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百年世仇村和解，背后的故事令人动容

“百年世仇村，不准通婚”这句话无疑与当下的舆论格格不入。但在潮汕地区，确实有这样的一些村落，上演着东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好在时代在变，他们也在变。2023年12月，《中国新闻周刊》走进广东两个百年世仇村落，记录下他们和解的故事。

世仇村庄和解的背后

一架无人机在岔桥村杨家祠堂上空盘旋，画面中一切都是红色的。

祠堂的院落搭起了红色的篷顶，一条鲜艳的红地毯从杨家祠堂向东铺开，经过仙桥学校前的空地，一直延伸到村口。男人们都穿着红色的Polo衫，在红色的充气彩虹门下来回走动。年轻人敲锣打鼓，四人分成两队，抬着一块刻着“睦邻友好”的匾额。

一辆丰田考斯特停在彩虹门前，十六位身着深红色唐装的高美村黄姓老者从车上下来，向200米外的杨家祠堂行进。这条路线是前几天确定的，必须符合“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原理。

在无人机无法拍到的地方，当地警察、交警在周边巡逻。这一天是2023年10月1日国庆节。日期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两个总人口超过3万的潮汕村落——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岔桥村和高美村——在这一天，他们要化解两百年前祖辈结下的仇恨，从此允许通婚。

与此同时，来自岔桥村的16名杨姓老人，穿着同样的深红色唐装，也正朝着高美村黄家祠走去。“平等”是双方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前几天，某村试图用价值百万的豪车禁止接送游客，于是大家把车辆换成了丰田考斯特。

仪式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深思熟虑，无论是仪式的长度、长老们的服饰、彩虹门的大小、礼物的价值还是来来往往的人数。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件大事。

世仇

杨彦天是岔桥村村支书、村委会主任，负责协调岔桥村7个自然村、1.2万村民（其中1.1万姓杨）的公共事务。每天，来彦天家谈事情的村民络绎不绝，他们同时聚在彦天的茶桌旁，等着他开口，脑子里想的往往是三四个话题。

他也曾涉足过商业圈。蓝斗村紧邻岔桥，有着揭阳城乡结合部最繁华的街道，当地人称这里曾是中国最大的废旧金属回收加工定居点，至今仍密密麻麻地开设着各类机电产品小加工厂的店铺。杨艳的店铺挤在其中，是上海产电焊机的代理商。作为村干部，他抽不出更多精力，便把生意交给了妻子。

53岁的杨彦天，已经活了大半生，依然能清晰地记得父亲对自己发出严厉警告的那个下午，这个经常因为村里的事情而皱着眉头、瞪圆眼睛的男人，脸上难得露出了一丝困惑的表情。

放学后，孩子们一起玩耍，其中就包括邻村高美村的黄姓女孩。她的父亲突然走到她面前，对她说：“你可以和他们一起玩，但你不用结婚。”还在上小学的杨彦天一头雾水，但他能感觉到隐藏在禁忌中的恐惧。长大后，他认识了不少高美村姓黄的女孩，但他从未想过要和她们谈恋爱。

当杨彦天这一代人当上父亲时，忤逆与反抗还是难以想象的，每个人都能说出几则“拆散夫妻感情”的故事，杨彦天记得，自己那位未婚的哥哥，很少会喜欢女孩子，媒人去找人说和时，女孩子回答：“我是高美的黄氏，恐怕婚配不了。”

大家也能说出几个“某某执意要娶高妹，但婚姻却以失败告终”的例子。没有人会将其归咎于“家族世仇”自然而然带来的社会排斥。他们宁愿相信，“没个好下场”只是应验了祖宗的誓言和诅咒。

在信任、顺从的条件下，很少有人会问“为什么”。杨艳天就遇到过一次例外。几年前，读高二的女儿突然带了个高美村的男孩回家。男孩走后，杨艳天对女儿说：“可以交朋友，但不能谈婚论嫁。”女儿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杨艳天的记忆一片空白。

“难过，当然难过。但是也没办法，跟那边通婚的人很少，嫁到那边也没好结果。”妻子郑永华满脸皱纹地坐在丈夫身边。

“那小子还不错。”杨延天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只是语气中带着一丝悔意，“后来他来过我这里两三次，坐了很久，一直问：‘叔叔，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杨彦天也没有标准答案。岔桥村原村支书杨继波翻遍了双方的族谱等史料第二个百年是什么时候，也没找到关于这场世仇起因的记载。但大家隐约有共识，“那时候就是为了一点土地，或者一个灌溉水源而争。”

