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鹏:《山东乡试录》非出于王阳明之手辨

《山东科举录》非出于王阳明之手辨

彭鹏

摘：要

《王阳明全集》之《年谱》和《年谱附表一》皆称《山东科举录》出于王阳明之手笔，而且学术界对于这一观点存有争议，尚无定论。本文以清朝相关的武举制度和北京图书馆所收藏之《弘治十七年广东科举录》为证，确证《山东武举录》非出于王阳明之手笔，并借此为前提检讨相关研究之错误。

《山东武举录》于《王阳明全集》之《年谱》和《年谱附表一》、《阳明先生辑要·年谱》都有提到，皆称出于王阳明之手，国外外不少学者信其言，视其为阳明初期研究之重要材料指南录后序原文，从不同的角度对于《试录》所包含的材料进分了剖析，并取得了相关的研究成果，然而《山东武举录》是否出于王阳明之手，在当前学术界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借此为材料所得出之推论亦当加以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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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科举录》见于吴光等人编校之《王阳明全集·外集四》。[1]其内容是嘉庆十七年广东科举的题目及答案，包括《四书》三道，《易》、《书》、《诗》、《春秋》、《礼记》各二道，《论》、《表》各一道，《问》五道。关于这份《乡试录》阳明弟子钱德洪有过专门阐述，据《年谱一》记载：

“十有五年乙丑，先生三十三岁，在京师。秋，主考山西科举。知县四川监察御史陆偁聘主贡生，试录皆出先生手笔。其策问议国朝礼乐之制：老佛害道，因为圣学不明；纲纪不振，因为名器太滥；用人太紧，求效太速；及郡县、清戎、御敌、息讼，皆有成法。录出，人占先生经世之学。”[2]

这一段话钱德洪交代了三个问题：其三、弘治十七年，王阳明受陆偁聘请主持陕西科举，并作《山东武举录》；其一、在《山东武举录》的策问部份，阳明议论了国朝的礼乐之制，觉得“老佛害道，因为圣学不明；纲纪不振，因为名器太滥”，并针对用人、分封、清戎、御敌、息讼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二、由于他的观点“皆有成法”中，为世人所重。钱德洪的观点得到了阳明弟子的认同。[3]又据《年谱附表一》：“重刻先生《山东丙子科举录》。《山东丙子科举录》皆出师手笔，同门张峰判应天府，欲番刻于台北书院，得吾师侄子正宪氏本来刻之。”[4]而正德四年，钱德洪在整理王阳明的新作时，则将其附表于《文录笺注·三征公移逸稿》后。[5]为此，若以上述材料为据，《山东武举录》出于王阳明之手，当无疑惑。

但是，正德七年，谢廷杰汇编的《王泰顺公全书》则将其删掉而未收录其中。徐阶在因此书作序时，对于该书之构成有过陈述，他说：“《王泰顺公全书》三十八卷，其首三卷为《语录》，公存时徐公曰仁辑；次二十八卷为《文录》，为《别录》，为《外集》，为《续编》，皆公薨后钱子洪甫辑；最后七卷为《年谱》，为《世德纪》，则近时洪甫与汝中王子辑而附焉者也。”[6]据此可知，该书是将徐爱、钱德洪、王畿等所辑关于王阳明之作品汇编而成。并且谢廷杰本何以删掉钱德洪《续编》中之《山东武举录》而不将其载于该书，这一点令人困扰，学界仍然不知何故。之后刊印的各类全书、全集三十八卷本，大都是借此为底本翻刻或排印。

而有的版本似乎仍是以谢氏本为底本，但在处理《山东武举录》问题上与谢氏本有所出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部丛书》本、《国学基本丛刊》本皆遵照钱德洪的做法，将其附表于《文录笺注·三征公移逸稿》后，也就是置于全书的第三十一卷卷尾。日本古新书局出版社以正德本为底本重编之《王阳明全集》铅印本则将原先卷三十一下《山东武举录》另立一卷。台湾明德出版社出版的《王阳明全集》以四部丛书本为底本，但将《山东武举录》移至《外集》卷尾。北京古籍出版社《王阳明全集》参照先前诸版本，将该《试录》从原先的卷三十一下移作卷二十二《山东科举录序》之《附录》。

