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从多元角度解读鲁迅的文化血脉与生命体验

杨易，1946年生于广东省电白县。现为澳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学部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文学图集》、《中国叙事学》、《文学地理志》、《还原鲁迅文化血统》、《鲁迅作品精粹（选评版）》三卷本、《国学研究会志》等50余部著作，发表论文500余篇，计1000余万字。主编著作16部，70卷本。

全部都是数据图片

去年冬天，我以古今文献、碑刻文物、野史杂著、风俗信仰、地域基因、当代思想、鲁迅深厚的人生体验等丰富扎实的材料，从鲁迅的文化血脉、哲人视野、爱国情怀、巨人智慧等多个角度，评述了220余篇文章。这其实是对五四前后半个世纪文化精髓的注解，是对20世纪最深刻的思想和文学巨匠之一全方位的解读。以一人之力做如此有挑战性的事情，正如《诗经》所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现在我提出这些评述，希望得到更多的批评指导。

鲁迅研究是我学术研究的起点。从1972年在北京西南郊的一个工厂仓库里读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1978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唐涛、王世敬，开始系统地研究鲁迅。此后，我发表了一批有关鲁迅的文章，创造了个人学术生涯中不少“第一”。1981年上半年的《论鲁迅小说的艺术生命力》是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1982年7月的《论鲁迅小说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1984年4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小说综合研究》是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我迈出的学术第一步，是我研读《中国现代小说史》、勤于探究中国文学从古至今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渊源与精髓的第一站。选择这一站作为学术思考的起点，在与鲁迅进行思想文化与审美精神的深度对话后，再准备继续前进，对古今叙事、歌谣诗词、国史志、诸子百家的学术著作进行了长途奔袭。应该说，这积累了宝贵的思想批判能力、审美体验能力和文化还原能力。经过三十余年在审美文化和思想文化方面的耕耘，我回过头来，重新梳理鲁迅的经典智慧与文化血脉。 近两年来，我陆续推出了《恢复鲁迅的文化血脉》（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遥遥致敬汉唐——鲁迅与汉画像石》（《学术月刊》2014年第2期）和三卷本的《鲁迅作品精粹（选评版）》（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8月），彻底梳理了我学术生涯第一站的存量。整理的结果让我对鲁迅思想和文学的存在深感敬佩和感激。有了这个标杆，人们在思想和学术上就不能懈怠了。

最近，我将这三份共一百三十三万字的材料进行了校对，并根据校对的内容写了两篇文章：《鲁迅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和《怎样推进鲁迅研究》，每篇两万余字，前者还处于草稿阶段，文章写得仓促而粗略，只是为了梳理一下近几年回归鲁迅的精神轨迹。

鲁迅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过去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常常会列举一系列鲁迅的观点。不如换个角度，想想鲁迅在精神品质和思维方法上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启示。观点是具体的，很容易随着历史的进步而获得或消逝；精神品质或思维方法则具有潜在的普遍性，运用得当，可以进入新的精神过程。

严肃而深邃的目光

鲁迅写了33部小说，其中16部提到了“眼光”。《奔月》中，易“挺拔如磐石，双目直射前方，在岩石下闪如闪电，须发散开，飘动如黑火”，这被视为人物精神的钥匙。《取法》中“要用脑子，睁开眼睛，自己去取”。《红洞花女·小导论》说，对于《红楼梦》来说，“光是意义，就因读者的眼睛不同而有各种解读：儒家看到了《易经》，道家看到了情欲，才子看到了缠绵，革命者看到了反满，八卦者看到了宫廷秘闻……”可见眼光是认识世界的钥匙。 如清人吴乔在《炉边诗话》卷六中说：“读书时，不可只看纸的表面，须看纸的背面。”

