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义词的两个人：村里老人的去世与出客厅的重要性

/两个人作为反义词/

陈思诚

一个人的末日

到了连村，村主秀姐告诉我晚上不要出去，说是前两天村里死了一个老人。

在这个户籍人口406人的小村子里，一个人的去世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果然，我走到哪里都能听到人们谈论这件事。死者是平富大叔的母亲，她在晾衣服的时候，土墙突然倒塌，被一块石砖砸中后脑勺。虽然很突然，但她已经七十多岁了，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去世了。大家都觉得这对老太太来说是一件幸事。

大家帮平福叔总结了一下感受：“我都70多岁了，能走出客厅就安心了。”

“出客厅”是我家乡农村的一件大事，表面上是指人死后，遗体摆放在大户人家的客厅里，供子孙亲属跪拜祭拜，更深层的含义是只有“出客厅”了，死后才能见到祖先。

占斌奶奶强调“离开客厅”的重要性：几年前，40多岁的甄瑞嫂说自己头疼，但还是提着一筐脏衣服到池塘边洗。等人们发现她时，她已经掉进池塘里，洗了一半的衣服还漂浮在水面上。正常情况下，40多岁去世的人是不允许“离开客厅”的，但甄瑞嫂生了两个儿子，有“红根”，村里人还是同意让她离开客厅，算是破例了。

什么情况下人是不能“离开客厅”的？占斌奶奶和几个老人暧昧地笑着，仿佛这是个不方便说的话题。他们笑着低声说了几句，决定给我介绍一个比较好说的情况：“死在医院的人，不能离开客厅！几年前，伊琳的父亲被关在村口，他们在路边搭了个临时的茅屋，举行了七天的葬礼，伊琳的父亲就是在医院去世的。”

他们不寒而栗：“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二三十年前，那可就太可怕了。典一的父亲临死前，一直喊着‘用枪打死我，用枪打死我’，就是不肯去医院。”

这下我很快就明白了，那种疼痛肯定是难以忍受的，但是我又不想去医院注射止痛药，因为医生肯定会让我住院，而如果住院的话，我可能会死在医院里。

当时止痛的方法很少，说到刑立波的儿媳，据说她得了跟典一波一样的病，不过好在她知道吃“白药”（其实就是鸦片）可以止痛。刑立波也在聊天的人群之中，他描述了当时买白药的曲折：要和很多人见面，刚到约定的地方，就被叫去另一个地方，每次都要跑十多个地方，才能买到珍贵的一点。

刑立波的妻子在床上躺了很久，“死活不肯死”。有经验的人劝刑立波，这种情况下，不能用蚊帐盖床，会压住她的灵魂。刑立波去收蚊帐，蚊帐刚收起来，妻子真的停止了呼吸。“真的这么神奇。”刑立波说着，似松了口气，又似茫然：“早知道这么神奇，我就多盖几天了。”

葬礼就像细菌，远远路过就让人感到不安。远远看见有人坐在“客厅”喝茶，长短交织的哀乐萦绕不去。乡间的葬礼，不需要有人来描述她的一生，七十多年的短暂悲欢离合，都不值一提。不管发生什么，只要她能“走出客厅”。“走出客厅”就是最好的告别。离开这里，还有另一个热闹的世界等着迎接她。因为死亡，她收获了另一个陌生人的尊重。

晚上，就算秀姐不叫我出去，我也不敢出去，本以为会是一个庄严安静的夜晚，可晚餐还没吃完，邻居们就照例不敲门就来拜访了。

占斌奶奶说自己的孙女四岁了，今天第一次上幼儿园。俊生奶奶立刻反对：“才四五岁就读书了，到结婚为止要花多少钱读书？”占斌奶奶看不起俊生奶奶的无知，指出人家的孙女也上幼儿园了。俊生奶奶激动地说不可能。在越吵越响的争执中，他们得到了秀姐的公平认证。秀姐说这话是真的。占斌奶奶赢了，俊生奶奶讽刺她说：“人家家事你都记得这么清楚。”