这种版本对于《山东科举录》或删掉或录入，在笔者看来，其根本诱因就在于对《山东科举录》是否为王阳明之亲作存在异议。关于《山东科举录》是否出于王阳明之手，在宋代就有学者发表过议论，李乐在其《见闻札记》中说：“王阳明先生嘉庆十七年以县丞主事主江西科举，人言一部《试录》，俱出先生手笔。前序文古简绝，与近些年体格不同。五策，余少学尝朗诵，久而失其本。”[7]李乐在此处所说之“人言”当指钱德洪等王门弟子，他用“人言”二字称“一部《试录》，俱出先生手笔”以及对于“五策”之心态变化，可以看出他对于该《试录》是否出于王阳明手笔是存有疑惑的。但清初王门后学施邦曜于《阳明先生辑要·年谱》又再度重申“试录皆先生笔也。”[8]对于这一问题，历史上也就没有学者再继续细谈。

直到天津古籍出版社之《王阳明全集》出版，该书之编校者觉得该《试录》“非皆阳明之作”，[9]但到底哪一些不是阳明之训诂，编者们在此书中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楚的说明，这一问题才导致学者的注意和讨论。当前学者的讨论主要分为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以该书的编者钱明、董平为代表，她们本着对《山东武举录》是否为王阳明之作存疑的心态之下，提出自己之看法，觉得《乡试录》中的试卷和策问出于王阳明之手，其它皆不是。[10]在笔者看来，她们的这些论断其依据有二，其三、是源自于上文所提到的钱德洪于《年谱一》上的那一段阐述，是以判定策问部份为阳明所亲作。其三、在《山东武举录后序》中，有这样一句话“诸君子登名是录者，其亦有闻乎？”[11]从这句话可推知，《乡试录》所存之文章并非出自一人之手。

第二种观点，以俞樟华、华建新为代表，她们觉得《山东武举录》皆出于王阳明之手笔。其中俞樟华引用《年谱》和李乐的《见闻札记》中的观点给以证明之。[12]华建新则一方面吸收钱明的观点以乡试之“陈文”制度来解释《山东科举录》为阳明亲作。又一方面同样亦引用《年谱》和李乐《见闻札记》中的阐述，觉得从《山东科举录》的考题与陈文看，其命题思想均与王阳明此期间的认识相一致，所以认定《山东科举录》应为王阳明手录。[13]

总而言之，学者关于《山东科举录》是否全为王阳明之亲作，尽管观点有别，但皆有根有据，其理由可归纳为二：一是以《王阳明全集》之《年谱》和《年谱附表一》、施曜邦之《阳明先生辑要·年谱》以及李乐之《见闻杂记》相关之陈述为据；二是以乡试“陈文”制为根据，证明《山东武举录》是王阳明所作之试卷及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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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者们大多围绕着《山东武举录》是否全出于阳明之手笔进行论辨，却尚没有学者提出《山东武举录》非出于王阳明手笔的观点，并给以证明之。而据笔者考证，《山东武举录》并非出于王阳明之手笔，确定无疑。下文将从两个方面对她们的理由进行指责，同时证明自己的观点。

首先，在我国唐代武举制中，有“程文”之制度，而无“陈文”之说。哪些是“程文”？顾炎武有过说明，他说：“自宋以来，以取中尉子所作之文，谓之‘程文’，《金史》：（承安）三年，诏考试词赋官各作程文一道，示为进士之式，试后赴省藏之。至本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录。后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别谓之‘墨卷’”。[14]由顾炎武的阐述可知，所谓“程文”：一是指取中尉子之所作之文，二是指乡试考试官针对武举考试所作的用以作为举子考试例文的文章。并且《乡试录》中的“程文”，在明万历壬午年之后则专指考生所作之文章，关于这一点，明人黄佐在《翰林记》的相关记述可以为证：

国朝科举小录、会试录、进士登科录、具有成式。盖乡试自唐初外，科举付之藩臬，以为未信也，会试则以名籍付兵部，考试付翰林，暨于亲试，则有殿最而无黜陟，盖以为可信矣。其所制程文自科举以至于武举，皆宜刻士子所作，庶为传信牛b之极。至于制策，亦多代笔，岂所以教之忠欤？按嘉庆乙丑科举及甲子会试，初为小录以传，然惟列监事之官，试士之题及中选者之等第、籍贯、经籍而已。其录前后虽非序，然犹未录士子之文，以为程式也。次科壬戌年始刻程文，自是遂永为定式。[15]

