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恢复高考

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40年了，在经历了诸多大大小小的制度改革之后，2017年新一轮高考改革如火如荼地展开。澎湃新闻（）教育专栏将选取40年来的10个节点，推出系列报道，记录恢复高考后的一些重要改革。通过回望40年来高考改革的“故事”，让我们对高考这项涉及广泛民生的教育公共政策有更清晰的认识，为回答“未来改革将走向何方”的问题提供“经验”支撑。恢复高考40年，改革一直在路上，无论“形式”如何变化，改革的初衷不会变，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让每一个同样努力的人都能获得机会，让每一个不同特点的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

澎湃新闻记者 江勇 供图

1977年冬，全国570多万考生走进了关闭了十多年的高考大厅。

当年的考生如今已白发苍苍，但谈起40年前这场改变了很多人命运的考试，依然记忆犹新、激动不已。

“当时就像‘一夜春风来’，大家都在互相诉说，高考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到处都弥漫着高考的气氛……”1977级考生、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告诉澎湃新闻（）。

当时，刘海峰高中毕业一年多，听到高考重启，他毅然放下锄头，从田野走到高考考场。与此同时，来自上海的23岁考生楚小泉，也拿起十多年没碰过的课本​​，重新备战高考。

那一年，很多和他们一样的年轻人，怀着对知识的渴求，用行动迎接高考这个公平竞争机会的到来。

1977年12月，570万考生参加高考。图为当年北京参加高考的年轻人认真答题。新华网资料图

知青时代

1976年6月，刚刚高中毕业的刘海峰面临是留在城市务工还是下乡打工的选择。“当时规定一家只能有一个孩子留在城里。我家有四个兄弟，我是长子，没得选择，只能下乡打工。”

这一年，曾有“秀才”之称的刘海峰开始在福建省龙岩县江山公社桐柏大队务农。“当时我被安排住在一栋两层的‘楼房’里，水牛住在楼下，人住在楼上，中间用木板隔开，可以说我和牛住得很近。”

在这样的环境中，刘海峰当了1年零9个月的知青。那段时间虽然很艰苦，但他依然每天点上一盏小灯，在孤零零的楼房微弱的灯光下坚持看书。“那时我家住在母亲任教的中学里，去图书馆借书比一般人方便，每次回家总会买上几本书。”

1977年，几名知青来到了刘海峰所在的农忙队，闲暇时，他们经常打牌、喝酒，刘海峰则在家里看书。“当时就听别人说，‘别像个呆子一样待在家里。’”

不善交际的刘海峰在山脚下的水田里收割稻子或插秧时，常常抬头凝望远方，“只想着身边的一切，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展现出自己的实力。”

当时，他正在读俄罗斯作家阿克萨科夫的《学生时代》，18岁的刘海峰在笔记中抄下了这样一句话：“一个没有接受过中学和大学教育的人是一个有缺陷的人什么时候恢复高考，他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从形式上讲，我那时受的是中学教育，但大学在哪儿？上大学难道永远都是一个虚幻的梦吗？”刘海峰说。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有关“恢复高考”的传言也越来越频繁。

高考来临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从1977年起恢复高考制度。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校招生重大改革》，恢复高考的消息在一天之内传遍全国。

“那一天，知青们传开了消息，大家都赶紧回城，准备参加高考。”刘海峰回忆起那天看到报纸时的情景。

与此同时，距离福建不远的上海也因这则消息而陷入动荡。如今已是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的楚小泉当时正在生产队工作。23岁的他已经离开学校近十年，看到报道时他“非常非常激动”。

当时，福建省招生委员会发布的录取简章是1977年11月5日，考试时间为12月16、17日，虽然只有40天的时间，但刘海峰仍然以高涨的热情报名，分分秒秒开始准备考试。

上海的楚小泉当时很为难，“1966年我们小学毕业，然后就发生了文革，我们基本没有上课，文化程度还停留在小学水平，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但在读过大学的哥哥的鼓励下，楚小泉决定试一试。

今年全国共有570多万考生走进考场，其中不乏等待十多年的高中生，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师生、叔侄、兄弟一起参加考试的现象。

刘海峰和弟弟刘海平一起参加了这次特殊的考试。“时隔11年，没有人知道真正的高考是什么样子。虽然我们知道每所大学录取的学生不会很多，但没有人知道具体的录取人数。大家都认为自己可能会被录取，但也觉得自己不一定能考上。”

怀着“一颗心、两份准备”的心态，1977年11月，刘海峰第一次走进艺术高考的考场。

至今，刘海峰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文科类考试的题目，“主要是写一篇跟绘画有关的作文，结尾就引用了鲁迅的一句诗，‘愿向画师请教新意，独研朱墨画春山’。”

成绩公布时，刘海峰在文化科目中名列第一。“当时龙岩地区有300多人参加艺术考试，但福建师范大学艺术专业只录取了两个人。”由于刘海峰的艺术成绩只进入前四名，他错失了考入福建师范大学艺术专业的机会。

刘海峰选择继续备战12月16日的正式高考，“像我这样参加过两次高考的人，在全国很少见”。

1977年11月17日，距离高考刚好一个月，刘海峰递交了报名表。

“考前那段时间，大部分考生和家长都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全国上下都在讨论恢复高考，高考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到处都弥漫着高考的氛围。”

刘海峰告诉澎湃新闻，高考前，各所中学都为毕业生安排了辅导备考，每节辅导课都座无虚席，每一位辅导得好的老师都备受尊敬。

大学梦

1977年12月16日，刘海峰走进高考考场。

当年的高考是各省统一安排的，福建省语文考试中，作文是重中之重，理科占90分，文科占70分。刘海峰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年高考的作文题目是《读《大庆故事》后的感想》。