每本《鲁迅作品精粹（选评版）》里，都有我写的书签：“读鲁迅，能使心灵的眼睛明亮如岩石下的闪电。”重点也在于“眼光”。香港版《鲁迅作品精粹》的序言也说​​：“我们在观察中国事物的时候，总能感受到他那锐利、严厉、深邃的眼​​光，感受到他所展示的、所谴责的、所期盼的。” “鲁迅的视野，成为20世纪中国智慧和精神的一大成果，这种成果超越了封闭的儒家精神体系，对于现代中国文化体系的建构具有实质性的意义。鲁迅的同时代人中，有比他更激进的，如陈独秀；有比他更机智的，如胡适；有比他更风趣的，如周作人；但没有人像他一样看透中国历史进程的深层本质和中国的生活模式，这使他的作品更值得一读再读，越嚼越香。鲁迅学思深，思考深，观察深，表现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流的思想洞察力、历史洞察力和社会洞察力，使他的学识渊博、阅历深厚，形成了一种具有巨大穿透力的历史通识。”

比如解剖国民性的命题，《阿Q正传》写阿Q的革命：阿Q梦想的革命武器不是民主共和，他甚至把自由党误认为“柿油党”，取而代之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等小说和地方戏《龙虎斗》中的各种武器，如平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双刃剑、钩镰枪，成为他想象中的成群抢劫的家伙，带有民间狂欢的讽刺意味。鲁迅的眼光看透了群体的潜意识。鲁迅有一个深入人心的发现：“暴君的反面就是奴隶南阳文学艺术网，有权的时候可以为所欲为，失了权就变成奴隶。” （《南言北言·谚语》）这是鲁迅的眼光，认为鲁迅解剖国民性是受西方传教士影响的“殖民思想”，是脱离事物本质或将事物本质虚无化的伪论。

令人耳目一新的智慧

香港版序言也说：“谁能想到，鲁迅只用一支小小的廉价的‘金’笔，就能如一阵风雷般掀开古老中国的厚重帷幕，赋予受苦受难的灵魂以神圣，让一缕晨光透进暴风雨的云层？他对黑暗的重量有充分的估计，一踏入文坛荒野，就立下期望：‘我肩负传统的重担，把黑暗的大门紧扣在肩上’，让青年一代‘去往宽广光明的地方，从此快乐地生活，理智地行事’。”这赋予了新文学运动以勇者的性格和智者的风范，很难再找到另一位像他一样了解中国的作家。启蒙的手术刀如此锋利，可以轻易批判奴隶制与专制互补的社会心理结构，甚至小辫子、脸蛋这样的形象，国粹与现代性这样的话题。野史，将国民性剖析得淋漓尽致。读鲁迅，可以体会到一种苦中之乐，即一种既不痛苦也不快乐，而是奇异地痛苦和快乐的大智慧。在智慧的境界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睁着眼睛看”面对现实的人生态度，以及他向“汉唐之勇”致敬、提倡“取其所用”的豁达。他晚年所运用的唯物辩证法也活灵活现，丝毫没有“论匾短视”的隔阂（见其《辩》）。在他对家庭、社会、时代、父与子、女性，以及文学与革命、知识分子与人民、圣人、名人与真理等问题的深思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常识的融合，感受到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智慧和禅意。 他擅长讽刺，但他的讽刺立足于民众精神，冷酷包裹着热情，以一种“冰与火”并存的特殊风格，逼退了复古堕落的荒诞，逼出了“中国的脊梁”和“中国人的自信”。鲁迅使中国人对自身本质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深度。正是这种充满奇异痛苦和喜悦的历史深度，为百年改革事业注入了类似于“路人”的不懈精神动力。

鲁迅的散文得益于他的博学。民初的鲁迅是一个独特的精神存在，他用沉默来排解痛苦，用沉默来磨练内心的力量。对精神痛苦的治疗，使思想者真正深刻地品味到了文化的韵味。如果没有民初对古碑刻的研究、对佛经的抄写、对汉画像石的收藏，就不会有鲁迅这样深厚的精神深度，不会有对中西文化精髓的深刻领悟。鲁迅的人文情趣十分广泛，他年轻时不爱刺绣、不爱民间戏剧，但喜欢古碑刻、汉砖木刻，这些都让他体会到了文化情趣，体会到了古人的心灵。鲁迅作为作家，有着博学多识的文化修养背景。 1925年，他写出《照镜随想》，写得自由自在，真正展现出博学的风采。散文是鲁迅创造的一种共感民族国家苦难的文化方式。