2023年10月1日，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岔桥村、高美村举行和解仪式。图/揭阳日报

在他们心目中，世仇是潮汕相邻村落间很常见的现象。揭阳人欧俊勇是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他长期在家乡调查研究宗族社会的运行机制，他发现，形成世仇的，通常是只有一个姓氏的村落。

欧俊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几百年前，为了避免聚落内部矛盾，便于自我管理，潮汕地区的宗族建设者逐渐选择了一村一姓的模式，而这给一村一姓模式带来了新的问题。“宗族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繁衍生息。土地有限，人口不断增长，人们相互接触增多，村落之间的界限变得紧张。”

欧俊勇发现，单姓村落的冲突形成模式主要有四种：争夺资源、家族纠纷、大姓压制小姓、重大历史事件的介入，但根本原因依然是人与地的冲突。

“环境变了，现在的人可能很难理解当年的情形。村子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争夺生产资料。你把灌溉的水源截了，我的水就少了，影响我水稻的产量。我小的时候，村子里也分地晒稻，你占了我的地盘，就会引起矛盾。”街头帮扶队队长杨贵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当时朝廷、政府腐败，官师无力掌控乡村社会，乡村缺少正统文化的劝说与教导。宗族之间发生恩怨时，百姓得不到及时公正的劝说与化解，以致小摩擦、小纠纷不断，得不到调和劝说，导致东倒西歪，一方唱反调，纠纷难以平息。因小怒而误伤大局，因怨恨而破坏婚约，据《潮汕史》记载，元、明、清时期，潮汕地区各地都有类似情况。”杨基博是这么理解的。

资源有限，人口众多，各个家族之间为了争夺周边地区的控制权，不得不展开争夺。在最激烈的地区，不同姓氏的家族之间甚至爆发过使用火炮等武器的争斗。欧俊勇说，为了避免家族成员伤亡造成孤儿寡母的赡养问题，一些村庄会雇佣没有父母照顾的外来“流浪者”，如果“流浪者”受伤或死亡，他们会给父母赔偿。

两个世仇村落并非完全隔绝，限制的只是后代的通婚。“不通婚，两个家族形成亲缘关系的可能性就被切断了，双方打架也就少了后顾之忧。”欧俊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和解受挫

两百多年过去了，农田里密密麻麻地建起了钢铁厂、塑料厂、制鞋厂、服装厂，年轻人靠办厂发家致富，养家糊口。在岔桥村和高美村，还靠种地为生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初让先祖们在祠堂里宣誓的资源争夺已经不再重要，事实上，自从被分割成梅溪、梅东两个行政村后，就连高美村也早已不复存在了。

越来越多世仇村和解了。普宁市北山村、国隆村，揭东区赤都村、山美村，汕头市嘉美社区、西崎村……欧俊勇心里想了很久。世仇村和解名单。

但据欧俊勇观察，年轻人的情感需求从来都不是世仇村和解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后，粤东很多村庄利用区位优势，不再依赖山林土地，发展自己的轻工业。当地民众深刻体会到，交流合作能带来不可估量的资源和财富。

“过去被认为是根本矛盾的东西现在不复存在了。随着城镇化，村落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相邻村落可以优势互补。大家一起努力赚钱，祖祖辈辈坚守的祖训自然就……被废除了，和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欧俊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岔桥村杨家祠堂外景。本报记者王宇 摄

在岔桥，杨继博是第一个公开提出和解的人。2014年9月，杨继博应邀参加揭西县杨、林、侯三族“睦邻友好”庆典，共同祭拜祖先，并互赠“睦邻友好”匾额。

杨继波深受启发。他刚调到岔桥村担任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半年。岔桥人口众多，7个自然村并不团结。这个曾担任仙桥街道文化站站长的岔桥人，苦苦思索着如何管理好这个村子。“这种事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杨继波自信地找到了一条赢得人心的捷径。

他找到杨家祠堂理事会理事长杨东和，刚开口就遭到了反对。杨东和觉得，这是岔桥和高美两家的事情，岔桥村面临的问题更为紧迫。他最想解决的问题，就是村里祭祖游行的行进路线被打乱。