“我给自己的作文取名为《细节中见精神》，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一句话：‘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刘海峰说，后来听说，自己的作文被语文评委组当成了评分的参考范文。

1977年12月17日，高考结束后，刘海峰在随想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成败就在77.12.17这一招。”这个时间点对他来说太重要了，“成败一举两得。”但那一年，本专科录取率只有4.8%。

与此同时，来自上海的褚小泉也走进了高考考场，“考完之后感觉语文、英语都还好，数学就没那么好了。”

幸运的是，1978年1月，刘海峰和楚孝泉双双顺利进入体检名单。“体检结束后，我就担心，万一没通过怎么办？”刘海峰说。

1977年，福建省招收外省高校的学生和专业数量都很少，北大、复旦两所大学在福建的文科招生名额很少，福建省招收文科生的高校只有厦门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

当时，每个考生可以填写三个选择，因为热爱文学，刘海峰只选择了文史两门学科，“我第一和第二志愿分别是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第三志愿是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刘海峰说：“当时，如果能考上福建师范大学，对于我一个下乡务工的知青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北大、复旦、厦大我都不敢奢望，把厦大列为第三志愿，就是因为不想让选择栏空着。”

在国务院转发教育部的《关于1977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就有“招生时优先考虑重点高校”的规定。

刘海峰告诉澎湃新闻，按照规定，1977年高考成绩不对外公布。但经询问，他得知自己的成绩是：政治85分、语文87分、数学62.8分、历史地理67.3分，总分302.1分。“这个分数在1977年，尤其是在同龄人中，已经算是相当高的了。”

几乎与此同时，褚小泉也得知了自己的成绩。“成绩公布的时候，我很惊喜，语文和英语都考得不错，按照当时的分数线，已经达到了复旦的录取分数线，但考前没信心，不敢报。”最终，褚小泉如愿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主修英语语言文学。

凭借优异的成绩，刘海峰意外被厦门大学录取，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虽然最终被厦门大学历史系录取，但他还是欣喜若狂，“还是很感谢厦门大学录取了我。”

在刘海峰毕业三十周年的聚会上，他得知好几个同学的初中志愿并不是厦门大学，而是其他普通高校。考上比初中更理想的大学，是1977年高考高分学生才能获得的特殊机会。

与高考结下一生的缘分

错过复旦大学学习机会的楚小泉最终来到复旦大学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回忆起高考时的感受，楚孝泉感慨道：“当时的高考，对于我们那一代年轻人来说，就像是黑暗的隧道里出现了一丝光亮，就是这种感觉，这条路不能不走，能考高考的都考了。”

刘海峰的高考故事并没有在进入大学后结束，“1977级的大学生，大部分都是一次性的高考经历，而我，却是一生的经历。”

大学毕业后，刘海峰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研究生，1984年硕士毕业后，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高考’科举制度，进而研究高考制度。”

截至2007年，刘海峰已发表有关高考的论文40余篇，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与主张取消或废除高考的学者的辩论，他明确主张中国应该继续实行高考。

回忆起1977年高考，刘海峰感慨道：“考上大学，是每个人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特别是对我们这些下乡知青来说，那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犹如鱼跃龙门。”

“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是我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国家和时代的转折点。”刘海峰说，同学们都明白，命运之神对1977级的毕业生特别仁慈。“历史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们也有强烈的报效国家的使命感。”

作为高考研究的“专家”，在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刘海峰主编了22卷本、共约768万字的《高考改革研究丛书》，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今年，我还将在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8卷本的《高考制度改革与实践研究丛书》，这是我给恢复高考40周年的一份大礼。”

刘海峰说：“今后我还会长期研究高考，甚至直到我生命的尽头。我的生活中充满了高考的元素。1977年我走进高考考场，40年后我又走进了高考的世界。”

与刘海峰有着类似经历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也感慨颇深。今天，他和刘海峰一样，40年前走出了高考，40年后继续研究高考。“现在我也在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史，继续探索如何完善高考制度，如何更科学地分配高考指标。从我自己的研究角度，我们也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件大事。作为学者，作为见证者，我对此有更深的感受。”

“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对我们那一代人影响比较大。”周宏宇告诉澎湃新闻，高考恢复前，他们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去什么时候恢复高考，中断了学业。为了在辛苦中找点乐趣，他们还是坚持学习。“我还带了几箱书。去农村的时候，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总隐约觉得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也许有一天，又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哪怕是处在社会最底层，也要保持学习的兴趣。”

在这样的情况下，周宏宇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欣喜若狂，“我们赶紧复习，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随后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并开始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

5月20日，同样是1977年参加高考的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对澎湃新闻表示：“40年前，我是中国高考改革的首批受益者之一，我感动不已，非常感谢国家做出这样的决定，在那么困难的时候，国家首先抓紧进行教育改革，才有了今天的中国。”

他感慨地说，在当今时代，我们提出了更加宏伟的目标，就是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自古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世界上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除了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也要做好世界的事情。

“这就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上要有新的改革，就是让我们的年轻一代不仅有中国视野，还要有世界视野。”王树国说，中国年轻人要胸怀开阔，对世界有更深的理解，要有把握未来世界的国际化能力。“从这个角度看，高等教育改革40周年是第二次改革的高潮，年轻一代应该为这个时代感到自豪，同时也应该为它做出值得的贡献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