心问题。”

所以从需求方面来说，虽然很多孩子需要疫苗，但是很难找到他们，很难给他们接种疫苗。

我们再看看供应商，其实这些疫苗大部分都是存在的，但如果你是一个疫苗公司的总经理，你想把疫苗卖给这80个国家，他们贫穷、落后、市场分散、没有分销体系，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你宁愿不赚这个钱。

即使有人愿意卖，有人可以买，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钱从哪里来？谁来花钱买这些疫苗，然后送到这些国家？所以这就造成了我们在2000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当时面临的巨大困境

这个数字也是盖茨创立基金会时看到的，于是他做出了第一笔捐款，并成立了一个名为GAVI，即全球疫苗联盟的组织。

其实在2000年之前，全球范围内的疫苗捐赠，大概都是几百万美元，有的时候高达上千万美元，所以当GAVI成立的时候，很多美国或者世界知名的疫苗专家都给GAVI基金捐款，公共卫生人员非常激动。

他们说：“哦，世界首富要捐款了。他能捐多少钱？”有人说他很有钱，可能捐1000万、3000万、5000万。大家都很激动。捐给GAVI多少钱？7.5亿美元。

所以当时整个疫苗界和公共卫生界真的——可以说大家都欣喜若狂。所以现在回头看那笔捐款，它确实改变了整个全球卫生面貌。

他怎么做的呢？其实就是解决了我们刚才说的几个问题。他先去找供应商谈，说“我知道你卖到这80个国家不开心，那这样吧，你只能卖给一家企业，但是我有一个要求网校哪个好，价格要低，但是要高于你的成本价。这个对于企业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爽快的答应了。

因此，他们有非常强的议价能力，比如说，如果有家长在场，他们知道五联疫苗在私人市场或者自费市场的价格大概是100美元，而GAVI能拿到的购买价格不到1美元。

然后我们去找需求方，说，我们要把这80个国家组织起来，统一起来，跟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沟通之后，我们分成三类：如果你是最穷的国家，那我给你一分钱，疫苗不会白白给你；中间的穷人们，可以半价买疫苗；如果你是最顶端的国家，就得按全价买疫苗，所以有一个采购制度。

我刚才提到乙肝，其实2000年以后，中国西部14省受益于GAVI的捐赠，我们以进价购买了乙肝疫苗，后来因为我们的乙肝，就成了一个好故事，我们防疫做得好，国力也增强了，所以我们从第三梯队毕业了。所以2015年，中国又给GAVI捐了一笔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

我刚才提到了冷链问题，大家还记得吗？很麻烦，很头疼。如果在城市，我们有冰箱，有电，很容易解决。但是农村怎么办？特别是农村，非洲的沙漠怎么办？所以盖茨当时又捐了一笔钱，很有意思。

他在西雅图创立了一家叫 Good 的公司。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他召集了一群非常聪明的科学家，研究这些现实而巨大的挑战。他问他们如何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电，不需要能源，能够保暖，使用寿命长，而且足够大。

结果这些科学家居然就想出了一个方案，方案出来之后他们很兴奋，觉得肯定是可行的，但是需要有人来生产。当时公司里面有一个中国科学家叫郭子鸿，他来到中国，到了青岛，找到了我们。中国有一个制冷公司叫澳柯玛。

他问他们能不能做这个。当时他们觉得很简单，就做了。但真正做起来，发现非常非常复杂。总之，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终于做成了。这个东西做成了，就是骆驼驮的东西。

这玩意儿其实很神奇，它到底能干什么呢？不用电，不用任何能源，就能实现物理保温，只要往里面放点冰块，就能让内胆保持在0-10度，最长可以保温35天。

后来，他们第一次试用这款产品时，就把它送到了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村庄，当时他们并不确定它是否会起作用，因为里面的疫苗足以给一个有 6000 人的村庄里的所有孩子至少接种一次。

35天后他们去取的时候，发现村民们正在载歌载舞，并告诉他们，除了这个东西，什么都可以带。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制造在世界上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它在生命链中扮演着关键的一环。

但是这个已经解决了，还有我刚才说的鸿沟问题，你还记得是谁付的钱吗？你说比尔盖茨付的钱，确实他付了7.5亿。但是想想看，有80多个国家，个人再有钱，在这个需求面前，也只是沧海一粟。所以其实，关于盖茨，经常出现的一个形象是这样的：

他在各种场合向人要钱。世界首富的主要工作就是要钱，这听起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