随后，他们商量村口建桥的事。“我们筹了70万，还是建不成桥墩。”他们说。从镇上到连村，要过一条河。这条河的名字很奇怪，叫“西澧河”，让人陷入民间语言的两难。西澧河上其实有一座桥，但这座桥是邻村南村修建的，叫南村桥。​​连村村民走在南村桥上，要忍受南村多年的欺凌。

南村与连村之间的路段，种满了南村竹林。有的竹子倒在路中间，连村人为了通行，把竹子都清理干净。南村人立刻指责他们是偷盗，是“要龙要虎”。这些都让连村人渴望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桥。建桥的钱和申请，经过了漫长的争取。捐款数额是自愿的，1000元起，但如果超过2000元，就可以把名字刻在桥头的石碑上。后来进来探望的耿昌叔叔慷慨地表示，哪怕自己是一头瘦猪，也要捐2000元。因为他不能让自己的后人看不到石碑上自己的名字，否则自己就太没面子了。

耿昌叔叔是个木匠。连村土地不多，但靠近大山，可以砍柴。我不知道这跟这里木匠多有没有关系。但耿昌叔叔觉得木工活太惨了。他问我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父母不是人，送孩子来学木工活，手上长满老茧，裤子都破了。”

她们也帮秀姐分析了家里两只母鸡突然死亡的原因，应该是淋了大雨后着凉了。说到母鸡的死，她们又说起了平富大叔刚刚去世的母亲。这里她们不再感叹能离开客厅的安宁，而是讨论着葬礼的细节，出去的女儿带了多少钱回来，儿子该怎么安排，这场葬礼在村里会是什么样的排场。如果不是这个话题，人们几乎会忽略那淡淡的哀乐，在这7天里，哀乐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着。

晚上的村子里没有路灯，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客厅里的争吵声令人怀念，当夜深了，他们一个个起身离开时，似乎比平福叔叔的母亲去世还要悲伤。这是我在连村的第一个夜晚。

没有人是孤独的

在连村，没有人是孤独的。

最容易寂寞的人，就是姬姑了。你可能觉得这个名字很奇怪，其实你想多了。姬姑有三个兄弟姐妹，两个哥哥，一个叫雅，一个叫娥，小女儿叫姬姑（因为鸡小，就分配给女儿了）。村里人都是随便起名字的。至于“姑”字，是因为她收养了哥哥的两个孩子，所以村里人就直接叫她姑了。

吉古的哥哥和嫂子长年在外打工，两个孩子从出生起就由吉古抚养长大，吉古一直没有结过婚，不过这或许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几年前，两个孩子高中毕业，外出打工。一个去了珠三角花木市场卖摇钱树，一个去了潮州做房产中介的中介。吉古一个人住在村里，但并没有找对象的想法。她今年40多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老——在连村，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年龄的女人找对象弊大于利。这个年龄的婚姻，大多是“嫁接”，也就是承担起大龄丧偶男人的家庭责任。用村民的话来说，她们一下子成了火车头。

从好处上看，当“嫁接人”唯一的好处就是晚年有伴，但这个好处暂时可以忽略。吉姑显然不这么认为。吉姑长得并不漂亮，干农活的女人很难漂亮，户外劳作让她手脚关节粗大，皮肤黝黑，衣服又脏又旧。但她性格开朗开朗，性格好，嗓音洪亮，喜欢开玩笑。除了冬季肃穆的反义词，其他三个季节她都不穿鞋，光脚走路更显得她英姿飒爽。

赤脚走路的习惯是从父亲那里遗传下来的。吉古说，父亲认为穿鞋容易发炎，不利于健康。父亲活到八十多岁，做出了表率。他生前，每到别人家做客，都会带着鞋子，不管路途多远，他都会赤脚走路，到了别人家才穿上鞋子。

