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封闭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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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老牛）“衡水模式”与封闭式教育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所说的衡水中学最初只是一所普通的模范县中学。 学校是如何达到今天的规模和影响力的？

杨东平：“衡水中学”这几年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概念。 其分支机构多，收费高，军事管理严格。 甚至可以说，这种模式的学校在全国各地都可以找到。 所以我们今天说“衡水中学”，其实就意味着中国的应试教育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格的阶段。

具体到衡水中学本身，我把它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以衡水中学的几位校长为代表。

第一阶段是1992年至2004年，这一时期的校长是衡水中学的创始人李金池，他开创了自己的模式。 在他来之前，衡水中学是一个县级市的重点高中，在11所县级重点中学中排名靠后。 当时，一些省市重点学校下层“钉”，抢优秀生。 县里的学生数量很普通。 李金池当上校长后，决心改变。 他大力制定了衡水中学学生全部住校、封闭管理、学生和教师量化考核等校风和校规。 学生在课堂上吃饭、翻笔等行为都会被扣分，这些扣分会影响班级的荣誉和老师的表现。 一项特别典型的活动是跑步。 一个班有一个跑步队，人们挨着，在很小的空间里小步跑。 这种模式确实让衡水中学扭转了局面。 1995年，李金池到衡水中学三年后，他的高考录取率和综合教育水平在当地11所县重点中学中名列第一。 从此一直保持第一名的位置，衡水中学也因此名声大噪。

第二阶段是衡水中学成名后。 张文茂校长继承了李金池的办学规则。 张校长也很严厉。 直到2018年退休，他帮助衡水中学建立了多家分校并走向全国。 我先讲一下教育、地方政府和经济的关系。 为什么衡水中学或者像毛坦厂中学这样的超级中学经常出现在经济和资源相对匮乏的县城？ 这通常是因为县城没有太多资源，只能依靠教育，即考试成绩形成的社会影响力来获得政府更多的支持。 相应地，这种社会影响力也成为当地资源，带动经济发展。

张文茂任职期间，衡水中学高考录取率始终位居全省第一。 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人数从两位数增加到三位数，成为当地人心中最好的学校。 这种成就仅依靠原来的公办衡水中学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公办学校招生仅限于市区，学生数量有限。 于是，衡水中学开始与不同资本合作办办民办学校。 私立学校招生限制较小，可“捏”的优秀学生较多。 1999年，衡水中学首次开设民办学校“富阳中学”，但这所学校的规模有限。 2013年，衡水中学与房地产开发公司合作，共同创办民办衡水一中，在管理、师资、招生等方面复制了衡水中学的模式。 随后，衡水一中在多个城市设立分校，正式成为特级中学，形成“集体办学”​​。 这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衡水模式”。

当前阶段为第三阶段。 这一时期，衡水中学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 第一，因为衡水模式已经形成，所以不用担心录取率； 二是因为国家近年来实施“双减”政策，呼吁减轻学生负担。 虽然“双减”不涉及高中，但毕竟是一波浪潮。 我个人感觉衡水中学现任校长正在努力证明他们实行的是素质教育而不是应试教育，所以他经常参加国内的各种教育创新会议。 前两位校长希望巩固他们的成就。 现在，衡水中学需要做的就是改变以往的舆论形象。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受访者提供）

三联生活周刊：“衡水模式”具体指什么？

杨东平：衡水模式有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以继续教育为目标的教学和管理模式。 这是指大家都熟悉的封闭式管理、量化考核等。 第二个层面是“超级中学”的运营办学模式。 所谓超级中学的主要特点是学生数量多，考入名校的学生数量多，尤其是清华、北大，对老师、学生和家长都有很强的吸引力。 衡水中学是一所典型的特级中学。

我想重点关注第二个层面。 十多年来，衡水中学的办学模式“公私不分”。 民办学校的投资者主要是房地产公司。 于是，开发商的房产变成了“学区房”，价格大幅上涨。 开发商与“名校”共享利益。 同时，民办学校面向各省招收优秀学生。 每年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户籍在衡水或河北的学生。 我曾在节目中见到张文茂校长，问他衡水中学每年考入清北的河北学生有多少是河北人，但他避而不谈。 2017年，以衡水中学为基础的民办学校衡水一中在浙江开设分校。 我们21世纪教育研究院对衡水中学等特级中学违规办学的情况进行了“报道”。 随后，教育部要求河北省教育厅进行专项检查，河北石家庄、承德、廊坊等地教育部门下发文件限制衡水一中在当地招生。 但现在看来，限制程度并没有那么大。

