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他们或出于对教育的热爱,或因政府的怂恿,或为了名利,纷纷加入民办高等教育。 他们有着相似的基因:大多是教师,从事教育工作,出国工作,中年起步; 他们最初被定位为高考失利学生的避风港,但后来他们赶上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浪潮,享受了人口红利带来的繁荣市场。 他们大多也经历过“租校舍、聘老师、坑学生”的野蛮成长过程。 近年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加上公办高校大规模扩招、独立学院异军突起、国外高校来华争夺生源的异军突起,民办高校生源供给受到多重冲击。 民办高校资金来源有限西安民办高校,主要依靠学费来运营。 很多民办高校的声誉极其脆弱,声誉与招生、学费密切相关。 如何继续生存,仍然是大多数民办大学必须面对的命题。 从生源来看,今年西番、西京两校招生人数均约为7500人。 几年前,它们每年吸引数万人。 2011年陕西省民办高校战略转型与格局调整研究报告显示,2008年陕西省民办高校在校生规模达到20.1万人的峰值,随后逐年下降。 自1999年以来,中国参加高考的学生人数近十年来不断增长,从288万人猛增至2008年的1050万人。民办高校也迎来了黄金时期。 但此后出现了过山车式的下降,四年内下降了近140万。 199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即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与18至22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仅为3.7%。
2011年,这一数字飙升至26.9%。 当然,西京副院长马成胜表示,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划,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还有空间。欧亚学院院长胡剑波认为,生源问题这几年应该不是大问题。 但从出生人数分析,高校适龄人口将在2017年、2018年触底,届时“很多学校将难以生存”。 西安外交学院校长黄腾泽撰文称,短期内学生数量大幅下降是事实。 此外,由于招生规模扩大,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选择公立学院和大学。 也有一些西方国家高等教育资源相对过剩西安民办高校,瞄准了中国市场。 此外,独立学院在公办和民办高校中都占据政策利益,对民办高校产生新的冲击。 一些私立学院和大学已经陷入生存困境。 比如,青岛飞扬职业技术学院今年计划招收3000多人,但实际上只招收了300人。 一位熟悉私立大学的投资者表示:“在中国,很难找到一个行业如此迅速地收紧结构。” 继任问题 丁祖一去世前后,西番内部也因为继任问题发生了一场小风波。 。 2011年底,经丁祖一董事长提议并经董事会批准,在西帆工作多年的沉九福教授出任院长。 这一任命于2012年1月获得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批准。但对于董事长一职,有知情人透露,丁祖一最初推荐的是一位创业老手,但在去世前改变了主意,决定由女儿丁璟将接任。
丁祖一去世后,校方担心西范能否完成招生计划,业界也在猜测丁敬是否真正认可父亲“打造东方哈佛”的说法。 家族化问题在这个圈子里早已被凸显出来。 2007年,培华校长姜伟志去世,享年82岁。去世前8天,其孙姜波被学院理事会任命为董事长、法人兼院长。 据说,当培华的任命报告给省里时,教育厅很困惑。 如果同意,就意味着民办教育可以继承。 如果他们不同意,可能会给整个陕西的民办教育带来致命的打击。 民办高校是家族企业还是教育事业? 陕西省教育厅民办教育处原处长李为民表示,全国各地都在研究这个课题。 “目前的情况是基于利益的稳定经营,如果赶走企业家家属,面临的风险会很大。” 最终。 后,全省政策研究人员一致同意江波接任。 但前提是江波符合继承人的资格。 江波说:“我们不是讲世袭教育,而是民办教育一定要有传承。” 西京人任万军仍担任院长。 女儿任芳今年40岁。 她10年前被任命为副院长,2008年成为执行院长。任万军今年71岁,按照国家规定应该退休,但据说他和丁祖一一样“恋爱”。 至于胡剑波和黄腾,他们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胡剑波说:“现在私立学校让下一代接班。日本也是这样,台湾也是这样,韩国也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机制很好。”
黄腾表示,对于女儿是否适合担任董事长一职,“董事会讨论过,如果她最适合,那就是她的责任”。 马成胜表示,家族元素对西安民办高校创业初期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接下来就要面对标准化的问题,必然有一个“去家族化”的过程。 西安民办高校的政策问题,大家都自嘲,损失是你的,收获也不一定是你的。 丁祖一何曾说过:“民办大学的投资不是一笔小数目,如果产权不清,谁敢投钱? 2011年底,陕西省政府印发的78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支持和规范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意见》,将民办高校分为非营利性且不要求合理回报的、非营利性的但要求合理回报,且以营利为目的,其中合理回报最高可以占学校结余的40%,胡建波还没有决定选择哪个类别,原因很简单,实施细则尚未确定“政府说,我们会根据你现在汇报的情况制定政策。” 我们说,您制定政策,我们将报告。 否则,你会陷害我,还是我做出选择? 如果你不想还款,政府会给你补贴,并享受免税。 但缺点是政府对你有很大的控制权。 它必须批准你的预算。 我永远不会这样做。 没有自主权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成熟,不要急于把这个政策说清楚。 制定一个模糊的政策可能会更好。 “创办人还关心办学自主权,以及民办高校是否能享受与公立大学同等的优惠待遇。他们对民办高校与公立高校实行同等收费标准的政策颇有批评,”大学。