吉古独自生活，却没有一丝孤独。在连村，每个人都很忙碌。春天，也许是村子里最忙碌的季节。

今天早上，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人是木匠耿昌叔叔，他推着一辆沾满泥巴的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根长长的、颤颤巍巍的竹子。他说家里没有绳子，他早早起来砍竹枝，回家后掰成竹条，竹条就是绳子。还遇到一位还没见过面的老头，他踩着木板在池塘边搭一些设施。木板摇摇晃晃，他努力保持平衡，还不忘介绍自己在养牛蛙苗。还看到真贵叔叔在地里挖了三尺深，原来是要种西瓜。还看到占斌奶奶急匆匆地走着，说是去猪棚拿些工具。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吉古身上。早上我遇到她的时候，她正在池塘边用一根粗棍子打衣服。池塘上漂浮着一些菜叶，看起来很脏。为了向我证明池塘里的水没有看上去那么脏，她不慌不忙地舀了几把水让我仔细看。一个小时后，我再次遇到吉古。她洗完了衣服，卷起裤腿在地里插秧，用木梯把地平整，种上水田和果树，杨桃上盖上塑料袋，以防果蝇。

在连村遇见的人个个都是忙碌的，最后看到一个农民背对着我坐在田埂上抽烟，他看起来有些悠闲，我赶紧跑过去，以为他有种独特的闲适，结果他说早上起来平整土地准备种花生，忙得不行，现在就坐下来抽根烟肃穆的反义词，下午还要搭几个稻草人，吓跑那些贪婪无知的小鸟。

大家都很忙，但最忙的肯定是琪蒂。琪蒂当然是个女人。和吉古一样，她也是村里最容易孤独的人。但和吉古一样，她没有时间。

琪蒂不是本地人，是被从江西买来的。买来的时候，她不会说本地方言，但不到半年，她就完全掌握了人们所说的“学老话”（老了才能学会的词）。佩伟的父亲从琪蒂的父亲手里买下琪蒂，他们也解释为“彩礼”。佩伟是个“独眼人”，就是智力低下。琪蒂婚后生了两个孩子。我到连村的时候，两个孩子都高中毕业了，和所有年轻人一样出去打工了，但大家说起这件事，都露出了担忧的神色，他们认为智力低下是会遗传的。

齐迪的本事和她的不幸一样出名。农忙时节，大家都渴望得到齐迪的帮助。他们说，比如摘茶，别人一天能摘50公斤，她一天能摘80公斤。连邻村的人都对她的本事和耐心感到钦佩。

邻村有个酿酒的农家作坊，酒坊老板说，他每天要早起做饭、酿酒、砍柴（因为“酿酒”的土灶要烧柴），用俗话说就是“抬棺放鞭炮”，实在是忙不过来。他雇了好几个帮工，每个帮工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唯独齐迪最厉害。他形容齐迪“叫她跳溪，她就跳”。

大家都想雇齐迪干活，但要雇她可不容易。她被樵夫雇来干活，别人想休息时她也不肯停下，拿着两个人抬的锯子去锯，别人都不好意思休息。她被泥水匠雇来干活，和男人们一起砌墙，熬夜能砌三百多块砖。

琪蒂对工作不挑剔，她还做“风水”工作。“风水”其实就是送葬抬棺，这个工作连很多男人都不愿意做。琪蒂在体力、观念、技术上都没有任何障碍。

我经常在黄昏时分到齐迪的橘园看她除草、修剪——白天她要到各个工地打工挣钱，只有早晚才能打理橘园。橘子是技术含量较高的果树，很容易感染一种当地语言称之为“黄龙病”的病害。齐迪的橘园幸运地避开了黄龙病。春天的时候，橘子全部卖了6万元。现在修剪工作就如同儿戏一般简单。