如果这些事情都做到了，那差不多就够了。那么说到GAVI的成就，那真的是了不起。从2000年成立到2018年，全球有6.4亿儿童因为GAVI的存在而接种了疫苗，并且估计有900万儿童的死亡得到了预防。

那么大家问怎么花钱，我想我总结一下大家可能都知道，其实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跟我刚才说的冰桶差不多，冰桶的名字叫什么，就是我需要一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不存在，我就得花钱研发，然后请科学家把它做出来。

刚才讲了冰桶，其实还有更有挑战性的产品，比如艾滋病，但是艾滋病疫苗研发风险太大，失败率太高，过去很多企业投入10年，什么都没做出来，所以企业不可能把这个钱投进去。

在这些企业无法投资的高风险领域，我们就把钱投入研发，这部分资金约占基金会每年投资的三分之一。

第二类就是刚才提到的疫苗的例子。这个产品是存在的，但是无法获得。如果无法获得，我们就要想办法利用平台来建立联系，让有需要的人能够使用。这样的解决方案已经存在，这占了我们投资方向的一半左右。

最后一个方向是大多数人不理解的，也就是盖茨要钱的照片。我们称之为“政策倡导”。因为无论你有多伟大，你最终只是在做示范，创造一种可能的机制。但是，如果我们想全面、大规模地解决这些问题，大笔资金其实在国际社会各国政府手中。

更重要的不仅仅是钱，而是公共政策的改变。公共政策的改变也需要投入：你需要支持智库，比如让他们做研究，为政策提供参考；你需要支持各种会议，让原本可能不会发生的讨论在会议上进行，并可能达成新的决议。

这就是他花钱的方式，我们称之为催化慈善事业。

什么是催化慈善？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概念。我们看人类社会，其实有三个领域。第一是公共部门，就是政府和与政府相关的机构。第二是私营部门，就是所有的。第三是所有其他的，我们称之为社会部门。

其实，如果要解决刚才看到的大问题，没有哪个领域能够单独做到，单靠政府是不够的，单靠企业是不够的，单靠慈善机构更是远远不够的。

但是我们如果看慈善组织，慈善组织的好处是什么？它抗风险能力很强：我捐了这笔钱，按照回报预期来算，我的回报预期是-100%，所以我可以承担企业不敢承担的风险。政府有钱是因为是纳税人的钱，所以虽然有钱，但是有的地方不方便花钱。我可以轻松花钱。企业不敢承担风险、政府不方便花钱的地方，你可以承担风险。在花钱的地方建立新机制，用你那点小钱去尝试一种新模式，对整个体系起到催化作用。

还记得 1200 万这个数字吗？得益于 GAVI 多年来的努力，这个数字已经减少到 600 万，这很好，已经减少了一半。但这个数字仍然很大，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分享一个中国的例子，给大家介绍一种疾病，这种病叫日本脑炎，是一种通过蚊子传播的疾病，如果小孩得了这种病，死亡率非常高，就算治好了，也有很大概率会留下终身的后遗症，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

这种病有疫苗吗？有，但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而且比较贵。其实中国已经有了，是国药集团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的产品第二个百年目标指的是什么?，叫日本脑炎疫苗。疫苗从1989年就开始有了。

当盖茨基金会知道这个产品的时候，他们非常激动，问能不能把中国的乙脑疫苗也纳入GAVI采购的疫苗之一？答案是可以的，但是没那么容易。为什么？因为疫苗是打给健康人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些特殊的监管的。

在国际上，你如果想被GAVI、联合国等组织采购，必须通过一个标准，叫WHO的前置认证，没有这个前置认证，你是不会被采购的。

后来大概在2004年左右，盖茨基金会投入了4000万美元支持成都院的预认证，当然国药集团成都院其实投入的钱比我们还要多，因为这个过程需要重建厂房、雇人等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经过“九年奋战”，2013年，该疫苗终于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这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因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突破。2015年，该疫苗还进入了全球采购体系。

这是在老挝拍的照片第二个百年目标指的是什么?，这个孩子接种的疫苗是成都生产的乙脑疫苗。

我刚才提到了预认证，中国在2013年之前是没有的，这次突破之后，我们2018年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有5个疫苗获得了预认证，这是比较了不起的。0变成了5个。

但如果我们看看我们的邻国印度兄弟，他们有多少呢？几乎是我们的10倍。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其实就是讲在印度买仿制药的。为什么要在印度买仿制药？药物跟疫苗很像，也是国际标准的。

我刚才提到印度是我们的10倍，疫苗和药品也是一样，我们通过世卫组织预认证的药物大概有20种，而印度有400种，所以虽然印度整体的卫生水平不高，但是他们的很多企业早就瞄准国际市场，现在在全球GAVI采购中是最大的供应商。