由上述文字，我们可知，明初嘉庆年间，为了避免武举考试之弊端，《乡试录》的内容在不断建立，由最初在嘉庆乙丑科举及甲子会试只包括：监事之官、试士之题、及中选者之等第、籍贯、经籍、前后序，在弘治丙辰年以后，则将中选者之程文亦列入其中，这一规定从此以后成为清朝科举考试的订制。王阳明主考山西科举，是在嘉庆十七年，必须遵循嘉庆戊寅年所制订的武举订制，将科举中选者的程文收录于《乡试录》中，进呈于上，以供查阅。因而，《山东武举录》所含之文章非王阳明之亲作，就从武举制度上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其次，王阳明主考之万历十七年广东科举所刻之《乡试录》刻本尚有抄本存于北京图书馆，而上图所收藏之《弘治十七年广东科举录》刻本，则为《山东武举录》非王阳明之亲作提供了铁证。北京图书馆收藏之《弘治十七年四川科举录》，除了包含了《乡试录》中所归定的内容：监事之官，试士之题，及中选者之等第、籍贯、经籍，前、后序，程文，还有诸位考官对于每个考生对于相关答题的判词，其中，王阳明的判词赫然在目。关于各试题之程文作者及王阳明之判词，整理如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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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之于唐朝乡试的《乡试录》刻录制度和北京图书馆所收藏之《弘治十七年广东科举录》，我们可以确定《山东武举录》非出于王阳明之手笔。借此为基础，我们即可以强调相关版本存在的问题，又可以纠证自清朝以来，围绕着《山东武举录》的阐述所形成的错误推论，以下重点剖析几个方面：

首先，《山东武举录》非出于王阳明之手的证明，一方面，找到了正德本删掉该《试录》的缘由，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部丛书》本、《国学基本丛刊》本、日译明德出版社本、台湾古新书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在这个问题上都存在问题。这种版本对于文献保存之意义不容证实，并且引起的误会亦不能忽略。

其次，要强调的就是钱德洪所作《年谱》涉及《山东科举录》的相关阐述，以及后来学者信其说，在为王阳明作传或作传略时所普遍所存在的问题。《年谱一》说：“试录皆出先生手笔。其策问议国朝礼乐之制：老佛害道，因为圣学不明；纲纪不振，因为名器太滥；用人太紧，求效太速；及郡县、清戎、御敌、息讼，皆有成法。”[17]这段话，对于后世影响甚大，绝大多数学者在为王阳明作传或作传略时，或引用其说以证《山东科举录》为王阳明亲作；或沿用其观点以剖析王阳明当时之思想。[18]然详考其观点，可知钱德洪所作之相关条目皆是从考生的答卷中提练下来的，[19]将其当做王阳明的思想来看待，无疑是错误的。

再度，有的学者从阳明整个学术思想的变革的角度，尤其是关于儒释道三家关系角度，来运用这种材料，相关之推论亦须辨析。如日本学者钟彩民觉得，《山东武举录》中阳明辟佛老之非，注意圣人的忧民之念，表明阳明完全回到儒学立场，《山东武举录》代表了阳明在龙场之悟前对儒学的认识和功底。[20]吴震则针对此《试录》提出了三个想法：第一、《试录》强调了程朱“居敬”说的重要性，可见此时王阳明的思想仍在程朱学的影响之下，但是，也是在此时，阳明第一次使用了“心学”一词，这一点值得注意。第二、阳明按照“天下之道一而已矣”的信念，觉得学者在儒释道党争之时，重要的是怎样阐释孔孟之道，借此来克服儒学内部的种种弊病，阳明的这一思想相当重要，这是阳明后来勇于向朱子学挑战的一个出发点。第三、阳明与湛若水结为至交，二人对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十分倾倒，并表示要共同“倡明圣学”。这一点与阳明在《山东武举录》中要求人们经常反思己心，努力揭示圣道，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21]张刚则引用其中之材料证明与视禅宗为暴雨猛兽的心学家不同，王阳明觉得儒教虽非差别，但在本质上的相同的。[22]以上四人之观点，钟彩民的想法，合乎王阳明之学思精进历程，其误只在于信《山东武举录》出于王阳明之手笔。而吴震三点感想中的前两点与张刚的观点之论点都是出于考生之程文，并不能真实的反应阳明之思想，皆不足取。