偶尔，叶子之间还藏着一些残存的果实，齐迪看见了就把它们剪下来扔给我。有些果实是因为“黑皮”而留下的——“黑皮”是被果蝇咬过的皮。这种橘子虽然丑，但并不难吃。齐迪种的橘子品种叫“老伯号”，皮特别红。我想象着它们结满果实时的情景。

琪蒂手拿一把大剪刀，走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偶尔能从绿叶间听见她那不标准的本乡土语。她不爱说话，常说两句：“有空过来喝茶。”另一句是：“你们是居民，我们是农民，农民累，当然累，谁说不累？”她说话时面带微笑，看上去一点也不累。

有一次，琪蒂约我去她家吃饭。我就去了。与橘园的气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琪蒂家里灯光昏暗，餐具带着一丝暧昧。菜品是她婆婆做的，多为暗色调。丈夫佩薇全程沉默，婆婆也不沉默，只是充耳不闻，不求回报地对我说了些什么。她说话的时候，佩薇用阴险的眼神看着她。琪蒂坐在白米饭的热气后面，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舒服得仿佛自己就在橘园里。我对她的安慰心存感激。

我说过，连村里没有人是孤独的。齐狄和吉姑是最容易感到孤独的，但他们显然太忙了。哪怕不是繁忙的春天，哪怕是寂寞的冬天，我想他们都能互相陪伴——事实上，我不知道他们算不算朋友。看来连村里没有人缺朋友。没有人的门是关着的。一天中的任何时刻，都会有人直接走进来。

也许世界上所有的村庄都是这样的。有一本书叫《罗茜和苹果酒》，看完之后，我还是不知道它讲述的村庄是在英国的哪个地方。那个村庄里有两个老太太，也许她们就是英国版的阿姨和姑姑。一个叫特里尔奶奶，另一个叫沃伦奶奶。她们是两个独居的女人，一个住在另一个楼上。她们彼此充满敌意，所以刻意回避对方，但她们能相互感应——当沃伦奶奶的酒沸腾时，特里尔奶奶的手脚会抽筋；当特里尔奶奶吸鼻烟时，沃伦奶奶会大喊大叫，咒骂不休。她们远远地互相追逐。

后来，特里尔奶奶去世了，沃伦奶奶赢了，比她的对手活得长。直到那时，这个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独自生活的人才彻底孤独。酝酿已久的火焰熄灭了。两周后，她终于死了，和楼上的男人在一起。

在连村，没有人会感受到华伦奶奶最后经历的那种孤独，这里就连一只小狗都会热情地跟着你走很长一段距离。

两个人作为反义词

在村落里，有的人是一对同义词，如契弟和吉姑；有的人是一对反义词，如米桐和四殿吾。

这对反义词关系很好。四殿吾每次路过米童家，总会大声跟他打招呼。他打招呼的内容很奇怪，有时候说“我们去杀一头野猪当午餐吧。”有时候又说“赶紧穿鞋，我带你去娶个小媳妇。”其实，米童的媳妇正在院子里洗菜。

米通也习惯了斯甸吾的胡言乱语。有时他会向斯甸吾扔一根烟，有时他会微笑以示听见。村民的语言交流经常在令我惊讶的地方被省略。他们来拜访时，很少打招呼，只是走进来坐下。他们离开时，也不说“再见”，而是站起来离开。也许是因为拜访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每次都打招呼、道别会太忙。

有一次，我蹲在米童家的客厅里看他做木雕。邻居吴大爷进来了，坐在木沙发上，扔给米童一支烟。两人默默地抽着。吴大爷因为两手空空网校哪个好，所以抽得很快；米童因为一边拿着烟一边凿木头，所以抽得很慢。抽完一支，米童又扔给他一支，两人又默默地抽着。似乎他们只想待在一起抽几根烟，似乎那烟圈代表着他们之间的某种交流。