杨家已传四十代网校头条，杨家最引以为豪的便是先祖杨晖。杨家祠堂里，安放着这位被苏轼亲切地称为“元肃兄”的朝臣的牌位和画像。

每年冬至前三天，上午九点，杨氏家族便在杨氏宗祠开始一年一度的祭祖大典。杨东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留在岔桥的族人外，散居在东南亚、香港等潮汕地区的杨氏家族成员也祭拜祖先。杨氏家族有数百万人，他们依靠杨氏宗祠确认血统和归属。因此，祭祖不仅是岔桥杨氏家族的盛事，也是全体认祖归宗的杨氏家族成员的一件大事。

“对一个传统村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祭拜祖先和神灵。”欧俊勇说，在识字率较低的传统社会，经验是宝贵的资源，只有亲自参加过仪式的长者，才能了解宗族的传承。在潮汕地区，像杨东鹤这样在村里有威望，在祠堂掌管祭祖事务的老年群体，被称为“老头子”。

“在村子里，话语权掌握在长辈手里，有威望、有文化、公正正直的长者往往在宗族公共事务中扮演着决策者的角色。”欧俊勇发现，两委干部和代表传统群体的老人，这三股力量配合得好，一个村庄就能快速发展，但如果他们之间出现纠纷，村庄的发展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杨东和要解决的问题，是关于岔桥村东光、斗门两个自然村，两个村子之间矛盾重重，东光村村民不让斗门祭祖队伍经过东光，斗门村村民也不让斗门祭祖队伍经过东光，以不让东光先生的送葬队伍经过斗门作为报复。

矛盾还延伸到了祠堂理事会。杨东和是东光人，与一位斗门老人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互不往来，对方也长期拒绝参加祠堂理事会会议，杨东和希望这位老人能出面化解事态。

因此，当杨继博提出要与高美村和解时，杨东和反问道：“你们连自己的事情都处理不好，又怎么去处理外面的事情呢？”但在杨继博看来，和解仇怨是以整个村子、整个宗族的名义进行的，违背了祖宗的誓言，要和解，必须取得“老头子头”的支持，“一句话就把我堵住了”。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再次提及

9年后，仙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杨贵斌再次把调解纠纷摆上了议事日程。

杨贵斌也是岔桥人，两年前从榕城区调到仙桥街道，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仙桥街道对口支援组组长，负责乡村振兴工作。第三次督查组到仙桥督查，提出要“为群众办实事”。仙桥街道领导班子开会时，杨贵斌在众多议题中选择了推动两村和解。

“我们以前在基层走访的时候，听到过很多关于这个的事情，街道领导班子内部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所以当我再次提出来的时候，也得到了各主要街道领导的支持。”杨贵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我不这么认为。基层治理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村里能有一个和谐的氛围，就能推动我们基层治理继续做一些实事。软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杨贵斌有自己的判断。

杨家祠堂内，悬挂着高美村赠送的“睦邻友好”匾额。本报记者王宇摄

杨贵斌在2014年就听说有人试图破戒，于是他开始调查当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潮汕的老人受宗族观念、特别是祖训影响很大，不敢轻易破戒。另外，村里也有一些小矛盾，一些干部认为，这是老人和宗族的事情。”

在了解了杨东和的情况后，他让杨继波推荐一个“跟老人关系近，思想上能跟我们接轨”的人，杨继波推荐了杨东和的侄子杨绍宇，后者曾是当地蓝天救援队队长，也是揭阳市人大代表。

“这当然是好事。”作为蓝天救援队队长，杨少宇要协调600名背景、性格各异的队员，他深知合作的可贵，也深知矛盾带来的内耗。“这次政府带头帮我们平息纠纷，我们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杨少宇目标明确，在遇到舅舅之前，已经想好了一整套理由，甚至还对杨东和说，“要是困在了这个阶段，你子孙后代都会说你是罪人。”

经过第一次沟通，杨东和妥协了。在与董事会其他“老年领导”商量后，杨东和提出新的建议：老人难以独自承担调解重任，应该让“两委”干部参与进来。此外，对其他持反对意见的老人，要借助党和政府的权威去说服。

杨贵斌还发现，其他村都会自发推行好事情，但在岔桥，困难就很多了。“开会的时候，他说好，你说好，就是没人去做。”虽然街道内部开会协调，组织村“两委”干部相互沟通，但一个多月过去了，干部们依然只是在观望。“村干部过去有很多失败的教训，工作遇到困难，就看我们的决心，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推一把。”杨贵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街道决定成立协调小组，街道党工委书记任组长，镇长、党工委副书记任副组长。这还不够，各村也成立了类似的专门工作小组，由“两委”人员组成。“干部是主体，但当地知名人士、有影响力的人也要参加。”“等工作有了实际的抓手，有了一系列的整体动作，氛围就会慢慢形成。”杨贵斌说。

