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校专业目录三次调整

我国的专业设置始于1952年，到1953年初，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有215个，1954年为257个，1962年为627个。1963年《高等学校专业总目录》 《高等学校绝密、涉密专业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印发。 510个专业。 文化大革命期间，专业数量猛增。 到198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开设的专业已达1039个，1982年进一步增加到1343个。 由于缺乏法治和协调，专业设置出现了盲目性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狭、乱、缺”的局面，不能适应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不利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所必需的高等教育。 管理也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科专业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专业目录的修订势在必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学科和专业调整。 1982年起，国家首次组织对文、理、工、农、林、医本科专业目录进行全面修订。 历时5年，专业数为671个。第二次于1989年开始，经修订，专业数为504个，1993年7月颁布实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第三次于1997年开始，1998年7月顺利完成，专业数量由504个调整为249个。2001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调整本科专业总体结构的若干原则意见》 《高等学校》（简称“5号文件”），对学科和专业结构的调整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要求，特别指出要下放学科、专业设置自主权。

可见，我国高校的学科、专业的设置和调整正在不间断地不断进行。 专业是高校与社会联系最密切的专业之一。 高等教育的本质是职业教育。 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必须围绕学科专业。 一所好的大学一定要注重专业的设置和调整。 没有合理的专业布局和完善的专业建设，学校的发展就会失去强有力的支撑，其他建设和管理就会失去立足之地。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都非常重视学科、专业的结构和调整。 我国，从宏观来看，以专业建设、专业结构调整、专业布局规划为重要内容的教育改革日益深入； 从微观层面看，高校内部的专业发展规划、专业建设和调整引起了高校的高度重视。 二、新制度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 制度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发展并延续至今。 早期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塞尔兹尼克（）在1949年出版的《TVA与草根》（TVA and Grass Roots，1949）一书中指出，一个组织的发展不能仅基于其内部要求，还必须考虑对其与其环境保持的关系的控制。 塞尔兹尼克认为，研究组织时，必须跳出理性模式，超越所谓效率，超越组织本身，因为组织既不是简单的效率机器，也不是封闭的系统，它受到环境的影响。它位于其中。

此后，制度学派长期更加关注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与环境的关系。 新制度学派指出组织面临两种不同的环境，即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 这两种环境对组织有不同的要求。 技术环境要求组织高效，按照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而制度环境则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采用制度环境中“广泛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实践。 ，无论这些形式是否有助于提高组织的运营效率。 追求适应技术环境很容易导致忽视制度环境； 对制度环境的适应往往与组织内部生产过程争夺资源。 两者之间的冲突以及相应的组织对策是组织趋同的原因。 地点。 迪马吉奥和鲍威尔认为，存在三种机制导致制度的趋同，或者组织形式和组织行为的趋同。 第一种是强制（）机制，是指组织被迫采用某种结构或程序。 第二种是模仿（）机制，即由于不确定性，一个组织简单地选择复制或模仿另一个组织来减少不确定性。 和（1989）的实证研究指出，虽然成功的组织很容易被模仿，但组织管理者更有可能模仿他们信任的组织。

三是规范（）机制，是指组织为了获得优势地位而采取一定的程序或形式。 它源于专业培训以及组织领域内专业网络的发展和复杂性。 社会规范机制在组织趋同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三种机制导致并促进组织之间的趋同。 和(1983)对公务员的研究认为，公务员制度的采用前期受到理性选择机制的影响，后期则受到合法化机制的主导。 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机制效应的观点突破了以往静态描述性分析，开创了新的研究视角。 Shin Kap Han（1994）在实证分析中型企业为何模仿大企业时提出了Hahn模型，y=a+bx，其中y代表模仿程度，x代表企业及其地位。 哈恩将竞争与合法性结合起来，证明两者之间不是冲突或替代关系，也可以是互补关系。 早期的新制度理论认为，组织结构不是基于组织目标的主动设计的理性过程，而是组织对社会制度环境的反应。 在组织与环境之间，环境处于主导地位，组织处于从属地位，受制于外部制度环境。 后来的新制度理论文献开始关注制度环境中组织的主动性。 总之，新制度学派强调组织是开放系统：组织受环境的影响特别强烈； 然而，对组织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理性或效率因素。 社会构建的概念体系和规范体系对组织产生影响。 巨大的控制影响力，控制着它的结构和运作。

3.新制度主义对专业目录三项调整的分析。 一是专业目录三项调整的制度环境：大学办学自主权逐步下放。 所谓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是指高等学校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依法独立行使教育决策权和教育组织活动权。 传统计划经济下的政府垄断观念，导致政府与高等学校（即环境与组织）的关系处于主导和决定性地位，而高等学校（即环境）处于主导和决定地位。组织）处于从属和领导地位。 政府作为关系的一方，在与高等院校发生关系时，对高等院校具有直接的、促进或限制的权威作用。 计划经学生入学后要修什么课程、学习多长时间、参加什么活动等等，都有详细的规定。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高校扩大办学自主权的呼声，教育资源完全由国家掌控的局面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央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系列文件中多次强调，要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 《高等教育法》更加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自主确定办学规模、制定招生计划、调整院系招生比例、设置和调整学科和专业，独立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独立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