无论如何，听米通说话很困难。我甚至不记得他的声音听起来像什么。

所以我关于米桶的所有知识都来自于 Four Five。

吴思典说，几十年前，他和米桐都想参军，就骑着自行车陪米桐去报名。一路上，他骑了一个多小时，一路上只能自言自语，时不时用手看看后座上的人还在不在。

四点五说——人分两种，一种人出门总带一块蔗渣（以前蔗渣可以当纸擦，擦油，你能理解为什么出门总带一块蔗渣吗）。另一种人就像米桶，肠子直，屎也直，别人一根烟都不愿意抽，你递给他第一根，他要，你再递给他第二根，他赶紧掏出自己的。

不过，说米童太老实也没用，他是村里第一个有驾照的，但不会开车赚钱，只能在家做木雕，十五岁学木雕，但木雕卖不出高价，他没有师傅证（注意，这一带从事木雕行业的都可以考工艺师傅证）。上次有人出价三万块钱买师傅证，他没买。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不买？让他开口说话比叫人尿尿还难。

至于米童为什么不买大师证，我想未必是因为自大。三万块钱可不是小数目。虽然大师证可以卖个高价，相当于买只鸡下蛋，但我家乡还有一句俗话：“一百学分不如五十现金。”没有大师证，照样可以过上好日子。

司典武觉得米童的工作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他觉得木雕的痛苦堪比钓鱼。司典武有一次去钓鱼，他坐在那里焦急万分，却一无所获，最后他直接把鱼竿扔进水里，往水里灌了一块大石头，以此发泄心中的愤怒。这让我想起了《世说新语》里把怒气撒在鸡蛋上的王蓝天。

米童的沉默，既不是拒绝，也不是告诫，更像是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的生活每一天都是重复，仿佛连他自己都可以省略。我曾问过他：“米童，你能雕点别的吗？雕个猪试试看。”因为家乡的木雕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雕蟹篓。一个筐里装几只虾、几只螃蟹，一根绳子，外面再放点梅兰菊竹，这都是固定的标准配置。不光村里，城里也有很多木雕作坊，也只雕蟹篓。作坊里会收徒弟，徒弟也是雕蟹篓的。

饭鼓只是笑而不答，意思是这个问题太荒唐，不值得回答。即使你把梅兰菊竹换成桃花栀子花，人们也会摇头叹息它卖不出去的命运。就像我家乡的西红柿炒鸡蛋是用糖炒的，如果你用盐，人们就会嗤之以鼻，好像你对生命的理解力很低，对生命一点尊重都没有。

于是大家就按套路来，安安稳稳，无欲无求，忠心耿耿。这个蟹篓饭鼓做了二十多年，无数个，相信他们还会做无数个。这个场景其实可以表现得很“情绪化”。我能想到怎么配图，特写：做饭鼓的粗糙双手，面无表情的侧影。文字的关键词大概是“乡下最后的工匠”、“坚守祖传技艺的工匠精神”、“隐居乡间的淡泊”、“甘于寂寞”、“岁月的美好”、“古意”、“乡愁”等等。

我在米桐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空虚——一个每天重复着同样一天的人。一个工作但不需要作品的人。一个不需要署名的人。一个不需要表达自己的人。一个可以“一无所有”的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过度的沉默吗？《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唐娜·布里特曾说过，没有无聊的人，只有未被发现的人。那么，米桐或许只是一个还未被我发现的人？

而 4.5 是一个过度发展的人。他过度发展了自己。

四点五其实快六十了。因为他太有活力，太不守规矩了，总之叫他四点五比较方便。不光我，村里的人都这么叫他。

吴思典是村里的一个异类，村里大部分人都是被生活所推动，而吴思典却是推动生活的人。

但他并不以常规思维“享受生活”，只喜欢抽烟、喝酒、喝茶，也不喜欢吃饭。他说，煮饭要五分钟，喝粥要两分钟。他早上六七点就去山上砍树，下午四点才回来。他和搭档一天可以砍1.8万公斤木材，一粒米也不吃，只喝水。这样的事他做过。

