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月睿当时的住所
刘古舆也认为“西人财力雄厚,制造精巧别致,原是撰有数学书籍者。”“数学家是西学的门户和阶梯。欲知外界而不了解西学,犹如灭烛而寻觅,欲知西学而不学数学,犹如入室而不经门。”《明清西安辞海》记载至诚学院教务网,刘古舆“在书院先后出版《梅敏算》、《平三教风要》等书,并亲自撰序介绍。他还在书院的观象台上放置经纬仪,训练学生的实际测量和计算能力,培养了一批精通测量和计算技术的学者。”他说,“西人的学问,全是实用的,虚的不如实的,所以中国被洋人所困。” “与其虚而求实,不如求今,与其学古,不如考今,与其言天机,不如量真有用度。”这些明确的思想认识,最终导致“中国没有改革就不能存在”的结论。
当时陕西维新运动也成为全国维新思潮和改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驱者,而刘谷雨显然是其中的推动者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面临民族危机,中国该何去何从?刘古玉沉思良久,愤然说道:“中国形势岌岌可危!谁能行?中国自己行。……中国不改革,不能自立!所以他明确主张引进西方宪法”……他说:“宪法能使皇帝和百姓都遵守自己的规则……暴君贪官不敢欺压百姓……民法相济,天下长治久安!”因此他肯定“强国之道,莫不废帝制……”他在陕西推行改革思想,影响很大。史载他“弟子数千,多有成,关中之风大变。”
陕西虽然地处西部边疆,孤立贫困,但响应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的人士却不少,著名的有刘古玉及其学生李月瑞、宋伯鲁、严培堂、毛昌杰等。刘古玉对维新事业尤其热心。
吴宓说:“咸阳刘古玉先生是近代关中的大文人,几十年来,陕西各地的名人大夫无一不是他的弟子。”
建国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杨明宣,在1946年10月29日延安西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郑重肯定了刘古玉对西北革命的巨大贡献。他说:“咸阳刘古玉先生在戊戌变法中,高声呼喊,改变了立宪强国主张,主张革命。……坚决提倡新学,反对旧君主立宪。……他的弟子有于右任、朱佛光、李子仪、王树锦等。辛亥革命期间,这些人对西北的军事、政治、教育、文化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不但对西北的教育、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西北广泛地深深地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确实,刘谷雨的很多弟子或者第二代弟子在辛亥革命前后做出的杰出贡献是令人敬佩的。清末陕西起义军的许多领导人都是他的后代。比如清末加入同盟会的李子义,辛亥革命后,先任陕西教育厅厅长,创办西北大学,还有解放后任半坡博物馆馆长的审计署署长、大书法家茹毓礼,著名数学家张秉枢,教育家杨松轩,历史学家张彭懿,以及刘谷雨的二代弟子——中国古生物学家、国学大师、诗人、清华大学国立研究院创始人之一杨钟鉴,以及被誉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的吴宓等。 他们都为西北乃至我国的社会、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1903年正月,刘谷雨应甘肃总督宋藩之邀,出任甘肃大学校长教习。担任校长教习一个月后,学风大变。刘先生从事讲学、社会教育三十年,衣食简朴,勤于教书育人,性格刚烈诚恳,平易近人。但敢于得罪权贵,严于律己,不愧为值得纪念的思想家、教育家,胸怀开阔,品德高尚,热爱祖国。他把全部心血都奉献给了事业,一丝不苟,一丝不苟。他自言自语:“国事已至此,我怎敢惜命!”但因过度劳累至诚学院教务网,不幸因积劳成疾,于同年八月去世。 他的弟子们赞叹他的老师刘古玉:“老师走了,他的精神与毅力堪比宇宙。”
1933年,刘谷雨逝世30周年,他的学生纷纷捐资建庙以纪念老师。于右任、张季鸾等人牵头,与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共同筹划、集资,在孔庙东侧齐圣庙东侧修建了“刘子庙”。其中,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当时主政陕西的邵力子各捐资1000元。邵力子还亲自为“刘子庙”题写匾额,以纪念这位为陕西作出巨大贡献的爱国教育家。
2004年,文昌门柏树林街拆改建时,牵涉到柳子庙的保护。尽管西安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积极发表保护意见,但曾经被后人用来顶礼膜拜的宽敞庙宇已不复存在。东半部原有建筑也被拆除,连残存的老门楼也被拆掉。只有在原址东侧一栋建筑的墙上,孤零零地留着邵力子先生手书的“柳子庙”三个字,不留心的话,根本找不到。
很遗憾网校哪个好,我曾经和很多人聊过关中近代大文人刘古遇,其中大部分人都受过一些教育,但发现他们现在对他已经不甚了解了。所以今天我写下这篇文章,就是为了不忘记刘古遇这位现代中国文明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