其实国外整个仿制药市场，特别是美国，很大一部分市场份额都被印度的仿制药占据了，这些仿制药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可以卖到美国去，所以我们在想，虽然现在我们有了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但是我们怎么才能追赶上来呢？

其实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支持更多的疫苗获得预认证，这就像鲤鱼跳龙门，现在我们有五条鲤鱼跳过去，我们会找到更多的鱼让它们跳过去，目前正在做这个工作，我们现在也在支持几家中国公司为跳龙门做准备。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进攻龙门？

其实药品很特殊，它不像其他产品，如果要出口，可能要交关税，或者要取得出口证。因为药品是人吃的，用来治病，尤其是疫苗，是用来维持健康的。所有医疗产品、医药产品、生物制品都是用在人体上的产品，受到各国最高监管要求的约束。

世界上，各国按照监管水平可以分为两个层级，第一层级是监管水平最高、最严格、质量要求最高的国家和地区。所以，你大概也能猜出哪些国家和地区的药品质量最好，无非就是三个：欧洲、美国、日本。

如果你是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产品，你只需要一个很短的流程，就可以在全球买到。其余所有国家，对不起，都是第二梯队，就是龙门。所以当时盖茨就有一个愿景，或者说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中国的监管水平能够进入第一梯队。

▲ 图片来自图虫创意

我们非常幸运，有机会赶上了2015年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推出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这场改革的目的是将中国的监管水平提升到世界先进水平，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特别幸运能够支持这样的改革。

大家可能想，政府需要你们这点钱吗？不只是这点钱，我们真的可以帮上忙。我举两个例子，首先，监管是一个很技术、很专业的事情，其实在世界各地没有区别。比如你看一个化学配方，看一个药物，这是一个技术性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要提高监管水平，其实讲道理很简单，我们可以学习美国怎么监管，怎么看待实验数据。

但是我们怎么学习这个过程呢？一般我们可能觉得应该派人去美国学习。但是当时我们药监局的同事告诉我们，以前我们也这样做过，效率不是很高。为什么呢？首先出国非常困难。其次你在那里呆着，说实话也就三五天，最多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回来之后就会有很多问题，也没人问你。

他说如果有位在FDA工作了30年的人能过来坐在我们旁边，我可以问他们问题，那就太好了。你能支持吗？然后我们就想，当然可以，我们是一个美国组织，当时FDA的二把手退休后加入了盖茨基金会，他就成了我们的同事。

所以我们第一轮的资助，是用基金会的钱赞助四位资深的国际评审专家和五位检验专家来北京给他们提供支持，这个其实起到了一个催化的作用，因为这笔钱其实不多，但是中国政府没有机制让一个美国专家在美国有体面的工资，所以我们其实承担了大部分的费用。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不是几个专家就能解决的，其实药品监管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更多的是批评政府，但是如果你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这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举个例子，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什么时候成立的？1964年。中国第一个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1998年才成立的。所以我们有30年的巨大差距，这几年我们发展很快，我们的需求很快就会跟美国差不多。

我给你一个数字，FDA当时有多少审评员和检查员？1万个。北京有多少审评员？100个。所以它必须招人。我们不说招1万人，就算招1000人——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个公司从100人发展到1000人，其中涉及的各种问题，比如组织发展、能力建设等，都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所以，尽管我们的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配备了人员，设立了新办公室，但要真正让这个组织，特别是一个专业技术组织，专业化运作，仍然非常复杂。这项工作是未来的工作。所以我们第二阶段的工作是支持一些核心部门的能力建设。

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很幸运，因为过去两三年得到了支持。如果你关注这个领域，就会知道中国在过去几年出台了大量特殊的激励政策。中国也加入了这个国际俱乐部，它叫ICH。

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先说说《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我不是药神》讲的是仿制药，但是在这之前还有一个步骤，就是专利药。在这之前，中国专利药的上市时间比原研药要早，中国专利药上市时间平均要晚5到8年。

所以你可能听说同事朋友得了癌症，就去美国或者香港买药，因为国内没有。但是因为我们加入了这个国际俱乐部，会发生什么？可能缩短到5-8年，2年，甚至更短。

药品监管改革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难题，过去三年其实一直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如果我们不留意，可能察觉不到，但实际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我们对这个前景也充满希望，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些例子，大家能够大致了解一下基金会是怎么花这笔钱的。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加入基金会已经三年了，记得2015年初的时候，我接到他们猎头的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基金会，我当时想也没想的就说没兴趣。