三联生活周刊：在衡水中学出现之前，我国的县级中学有类似的模式吗？

杨东平：在衡水出名之前，强调刻苦学习和解决问题策略的“县模式”，出现在经济不发达、教育资源不是特别丰富的地区。 当时比较有名的就是黄冈中学。 例如，黄冈中学出品的试卷被全国很多学校购买。 但后来黄冈中学因师资流失等原因走向衰落。 但结合衡水的模式，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县乡中学的管理模式比城市中学更严格。 在城市，一些不够人性化的规定因家长受教育程度较高或政策原因而被排除。 但在县里，为了升学率，老师和家长愿意牺牲一切。 我的理解是县城介于农村和城市之间。 翻身的欲望特别强烈，手段也特别残酷。 至于农村的普通公立学校，并不是每所学校都需要出名。

三联生活周刊：衡水模式出现后哪有封闭式学校，会对国内其他县的中学教学生态产生什么影响？

杨东平：像衡水模式这样的特级中学在获取区域优质教育资源方面具有垄断性。 他们掠夺基层优秀教师和高分学生，造成地区教育“水土流失”。 尤其是那些曾经有一定竞争力的县，受到的影响更大。 一些地方出现“崩县”现象，整体破坏区域教育生态。

我更多想说的是对学生的影响，因为无论怎样，最终的后果都要由学生来承担。 “衡水模式”学校规模壮大后，垄断优质教育资源，分数线和学费也不断提高。 这就造成了各种隐性录取方式，比如靠关系入学、缴纳高中选拔费等，放大了学生的家庭背景。 这种差异挤压了衡水当地学生和部分农村学生的受教育机会。 北京大学的一位教育学博士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 他们对2005年至2009年进入北大的超级中学生进行了调查，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在超级中学生中，进入北大的农村学生比例正在下降。

另外，这种封闭式管理和录取率第一的理念对学生的生理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北京大学教授郑业夫曾在学生中做过一项调查，提到了一位毕业于衡水中学的女孩。 高中三年为了节省时间，她睡觉的时候从来不脱掉外套。 还有很多有胃病、神经衰弱等的学生，我在调查的时候还看到一个例子，提到一个县城有一个孩子，成绩好，喜欢法律，想去政法学校但学校却要求他把清北作为自己的目标和首选，迫使他的学生改变理想。 这对学生的命运有何影响？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身体问题外，这样的超级中学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如何？

杨东平：我认为谈论心理健康的前提是学校要尊重学生的基本人权，保障他们的安全。 本来，中学阶段是青少年了解自己、了解对方、成长的重要阶段。 然而，封闭、严格管理的学校割断、碎片化学生的生活，不给学生表达自我的空间。 这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残酷的。 的。

我没有专门研究过这类学校学生的心理状况，但我在研究中遇到过一些示范中学的案例，还是和学生的精神心理压力有关。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2004年，浙江绍兴柯桥中学的高中生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完成了“四周跳”。 这所中学是当地的示范性高中，学校所在的县是全国十强县之一。 是一所经济文化较好的城市重点高中。 后来我又见到了省教委的工作人员。 他们表示，这些学生成绩还不错，家庭条件也不错，在学校也没有和老师发生矛盾。 他们在晚自习时打开窗户跳了出去。 当时我就觉得，在经济、文化、教育条件比较好的中学里，已经出现了由此造成的精神极度紧张的极端案例。 那么在县里，情况会不会和那些不太受重视的中学类似呢？ 更差？

三联生活周刊：您刚才提到，衡水几乎每个县都有一所示范学校。 前段时间，江西一名高中一年级男生失踪，后被发现在学校附近的粮库上吊自杀。 我去了这个男孩所在的县，发现一些民办初中也在效仿衡水模式。 这个“年轻化”的衡水模式是新特征吗？ 这些年来，这类学校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

杨东平：这应该不是什么新功能。 衡水模式早在十多年前就被引入初中。 如果只讲“封闭式管理”，现在连小学都有这样的管理方式，低年级的学生肯定会出现。

近年来，我认为县中学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留守学生与家人分离的问题。 两年前，我在安徽省一个县的一所私立学校上学。 校园很漂亮，但学生基本都是南京和上海的留守儿童，因为根据户口，他们只能在家乡参加考试。 这些留守儿童不会说家乡话，寒暑假就到外地寻找父母。 谈及父母时，有的人流下了眼泪。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心理状况需要更多的关注。

此外，我们还赴西北地区考察。 记得在西北的一个县城里，有一个地方叫“留守村”，那是留守儿童的父母聚集的地方，住在相对便宜的私人住房里。 有很多母亲在这里读书，父亲在外地工作。 事实上，这种家庭中父母子女分离、成员分离的问题，导致了家庭功能的碎片化和不完整。 这不仅是孩子学习的问题，也是家庭的问题。

徐凯文，精神科医生、博士。 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蔡小川 摄）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我国青少年心理问题的现状如何？