“既然调解成了党和政府的事，我们好像有个令牌，事情就好办多了。”友源村“两委”干部杨庆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街道为和解仪式定下四项原则：浓厚氛围感染村民，让“睦邻友好”的和解在村民心里深入人心；不宴饮、不闹剧，仪式简单，避免浪费；强调平等，关爱小村；资金自筹，公开透明。

“要避免浪费，但要有适当的仪式和礼节第二个百年是什么时候，因为对于老人来说，礼节是必须的。我们强调平等，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瘦过臂’的问题，从而引发新的问题。双方互访时，大、富裕的村子应该在人数、礼品价值等方面迁就小村子。”杨贵斌告诉记者。

接下来，岔桥与高美互相沟通、互相促进。平衡永远是问题的核心，每个自然村、祠堂都有不同的“吉日”，该选哪一天办“睦邻友好”庆典呢？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国家是最大的，国庆是最大的节日，我们要和国家一起庆祝。”

行政村内有小自然村，村与村之间需要平衡。比如高美这边，祠堂年久失修，祭祀地点成了难题；四个自然村同时祭拜三位祖先。长老们争论该请哪位祖先来见证和解，有人建议依次祭拜三位祖先，最后他们选择了辈分较高的江夏公，为此还特意去邻近的朝阳市请祖先。

“9月底，庆典活动成了两村最重要的活动。两村提前互访，彩排，校对细节，检查疏漏。我们搭建舞台，导演节目，请老人扮演角色，”杨继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问题与解答

庆典活动结束后，也得到了一些积极的反馈。“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睦邻友好’之后，高美、岔桥两地的污水排放问题顺利得到解决。”杨贵斌说。

但对于两位村支书来说，世仇村落之间的和解，还远远不足以解决他们目前面临的困境。58岁的黄朝明从1999年起担任村委会干部，在梅溪村担任村支书已有15年。面对记者，他平静地说：“‘睦邻友好’解决的是传统习俗层面的矛盾，而不是社会矛盾。”

岔桥经济落后于周边村庄，这已经成为村民的共识。与岔桥一墙之隔的蓝斗村就是当地经济繁荣的代表，道路两旁吸引了周边村庄像杨彦天一样的聪明人。沿着店铺旁的街巷，村民们用自家宅基地兴建起了鞋厂、钢厂等加工企业。在岔桥，目前仅有为数不多的制鞋、服装和塑料加工企业。

“岔桥整体收入不多，以前群众不团结，错过了最后的土地开发机会。”杨彦天惋惜地说。

他羡慕梅溪村，这是高美后来分裂出的两个村子之一，梅溪村是改革开放后不久发展起来的，在基本农田管理不规范的年代，大量集体土地被转为工业用地，支撑起产业发展。这是岔桥错过的“发展机遇”，也是杨彦天梦寐以求的发展状态。

他把最新的希望寄托在旅游发展上。采访中，岔桥村获批成为广东省第八批古村落，意味着政府的保护和潜在的资源支持。但杨彦天认为，归根结底，资源和希望还是来自杨家庞大的亲属网络。“曾经有一位香港商人，为了保护自己家族的古村落，捐了数千万元重建祠堂。”他有这样的期待。

确实，欧俊勇也认为，“宗族社会有强大的海外华侨群体支撑，他们在外面赚到钱后，就会通过捐建宗族庙宇、设立基金会等方式支持宗族发展。”在他调查的村庄，村民领袖不仅能平息村庄内部纠纷，还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海外华侨亲属的资源和资金支持，使宗族得以不断发展。

但杨彦天已经有了本能的危机感，“我们父辈没有能力把村子建好，我不想限制我们子孙出去发展，村子建设总得由我们这一代来完成。”

因此，视察组想推动两村和解。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会，即使这不是两村目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一百年前困扰他们和邻近村庄的生产资料竞争，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看着村子里的人们。出路在哪里？他们还没有找到答案。没有人能说下一个外部干预的窗口是什么时候。

但杨彦天还是谈起了对未来的期待，在他的想象中，杨氏宗祠十分兴旺，村里几大势力形成合力，岔桥村不断向前发展，“希望大家知道，岔桥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揭阳建城之前，就有岔桥村了。’”

刊登于2023年12月18日《中国新闻周刊》第1121期

杂志标题：世仇村庄和解的背后

记者：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