为什么？我说做慈善，要么有钱，要么退休。我说我没钱，我又没退休，我还年轻，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后来他们说，我同意，我理解。

一个月后，他们又打电话给我，说：“伊诺，我们知道你对这份工作不感兴趣，你有兴趣见见比尔盖茨吗？”我说我有兴趣。所以当时我就抱着好奇、窥探首富的心态去了西雅图。

去了西雅图之后，我就想，既然有这个机会，就应该问问他做慈善到底是为了什么。虽然大家可能都明白慈善是好事，但毕竟当时微软发展得很好，他成立基金会的时候，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才45岁——2000年的时候，他还不算老头子。我很好奇，一个45岁的人，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大的决定？

然后他跟我分享，1997年的时候，他才42岁，他说那时候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以为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责任：我是微软，如果我想当一家公司的CEO，那我就把我的公司做大，获得回报。对于健康问题，不是有世界卫生组织吗？对于粮食问题，不是有粮食及农业组织吗？对于战争，不是有安理会吗？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不是挺好的吗？

他说，后来我往前看，发现我们这个世界，在影响几亿人的问题上，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真空，他当时给我举了疟疾的例子，在座的很多朋友可能对疟疾不熟悉，20世纪70年代中国有近3000万疟疾病人，现在基本为零。

去年，我们的内生性病例为零，但它在世界范围内仍是一个非常麻烦的疾病，每年约有30亿人受其影响，因为它是通过蚊子传播的，每年有2亿人患病，50万人死亡，其中70%是儿童。

他说：“你知道吗？我这才知道，在疟疾领域，全世界唯一投入研发的，就是美国军方。为什么？因为越南战争。后来越南战争就不是美国的了，所以这个研发就没有了，一天之内就变成零了，所以真空是巨大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后来开始投入疟疾研发，现在全球在这方面的投入是5亿美元。大家觉得这个钱可能很多，但是如果对比一下，每年男性秃顶病例数是25亿美元，研发投入是多少？20亿美元。

那么大家想想，这个世界是不是很可笑？一方面，2亿人患病，这真是一个病，一个能要人命的病，但是却只花了5亿美元；另一方面，你只不过长得不怎么样，却能有20亿美元。

我加入基金会之后，发现这种真空无处不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其实世界上有一个衡量寿命的指标，叫“伤残调整生命年”。如果我们的平均寿命是80岁，我70岁得了中风去世，我损失了多少年的寿命？10年。

如果一个1岁小孩死于痢疾，会损失多少年寿命？79年。所以这个1岁小孩的死亡造成的DALYs大约是70岁老人的8倍。如果我们把全世界人的死亡年龄和死亡原因画成一个图表，就会得到这样的图表。

蓝色代表非传染性疾病，比如癌症、心血管疾病；红色代表传染性疾病，比如前面提到的疟疾、乙肝；绿色代表各种自然灾害，所以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人们的死亡方式。但这只是世界一半的状况，发达国家。

如果我们看看发展中国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情况如下：

比如说疟疾啊、小儿腹泻啊等等，这些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因为是一个小孩，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他的生命很长，损失很长，所以影响非常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以前看到的这个世界，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世界。

我以前从事商业工作，是麦肯锡的合伙人，去过五大洲，见过各种各样的行业，CEO来来去去，见过世面。但直到看到这个，我才明白，我们看到的其实不过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世界，一个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世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我们平时看不到的广阔世界。

这就是使大门做慈善事业的原因，这也是我坚信的任务。因此，我们在基金会上的许多工作都是改变这张照片，因为这张照片最痛苦的是，我们的大多数解决方案是肯定的，在某些地方不存在，但是如果您投资研究和开发。

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天生不平等，我们不会平等死亡。

您还记得我在2000年所提到的，这是1200万，这是600万的。

实际上，我一直在所有企业中工作，无论他们在哪个行业中都有一个特征，也就是说，他们希望成长越来越大，并拥有持久的基础。

对比尔·盖茨（Bill Gates）进行了一次采访，他问了一个听起来像鸡肉汤的问题，盖茨先生，您想如何记住他的回答？

记者问，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消除这些事情，这些疾病使我们不再存在疟疾，河流障碍，大象腿疾病和其他热带疾病，这使我们感到困扰。

他说，当我与孩子们谈论疟疾时，他们会说，疟疾是什么？

盖茨曾经说过，敢于冒险的人需要支持者，好主意需要传教士，而被遗忘的团体需要拥护者。

与大门相比，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少富裕，但我认为，在这三个句子中，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角色，并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