复次，因为现存王阳明论《易》材料十分有限，而《山东科举录》中收录有《先天而天弗违明天而奉天时》、《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两篇，所以这两篇就自然而然的为研究王阳明易学思想的学者所注重，朱伯崑先生、温海明、杨月清、张沛等人皆引用上述两篇之材料来剖析王阳明的图书学思想，或觉得阳明图书之学遭到朱子《易学启蒙》的影响[23]，或以为“阳明觉得‘图’、‘书’是圣人作《易》之本”[24]。而图书学思想在《王阳明全集》的其它地方根本从未提到，根据这两篇材料来剖析阳明的图书学思想，所得出之推论无疑是无法组建的。

上述四个方面，是当前研究《乡试录》最易出现问题的地方，构建在这种材料基础之上的推论都必须给以强调纠正。而这些视《山东科举录》为出于王阳明之手笔而作全文研究者，将其所得之推论归诸于阳明，其错误亦是不辨自明。据悉，围绕着《山东科举录》还有两个问题须要说明：

第一、《山东科举录序》为王阳明所作，而《山东科举录后序》非王阳明所作。《山东科举录后序》的真正作者是傅鼎，吴光等人视其为出自王阳明手笔的观点是错误的。[25]证据同样有二个，第一、明朝武举考试有着明晰规定，主考官作前序，副考官作后序，而当时傅鼎就是副考官；[26]第二、上海图书馆收藏之《弘治十七年广东科举录》已经标明[27]。

第二、《山东武举录》之试题并不是出于王阳明一人之手笔。按武举考试之规定，武举考试之题目，为了防止作弊，试卷是不能由主考官一人命定，而是由主考官、副考官和同考官一起商量命定，因而，这种试卷并不是出于王阳明一人之手笔。不过，那些题目中如策问中的儒道之害确实与阳明当时反儒道的思想相契，因而可以当为反映王阳明思想的材料来使用，但其它材料的运用一定要慎重。[28]

参考文献

[①][明]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北京，广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41-870页。

[②][明]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226页。

[③]据钱德洪《阳明先生传略序》、罗洪先《阳明先生传略考订序》可知《年谱》出于钱德洪、罗洪先之手，而与王汝中、张叔谦、王新甫、陈大宾、黄国卿、王健互精校阅而成。钱德洪之《阳明先生传略序》与罗洪先之《阳明先生传略考订序》，分别见于[明]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356、1358页。

[④][明]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340页。

[⑤]关于钱德洪将《山东武举录》附录于《文录笺注·三征公移逸稿》后，这段文字转自于钱明《阳明学的产生与发展》之篆字页脚，因同治四年抄本，本人则从未看见。参见钱明：《阳明学的产生与发展》，上海，四川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⑥]徐阶：《王泰顺公全书序》，见[明]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565页。

[⑦][明]李乐：《见闻杂记》卷六，高雄新兴书局景印本《笔记小说大观》（四十四编）第8册，台中，新兴书局，1987年，第569页。

[⑧][明]施邦曜辑评，王晓昕、赵平略点校：《阳明先生辑要》，上海，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页。

[⑨]关于这篇材料的编选，编者注说：“本录原列为嘉庆刊本卷三十一下，然非皆阳明之作，今移放在本卷，附于阳明序文后。”参见[明]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841页。并且，考之于嘉庆十年刊本，《山东科举录》却并没有收入其中，编者之言以何为据，令人不解。吴光在《编校说明》中，说：“卷三十一下原为《山东科举录》，其内容多非阳明经籍，故移作卷二十二《山东科举录序》之《附录》”参见[明]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编校说明》，第4页。

[⑩]钱明对于《山东科举录》的观点有矛盾，一方面，他觉得《山东科举录》是出自阳明手笔的各考试题的“陈文”，另一方面，他在为《山东科举录》作注时，又觉得此录除第五道“问”之部份为阳明所作外，其余皆非阳明之作。参见钱明：《阳明学的产生与发展》，第30-31页。董平则说：“按《山东科举录》，《年谱》谓‘试录皆出先生手笔’，然详其内容，则或为士子优秀答卷的编集，其试卷及策问则当出于阳明之手。《全集》‘编者注’谓‘非皆阳明之作’，或得之。但《试录》是否为阳明作品，仍可存疑。”董平：《王阳明的生活世界》，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11][明]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第870页。

[12]俞樟华撰：《王学编年》，南京，江苏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指南录后序原文，第36页。

[13]华建新：《论王阳明广东科举文的思想内容与论证特色》，见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承办：《国际阳明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广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14][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乐保群、吕宗力点校：《日知录集释》全校本，南京，南京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53页。