许凯文：目前的形势非常悲观。 我可以先说2021年一些比较权威的数据。第一个是中国心理科学院进行的“全国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数据显示，青少年抑郁症状筛查率为24.7%。 二是国家卫健委开展的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 精神障碍是指需要看精神科医生和服用药物的疾病程度。 2021年发布的《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儿童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的比例为17.5%。 还有一项关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残的调查。 非自杀性自伤可以理解为自伤，比例为27.4%。 我们大儒心理学团队针对国际学校、公立学校、县立中学等不同类型的学校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有自杀倾向（表现出自杀想法、计划，甚至自杀）的学生比例约为30%，其中农村中学比例最高。 目前没有关于青少年自杀死亡的全国统计数据。

这些数字已经很高了，当然这里也有 COVID-19 因素。 我们团队做了一个粗略的调查，发现现在青少年的自杀率是疫情前的2到5倍。

三联生活周刊：在人生的几个阶段，青少年是否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有何特点？

徐凯文：青少年并不是最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群体。 从自杀率来看，自杀率最高的是老年人。 他们很容易觉得自己因病或因病引起的经济问题而无法生存。 自杀率第二高的群体是年轻人。 比如，大学生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青少年自杀率并不高，儿童自杀更是闻所未闻。 但现在，在青少年心理学研究领域，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共识——青少年自杀往往发生在更年轻的年龄。 我接触到的最年轻的自杀案例是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而且案例多起，呈现出自杀传染的特征。

最明显的感受是，这几年，我在全国各地进行调查，发现较大的精神病医院会专门设立儿童情绪障碍病房，因为孩子有情绪障碍、焦虑、抑郁、不喜欢学习、自残等。和自杀。 案件实在是太多了，需要专门为他们开这样的案件。 20多年前，这样的案例极为罕见。

当然，这有非常复杂的原因，涉及教育、家庭、社会等，离婚率飙升也是因素之一。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些因素中，您将“学校”排在什么位置？

徐凯文：如果要排名的话，我觉得学校还是占比较高的比例，家庭，包括家长对教育的看法，几乎是平分秋色的。

学校或教育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主要是基于功利性学习，只关注成绩和升学率。 儿童的自杀率与其学业负担的严重程度成正比。 近20年来，这是愈演愈烈、长期积累的结果，所以现在中学生出现各种心理问题，甚至自杀，这也算爆发了。 家长们自己也很着急。 他们觉得一定要送孩子去名牌大学。 这种焦虑也迫使学校把孩子送去名牌大学，产生互动效应。 父母关心、爱孩子，但爱孩子的方式却是把自己的焦虑、很多负面情绪、自己的压力倾倒在孩子身上，成为孩子焦虑、压力、心理问题的根源。

有一种说法是，每年开学时学生自杀人数都会增加。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毫无意义。 秋冬之交，白天时间变短，人们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确实存在。 首先，由于寒暑假作业太多，学生如果无法完成作业或解决问题，可能会感到绝望。 当然，这与青少年心理不成熟有一定关系。 对于一些对成年人来说很小的事情，青少年可能会非常认真地对待后果。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COVID-19疫情。 我们研究了疫情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发现近三年来，寒暑假结束后立即考试，或者停课一段时间后，最容易造成学生心理上的困扰。精神崩溃，甚至极端自杀。 由于疫情的影响，学生们的自律能力不如平时，开学后考试很容易不及格。 尤其是那些原本成绩不错的孩子，已经从上流变成了下流。 他心理上很难接受。 所以前段时间我也呼吁不要一开学就考试，因为这三年来已经发生过很多类似的情况，一定要避免极端的情况。

总体来看，焦虑、抑郁是当前社会和时代的特征。 可以说是一种全社会广泛性焦虑症。 其突出特点是对未来和尚未发生的小概率危险的过度期待和担忧。 比如过度担心未来中考被分流、过度担心未来考不上名校等等。而焦虑和恐慌的传染性极强，因为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总是对危险和负面信息更加敏感。 想想疫情期间人们因为不可靠的信息而囤积食品和药品，这一点就可以理解。 。

互联网极大地促进了这些负面情绪和压力的传染。 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特点。 13年前，我参与了富士康发生15连倒事件时震惊世界的自杀疫情的应对和处置。 在那个手机报道的时代，发生了严重的自杀流行病。 现在是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负面情绪和行为的传染变得更加广泛和迅速。 从我们之前的研究来看，可以说这样的感染每天都在发生。 青少年正处于情绪容易失控、认知能力较弱的年龄段。 为了避免巨大的学业压力和过度的学业竞争，他们在网络上了解自残和自杀，还学习各种精神科知识，以“表现出某种心理异常和病理状态”为显着特征。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学校管理非常严格，采取严格的封闭式教育，青少年是不是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徐凯文：那是肯定的。 管理严密的学校对孩子的心理影响很大。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孩子年龄越小，离开父母对他的安全感造成的伤害就越大。 比如，全托班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是高效的，但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孩子很小就失去了父母的保护。 这种适应过程损害了他们的安全感。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封闭式幼儿园。 学校。