20世纪80年代经历的每一次专业结构调整，都是我国高等教育应对制度环境变化的举措。 应该说，这些改革措施不再像以往的学科、专业设置和结构调整那样仅仅着眼于规模、结构、口径等外部形式因素，而是以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和调整为重点。把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机制作为学科专业建设的重要原则内容。 这表明相关领域的改革已深入到制度层面，试图通过体制机制建设，保持外部社会需求与学科专业内在规律之间的动态平衡。 办学自主权的扩大，使学校逐渐从无权力的责任主体转变为具有一定权力的办学主体。 其次，办学自主权逐步下放的制度环境要求高校调整学科专业。 在组织社会学的理论或研究中，教育组织被作为正式组织或专业组织来研究。 在各类学校中，机构学校对教育组织的研究最为丰富。 大学的组织结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管理结构，二是学科和专业结构。 管理机构是指学校设立的各行政部门、党组、工会机构及其相互关系。 它们是协调机构，其职能是调动社会和学校的各种资源，为学术活动的开展提供必要的专业服务和咨询。 大学学科专业结构是指学校内部院系和专业的设置。 它是大学的核心架构，对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其重要地位在我国高校中更加明显。

我国的高等院校是多个不同学科和专业的集合体。 按学科、专业招收学生，组织具体教育教学活动，进行教育教学管理英语作文，按学科、专业配置基础教育教学资源，指导毕业生就业。 我国高等教育主要通过学科和专业，将高等教育结构与社会产业结构、人才市场结构直接紧密联系起来； 同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人才市场结构的发展变化又反过来影响高等教育的学科和专业设置和调整。 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技术革命，其特点是学科群体效应，各种科学技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在不断综合和交叉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域。 如信息技术在各学科领域的应用，材料与各工程学科的交叉，机械、电子与先进管理技术的结合等。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重本科生基本素质的培养，培养面对复杂的工程技术和社会系统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即能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层次人才。 这类人才必须具有广泛的知识结构，对科学技术有深刻的理解，有综合运用各种知识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有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调整研究领域的能力。 50年来，大学的办学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经济的发展、高考制度的恢复、大学的活力，都凸显了原有专业目录的弊端。 不断变化的环境对组织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其行为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作为大学组织的核心结构，原有一级学科的学科和专业结构狭窄大学专业目录，一些学位授予单位各学科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一些学位授予点趋于“固化”，这使得学位授予单位的学科结构趋于“固化”。容易导致本科生知识结构不合理，缺乏现代综合性、综合性的系统思维能力，缺乏借鉴、驾驭不同知识、移植创新的能力，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要求。现代科学技术。 因此，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高等教育结构必须根据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和科技进步。” 由于受计划经济时期残余思想的影响，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 因此，专业结构调整并不是基于组织目标主动设计的理性过程，而是组织对社会和制度环境的反应。 在组织与环境之间，环境（政府）处于主导地位，高校处于从属地位，受制于外部制度环境。 第三，高校的双重组织特征寻求合法性机制的保障。 新制度学派指出组织面临两种不同的环境，即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 这两种环境对组织有不同的要求。 技术环境要求组织高效，按照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而制度环境则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采用制度环境中“广泛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实践。 ，无论这些形式是否有助于提高组织的运营效率。

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变革的背景下，高等学校专业设置权逐步下放。 这不仅标志着相关改革已提升到制度层面，也指出这一趋势的实质是政府对专业设置和调整的强合法性支持感转变为弱合法性支持感。 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大学组织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并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 也就是说，效率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强，政府对专业设置的法律支持已经转化为宏观调控和后期评价。 然而，我国的大学组织是有别于传统理性科层组织的组织形式。 它具有二元结构的特点，是典型的制度组织。 受制度环境影响较大，受技术环境影响较小。 与其说学校是一个完全一体化的官僚模式，不如说它是一个具有两种相对不同模式的理性组织。 在我国的大学组织中，既有庞大的官僚管理组织，也有非官僚的师生群体。 组织成员之间既有制度化的正式关系，也有非制度化的非正式关系。 由于双重组织结构和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高校最重要的不是追求效率，而是寻求合法性的保障。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扩招前的8%提高到2002年的15.3%、2004年的20%，原来的专业目录已经不能适应这样的需要。增速较快，但绝大多数高校机构为了遵守合法性机制，采取了制度环境下广泛接受的做法，即通过压缩、修订新专业目录的方式来开展招生工作。

最常见的做法是在当时设立的专业范围内扩大专业招生规模，或者对投资少、临时市场需求大的热门专业进行扩招，如计算机、经济与管理、外语等。等，以适应招生规模的扩大。 并完成上级分配的招生任务，无论这些表格是否有助于提高大学组织的运作效率。 第四。 高校专​​业设置经历了强制机制、模仿机制和规范机制的过程。 新制度主义的重要推动者迪马吉奥（）和鲍威尔（）认为，存在三种机制，即强制机制、模仿机制和规范机制，导致制度的趋同或组织形式和组织行为的趋同。 。 1952年以来，我国长期实行指令性、计划性的纪律和专业管理制度。 这一管理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学科、专业在全国布局，统筹规划，“集中力量办大事”； 教育行政部门公布本科专业目录和研究生学科目录，作为学科、专业审批的依据。 我国高等学校的学科和专业设置必须以国家公布的专业目录为依据。 从20世纪50年代第一个指导性专业目录到1998年第四个指导性专业目录，虽然指令性程度在弱化，但本质没有改变。 专业目录仍然是学科专业设置的基本依据。 高校没有权力根据市场和社会的需要自主决定专业设置。 也就是说大学专业目录，学校调整学科、专业的动力直接来自于政府，完全受政府控制。这一时期，我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