他就是爱干活，当然也爱赚钱，但两者不是一回事。我住在连村隔壁，常听见他天不亮就出去干活，他老婆就在屋里骂他：“你连抢宝都这么没劲。”然后他黄昏才回来，老婆又骂他：“你怕命短，想干活又没命干，是吧？”人家常骂丈夫（或婆婆）懒，他家却恰恰相反。

山上，司典武给我看他种的花生苗和别人种的有什么不同。我犹豫了一下说：“你种的花生苗比别人种的要高一点。”司典武颇为不满：“高一点？你叫高一点？我收三斤，他只收一斤，我告诉你。”我又毫不客气地补充道：“是不同品种吧？”他震惊道：“不同品种怎么能相提并论？这都是航天二号！”他不屑地指着别人的田地：“长得不好，是因为我施肥太晚了。我在它们发芽前施肥，这样它们一生就能吃。你会不会照顾它们才是关键！”

斯甸吾说起庄稼来，就像是自己的庄稼一样。有一次我听到他一边施肥一边自言自语：“不喂它们，它们会饿死的。”农历腊月是苦瓜发芽的时节，天气太冷，发芽困难，他就用布包了几十颗苦瓜种子，晚上放在被子里，白天放在棉袄里，走到哪里都带着。他还啧啧称赞地对我说：“你猜猜这些苦瓜种子有多贵？”我还没猜到，他就给了我答案，五块钱一颗。虽然确实不便宜，但他的态度就像它们会孵出小宝宝一样。

有一次我带他去城里，希望他和我爸交个朋友。可哪想，一见面，一个默默地喝茶，一个默默地抽烟，两人对视一眼，场面有些尴尬。过了一会儿，四点五突然找了个话题，问我爸：“你退休金这么高，肯定人脉多。你听说这几年有什么好的花生品种吗？航空二号我种了几年，都种腻了。”

我爸灵光一闪，也找到话题：“你有办法把树弄死吗？我家后面就长着一棵树，把墙都给撞裂了。”四五一听这话，脸上露出了“你找对人了”的激动和自信。现在想想，我都替他高兴。他神秘兮兮地说：“要想偷偷弄死，买一种叫‘柴王’的药，涂在铁钉上钉在树干上，过几天树干就会开始渗出白色泡沫，不出几个月它就会死掉，没人知道它是怎么死的……”

我爸赶紧说，这棵树是野生的，无主，没必要偷偷地杀，可以光明正大地杀。他们终于有了一次热闹的谈话。四五后悔我爸没早点告诉他，要是早点告诉他，他就拿点“百草枯”或者机油往树上浇……他一副类似“拍大腿”的表情说：“你要是早点告诉我，我就拿把龙头锯，几分钟就把它锯干净了。不然你还有没有&￥（这里我没听清楚）……”他滔滔不绝地说着，显然是找到了归属感。

最让我敬佩的是斯迪安乌的研发精神，他种植了这片土地上从未生长过的植物，他种植了玫瑰茄、向日葵、秋葵……在他开始种植这些作物之前，村里从来没有人尝试过。它们就像西红柿炒鸡蛋但加了盐，这在我的家乡简直就是叛国。

他用无辜的魔术感赋予了沉重或沉闷的农业生活。用葫芦将锯齿形扎在锯齿状上，认为这将带有两者的优势，但他继续试图用某种野生植物“刺茄子”将茄子嫁接，他发誓，他在某个村庄中的某人实际上是他想要的，他的土地不需要他的土地。

与米桶不同，Si Dian喜欢表达自己的方式。例如。

过去，他喜欢砍伐木材，砍伐木头的一​​整夜，他会在寒冷的地方呆着。这与他的科学名字完全一样。

生活对他来说是一个盛宴。 ）是四点五。

陈思诚

他出生于广东的，目前住在广州，他的作品包括私人城市笔记，我浪费的世界一部分，行走数万英里，神太孤独了，怪物非常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