黄腾认为,看似公平的待遇,实际上忽略了民办高校主要依靠学费收入这一最基本的事实。 如今,私立大学创始人已经在试图影响政策制定者。 江波的名片上,正面是他的培华职务,背面密密麻麻印着致公党陕西省委副主席(筹备)等约20个头衔。 “赵正永一上任省长就先到了培化。全国工作和教育会议上,省长两次请我到驻京办吃饭,听我给他讲教育知识。78号文件每人拨款3亿。”今年支持民办高等教育,包括李伟民老师起草了很多意见,我也参与了。”他说。 赚钱问题——教育者? 企业家? 在李为民看来,民办教育工作者必须既懂教育,又懂市场经济。 任万钧在这方面是高手。 早年在西安航空学院任教,1984年开始做汽车配件生意。1994年,他受到女儿任芳幼儿园的启发,开办了西安半坡英语学校。 后来,他又与西安怀仁科技进修学院、西安科技进修学院等机构合并,成立了今天的西京。 早在竞争自学辅导机构阶段,任万军就了解学生“赛校三校”的心态,向农行陕西省分行借款5亿元建设学校,硬件第一。 同时或早期,民办高校大多依靠收费滚动发展。 公司化办学是一回事,办学赚钱又是另一回事。 在陕西78号文件出台前,根据国家规定,西安民办高校赚到的钱只能用于滚动发展。 很多创始人也声称自己从事教育并不是为了赚钱。
但江波透露,很多人已经慢慢偏离了水道。 “因为法律不明确,他们甚至考虑移民,考虑如何安排他们的葬礼,以及公司如何洗钱。 你越这样做,政府就越怀疑你,我就会越紧地约束你。”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民办高校的进一步发展都需要资金。 直至去世,丁祖一从未见过任何投资者。 一些投资人通过各个受托人联系他,却被“我们暂时不需要融资”的字样挡住了。 欧亚升格为本科后,投资新东方的老虎基金等投资人找到了胡剑波。 民办高校属于重资产性质,资本回报率不高,财务报表也不好看。 投资者希望报表尽可能好看,而报表好看就意味着费用增加。 “与收费不限的公立学校和收费较少的私立学校相比,你会处于劣势;一旦选择营利性,国家补贴就会受到影响。我不是圣人,我也受过诱惑,但这条路并不好走。”胡建波说。 与胡剑波相比,外交在融资路上走得更远。 据未经证实的报道称,该校已引进太平洋文化基金投资。 黄腾坦言:“如果不是完全依靠机车车辆,我们不可能走到今天。” 他还坚称,融资并没有改变办外事学校的本质,无论投入什么样的资金,都必须不求回报地进入。 但教育企业化需要成本核算和利润分享,这与不求回报的理念相冲突。 对此,黄腾简单表示:“当然,我们也按照国家政策保护投资者的应有利益,这也是必要的。
“两年前,黄腾找到了业内知名的VC,希望把事情做大。但民办院校扩张所需的资金、资源和团队能力比培训机构复杂。他未能说服VC。一位投资人表示,与融资扩张相比,民办高等教育更注重修炼内功,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我们是一群只会用资金解决问题的人,但教育是这是金钱无法解决的问题。” 问题行业。”此外,目前民办高校普遍面临产权不清的问题。 如果有适当的实施细则,陕西78号文件中关于营利性大学的规定或许能够打破这一僵局。 李为民曾撰文呼吁发展营利性大学大学试点,特别是一些新成立的民办大学或独立学院转制的大学,以及“新东方”等高等教育机构。 但他也表示,对于一些办学历史悠久、大多通过滚动发展成长起来的民办高校,在开展营利性试点时要谨慎。 此类学校积累的资产大部分是公共资产和准公共资产。 要对主办方投入的资产、滚动积累的资产和国家投入的资产(包括依靠政策优惠形成的资产)进行梳理。 )难度较大,且在办学过程中,此类学校已作为公益性、非营利性学校进行推广和运营。 如果突然宣布改为营利性学校,社会形象就会扭曲,对整个民办高等教育行业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一定的负面影响。 链接:民办高校如何获得回报。 根据陕西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和规范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意见》,非营利性学校投资者要求合理回报的,在扣除办学成本和计提发展资金后缴纳国家规定的相关费用后,允许每年从办学结余中获取合理回报,作为对投资者的奖励。 奖励申请由学校决策机构提出,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原始出资、追加投资、学费等情况确定。 根据收入和学校运营余额综合确定合理返还金额,合理返还金额可占学校运营余额的40%。 取得的合理回报继续用于学校发展的,将计入新增出资,并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政策。 营利性学校根据企业机制获得回报。 王建伟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