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权力与财富的互动机制解析

国际政治是研究权力及其分配的学科。从历史经验看，经济因素（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而国力强盛则是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因此，政治与经济结合的动力，就是分析权力的来源和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就是考察权力与财富的互动关系。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概括为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和作用；第二，经济变迁与政治变迁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类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进行了解释。她认为，国际社会中存在两种权力或分立：关系权力与结构权力。关系权力是传统权力政治的范畴，结构权力则由安全、生产、财政和知识四个结构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理论包括：相互依存理论、霸权稳定理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杂相互依存理论”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经济自由主义的领域，将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起来，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倡导的霸权稳定理论并没有涉及严格意义上的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但作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探索，该理论将经济现象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努力在学科上统一政治学和经济学。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理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理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但是，依附理论建立在一个相对静态的理论模型上，无法对各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经济地位的变化作出合理的回答；同样，该理论也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财富和权力转变的路径和因果关系。

从外到内：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彼得·卡岑斯坦（Peter ，1996）在《国际关系与国内结构：工业化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内化与国内结构外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研究成果是彼得·古列维奇（Peter ，1996），他的“倒置第二意向”突破了国际政治领域将国家视为单一行为体的传统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部转向内部奠定了基础。

然而，卡赞斯坦、古列维奇等人的探索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并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流，进而影响了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当今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我们不掌握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一国的内部政治。”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反向探索并没有立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原因有二：第一，尽管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是将现实主义所抽象出来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国际关系研究，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关系研究仍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不例外，吉尔平和斯特兰奇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解释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上。霸权稳定理论、相互依存理论和依附理论都假设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处于紧张状态。

其次网校头条，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环境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一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步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和包括通讯、贸易和金融体系在内的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国际政治经济学，大大扩大了国际资本市场，增强了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这些变化影响了几乎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如关税同盟的出现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有些影响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政治领域更为显著，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集团联盟的解体和重新组合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从三个方面影响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联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