[15][明]黄佐：《翰林记》，台中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丛书集成新编》第30卷，高雄，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5年，第438页。

[16][明]游居敬、吕时中：《弘治十七年广东科举录》，明嘉靖37年（1558）抄本，《乡试录文》第一至五十六页。

[17][明]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226页。

[18]从古到今，国外外许多学者就受《年谱》和《年谱附表一》的影响。如明人施邦曜所作《年谱》、台湾学者蔡仁厚《王阳明哲学》之《附录一·王阳明学行年表》，皆视《山东武举录》为王阳明所作。分别见于[明]王守仁原著、[明]施邦曜辑评、王晓昕、赵平略点校：《阳明先生辑要》，第7页；蔡仁厚：《王阳明哲学》，上海，九洲出版社，2013年，第181页。国外学者张祥浩《王守仁评传》、方志远《王阳明评传》、王冠辉《王阳明评传》、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王阳明详传》、山下龙二《王阳明传》则对于钱德洪提及的关于《乡试录》中的内容或从其说，或变用之。分别见于：张祥浩：《王守仁评传》，上海，广州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6页；方志远：《王阳明评传》，上海，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第42页；王冠辉：《王阳明评传》，上海，华东科技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76-82页；[日]高濑武次郎著：《王阳明详传》，赵海涛、王玉华译，上海，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第44页；[日]山下龙二著：《王阳明传》，文君妃译，高雄，国际文件事业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70页。

[19]“老佛害道，因为圣学不明”出于第二问柴世需之程文；“纲纪不振，因为名器太滥”出于第一问穆孔晖之程文；“用人太紧，求效太速”出于第三问陈鼎之程文；“及郡县、清戎、御敌、息讼，皆有成法”则出于第五问高昱之程文。

[20][台]钟彩民：《王阳明思想之进展》，台中，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第13-18页。

[21]吴震：《王阳明论著选评》，北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导论》，第4页。吴震谈到的“心学”一词，出自于策问第三问，考生陈鼎的程文中，见于《王阳明全集》，第864页。“天下之道一而已”，出自于策问第二问柴世需之程文，见于《王阳明全集》第861页。因为吴光等人编校之《王阳明全集》所收录《山东科举录》之原文与上图所收藏之《弘治十七年广东科举录》在内容上并无不同，是以本文为了检索便捷，涉及《山东武举录》之原文皆以吴光等人编校之《全集》为检索页脚。

[22]张刚：《王阳明道教观研究》，王晓昕主编之《王学之光》，上海，东南交通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50页。张刚引用以支持其观点材料为“道一也，而人有知愚贤不肖之异焉，此所以有过与不及之弊，而异端之所从起与？”此段话出自于策问第二问，考生柴世需之程文，见于《王阳明全集》，第861页。

[23]朱伯崑先生以《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为根据，觉得王阳明易学观，虽重象数，但不抵触象数之学，其论河洛隐喻之说即是发挥《易学启蒙》的观点，遭到了朱熹的影响，张沛赞同朱先生的观点。参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三册，上海，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页。张沛：《王阳明儒学场域下的易学观》，《周易研究》2010年第4期。

[24]温海明：《王阳明易学略论》，《周易研究》1998年第3期。

[25]吴光等人编校之《王阳明全集》收录有《山东武举录后序》未标明非王阳明所作，见于《王阳明全集》，第870页。而俞樟华、华建新皆觉得《山东武举录后序》为王阳明所作。分别见于俞樟华：《王学编年》，第36页；华建新《论王阳明广东科举文的思想内容与论证特色》，见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承办：《国际阳明学研究》第三卷，第36页。

[26]清朝武举对《试录》作序之原则有着严格的规定，顾炎武在《日知录·书不当两序》中就明晰强调“《会试录》、《乡试录》，主考试官序其首，副主考官序其后，职也”。[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乐保群、吕宗力点校：《日知录集释》全校本，第1104页。

[27][明]游居敬、吕时中：《弘治十七年广东科举录》，明嘉靖37年（1558）抄本，第五十八页上。

[28]当前学术界中，对于那些材料的使用，有些学者就十分留神慎重。如杨国荣只是提到策问之题目之“佛老为天下害，已非一日”而不涉及答案部份。杨国荣：《心学之思》，上海，三联书城，1997年版，第29页。

本文原刊于《孔子研究》2015年第4期

谢谢彭鹏博士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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