强健骨骼

鲁迅是一位睿智而勇敢的启蒙斗士，他在《自嘲》一诗中写道：“冷眉头面对千万人的批判，我甘愿为儿女当牛。”他的坚硬，来自鲜明热烈的爱恨情仇的磨炼与淬炼。“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斗，在这诅咒之地，击退诅咒的时代！”《上吊的女人》写出了一种“民俗活化石”，甚至可以说是“女鬼活化石”。有“鬼”的化石吗？鬼本该与“黑暗”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但鲁迅却从中激活了强大的生命力，从而构建了现代中国文学独特的意义方式和意义深度。

同情和寻求

从1918年震撼人心的《狂人日记》，到1919年含蓄细腻的《孔乙己》，不到一年的时间，鲁迅小说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展现了鲁迅文学世界非凡而深不可测的深度。在《孔乙己》中，鲁迅在家乡的街头拾起如风中落叶般飘落的旧日生活碎片，夹在风起云涌的《新青年》书页之间，由此审视父辈未能成士、未能成官的卑微命运，笔下充满悲悯。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宽广辉煌，万物昌盛”吗？地名、人名，都充满着讽刺的张力。

文章不仅在思想形式上追求独创，书中也呈现出独特的精神探索深度。《呐喊》气势磅礴，《徘徊》反思深刻。《祝福》反思五四启蒙。辛亥革命后近十年，五四风起云涌，但主张理性主义的家叔吕四骂的“新党”还是康有为。历史似乎并未因思想的风起云涌而向前发展。《孤独的人》反思“孤独”。胡适1918年出版《易卜生主义》，引用易卜生《人民公敌》：“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是最孤独的人。”经过如此深刻反思，孤独的魏连书又怎能说自己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 他只说了一句“我还能多活几天”，这是魏连书求生意志的宣言，在文中反复回响。在走投无路之时，他成了军阀杜世昌的谋士网校哪个好，出卖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胜利意味着失败：“我以前所厌恶的、反对的，我都实践了，我以前所欣赏的、提倡的，我都拒绝了。我真的失败了，但我胜利了。”《死的哀歌》沉浸在对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思想文化的反思中，反思易卜生《玩偶之家》的浪漫主义。本文开篇即说：“如果可以，我要把我的遗憾和哀歌写下来，为子君，为我自己”，为全文定下了悲情的忏悔基调。哀歌来自对年轻知识分子的青春赞颂和对青春逝去的悲哀。 其中，摘录了一句“被绑蜻蜓的哲学”：“就像蜻蜓落入顽劣少年手中，被一条细线绑住，任其玩弄、虐待，虽然幸好没有丢掉性命，但最后还是躺在地上，只是早晚的事。”这条逃不掉的细线，是社会风俗、宗法势力、经济制度，掌控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离婚》反映出启蒙运动、女权主义之后，乡村依然被士绅的堂堂主义所主导，压倒、制约着乡村原则。七爷神秘的“屁塞”，轻而易举地推翻了爱姑的“勾刀踢”，是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虚无形成”。

关于“如何推进鲁迅研究”，我不打算多讲了。我认为鲁迅是一口大钟，轻敲则柔，重敲则响；我还是认为鲁迅研究还有许多领域和层次的思想、知识、精神文化可以深耕。这取决于研究者举起的敲钟锤的材质和大小，以及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和思维能力是否与研究对象相称。我讲了推进鲁迅研究的五个维度，即更深层次疏通文化血脉、还原鲁迅生活、深化辩证思维、重建文化方法、拓展思想维度。