我曾经接待过一位访客，他在一所封闭的学校读书，成绩很好，但有一天他突然崩溃了，厌倦了学习，拒绝上学。 我们发现他在这所封闭的学校读书，学习和生活本来就承受很大的压力，但他仍然能够支撑下去。 这所关闭的学校每周都有一天休息，这一天对他来说尤为重要。 他可以回家放松一下，这像是一种期待。 但有一天学校突然规定，如果学生下次考试成绩不如上次，就不准回家。 这位学生感到压力倍增，心理崩溃，无法支撑自己。

此外，封闭式、军事化、缺乏人性化的管理方式，也会持续影响孩子上大学后的心理。 我在北大工作的时候，发现很多名牌超级中学的学生，因为自控力差，不知道如何与人交往，出现了心理问题。 有一位著名超级高中的毕业生，入学后不久就因抑郁症休学一年。 回家后他仍然想自杀。 我和他沟通时，他说学校规定食物只能出现在宿舍和食堂。 有一天，这位同学的室友生病了，他就帮忙从食堂拿饭菜带回宿舍给室友吃。 这原本是一件好事，而且很有帮助。 但他在路上拿着食物被老师发现了。 老师说他违反了校规，并扣了他们班的分数。 这一事件完全违背人性和价值观。 它把学生当作考试机器，或者用学生的话说“工具人”。 这位同学直到上了大学才放手。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管理方式有时会在学生中造成“斯德哥尔摩效应”。 当学生无力反抗时，他们就开始接受这种“虐待”，这种“虐待”对人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毁灭性打击。 这种学校的极端表现就是像豫章书院这样的网瘾治疗学校，只会让孩子更加厌恶成人社会，破坏亲子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在很多县城或乡镇中学停课的学校里，大部分学生都是留守儿童寄宿。 留守学生会面临更大的心理问题吗？

许凯文：留守儿童本身就是一个心理脆弱的群体。 现在我们说的留守儿童，大多出现在农村、县乡。 他们与父母的情感联系非常薄弱，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依恋关系存在问题。 关于安全，如果孩子的依恋感没有建立起来，孩子以后很容易不和父母说话、沟通，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尤其是功利性封闭学校里的留守儿童，心理状况更加糟糕。 在这种情况下，当孩子陷入绝望和压力时，如果有朋友倾诉、求助，他出现问题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但如果他连朋友都没有，他就是人群中的一座孤岛，很容易绝望。

此外，县中学经常出现的陪妈妈现象，造成了家庭成员的分离。 在亲子教育中，父亲的缺席，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确实更容易给孩子尤其是男孩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缺乏安全感、沟通方式不佳、焦虑等。复杂的问题。 问题。 我们也觉得目前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关注大多是从城市孩子的角度出发。 农村留守儿童受到的关注太少，问题可能比想象的更严重。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青少年自杀问题，比如此前发生的江西高一年级男生胡新宇事件，有人评价是青少年抗压能力低，或者是更多的是由于个人性格。 你怎么认为？

徐凯文：我觉得青少年需要主动去关爱。 青少年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成年人很容易解决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天大的事。 如果他没有一个可以绝对信任、可以倾诉一切的人，他很容易把这些事情压抑在心里，不告诉任何人，最终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因此，青少年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积极关注。

我还是想强调，胡新宇绝不是例外哪有封闭式学校，他只是这群悲惨人群的代表。 如果我们有机会对县域此类停课学校进行全面评估，可能会发现30%甚至更高比例的孩子存在心理危险倾向。 然而，目前几乎没有针对封闭学校学生心理状况的研究。 主要原因是此类机构不允许心理组织进行调查，因为教育界和心理学界对这种方法基本持否定态度，不受学校欢迎。

三联生活周刊：不同代际的中学生心理问题有何异同？ 全社会如何改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徐凯文：十几二十年前，青少年心理问题大多是学业焦虑造成的。 这种焦虑很少让学生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当前这一代青少年更容易从焦虑转向抑郁，自杀人数也更多。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经济能力更强了，孩子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我们有了更多的精神追求，更多地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现在，教育仍然以功利的成绩和录取率为中心。 对于一些青少年来说，这不是他们想要的。 他们容易对生活产生怀疑，从而产生心理问题。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最重要的是教育理念和制度的改革。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有这样的反思。 例如，近年来的“两会”中，出现了很多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法案和建议。 但是，这不是一个政策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整个社会的共识，父母和学校也必须积极改变其概念和实践。 变革的目的只是一个，即，年轻人可以健康发展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