以往鲁迅研究的突出特点是注重思潮，特别是外来思潮对鲁迅的影响，在这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是不言而喻的。但即便过去在探讨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着眼点也只是思潮冲击对这种关系所造成的变化，偏离了文化血统的根本性质。鲁迅说：“外在世界虽不落后于世界思潮，内在文化却仍保留着固有的血统。以今复古，立新宗派，使人生意义深刻，则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便来了，个性便得以拓展，沙之国便变为人之国。”（《坟·论文化的偏向》）他把思潮与血统放在一起，使之对立。 一只手不能鼓掌，两只手才能鼓掌，才能创造出新的文化宗派，创造生命的意义，创造中国人的自我意识。思潮脱离血统而飘浮，血统脱离思潮而沉没。重思潮而轻血统的研究只能是“半个鲁迅”研究。只有研究思潮和血统，才能还鲁迅应有的“深刻完整”。即使研究思潮，也要有血统研究的基础，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接受思潮、怎样接受思潮，怎样改变思潮的方向和形态。正如鲁迅所说：“新主义的宣传者是纵火者，要有别人的精神燃料才能点火；钢琴家是钢琴家，要有别人心中的琴弦才能发出声音；发声者是发声者，也要有发声者才能产生共鸣。” (《热风·圣武》)血，是解释思潮为什么会“着火”“发出声音”“产生共鸣”的内在依据。

鲁迅的文化血脉深广，深入历史，涉及民间。从主要支脉来看，鲁迅的文化血脉相当突出，从庄子、屈原、嵇康、吴敬琏，从魏晋文章、宋明野史、唐传奇到明清小说，甚至从越兴目连戏、《山海经》、金石学、汉画像石，都可以找到、把握。 例如，解释《朝花夕拾》开头的“狗猫与老鼠”，可以从地域文化和文献学的角度出发，追溯到800年前，陆游的《剑南诗稿》卷十五中有一首绝句《赠猫》：“裹盐迎小猫奴，守山房万卷书，愧对家贫功劳小，寒无毡坐，无鱼食。”这是颇为感激猫捉老鼠的功劳。如南宋吴自牧在《红楼梦》中记载“猫皆人所养，以捉老鼠”；陆游也用猫来表达自己家境贫寒，致使猫受饥寒之苦。 《剑南诗稿》卷三十八有《嘲猫》诗云：“翻锅何其猛烈，唉，睡不好觉。只思鱼不顾老鼠。欲速奔捕蝉，先怜爬树之轻。衢山何处？此族最有名。”注云：“人言猫为虎之叔，除爬树外，能教虎百般，又言海市猫为天下第一。”陆游是山阴（今绍兴）人，与鲁迅同乡。鲁迅幼年所听故事，与此处“俗语”相符，但鲁迅所听之猫为虎之主，陆游则称其为“虎之叔”，更添一层亲切感。

例如，关于鲁迅对艺术的重视，讨论的基础是发现“东方美的力量”。1935年，他写信给木刻家李华：“我想，如果参考汉代石刻，明清书籍插图，注意民间所喜爱的所谓‘年画’，再结合欧洲的新方法，也许可以创作出更好的版画。”（《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他由此设想了一种新的审美形式：“用这种东方美的力量，侵入文人书斋。”（《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这让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民国初年的鲁迅。 鲁迅一生，主要在1915年至1936年这二十年间的两端，购买了近六千张碑刻、石刻、木刻画像拓片，成为鲁迅文化血脉中重要的思想资源。鲁迅从山东嘉祥等地收集了405张汉代画像拓片，其中大部分是在民初沉寂时期得到的；南阳的246张汉代画像，是在1935年12月至1936年8月间，通过王野秋委托有关人士得到的。 徐寿尚称赞道：“鲁迅对于古碑的整理，不但注重其文字，而且研究其格式……即至于碑文，也考究得十分细致，不用泛泛之词。”（徐寿尚：《感怀故友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南阳文学艺术网，第40页）这期间，他曾利用南宋洪适的《礼序》校订《郑继宣残碑》。在研究古碑时，他多次对清代王昶（字兰泉）的《金石萃编》作了更正。1915年底，他从北京图书馆分馆借来清代黄易的《小蓬莱金石文字》，并抄录了自己所藏的缺页。鲁迅的金石学和考证学功底，在此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如果没有如此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鲁迅不可能写出《照镜随想录》这样的散文，也不可能利用山东嘉祥、河南南阳的汉画像石来审视汉人的生命史、精神史，从中发现“东方美的力量”，并以此来致敬“汉唐气魄”。只有重视鲁迅对外来思想的借鉴，兼顾鲁迅根植于自身文化的血脉，才能超越研究“半个鲁迅”的境况，还原一个“完整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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