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个“舶来品”

“中国原子弹之父”是“进口产品”

“中国原子弹之父”一词于1965年从法国传入中国。1965年7月，钱三强收到法国《科学与生活》1965年6月号的一页剪报文章《中国科学的背后是什么》由法国营养学院前秘书兼督察巴尚邮寄。 文章写道：“中国的科研工作由中国科学院领导，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的领导者是曾就读于巴黎大学的物理学家钱三强博士，他是名副其实的原子能之父”。中国原子弹。”

钱三强

这是迄今为止见到的最早的“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版本。 据《钱三强纪事》报道，当年，法国《科学与生活》又发表文章报道中国核科学研究，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核专家是钱三强博士”。 当时，即使是私人信件，只要是从国外寄来的，都必须由组织收集并拆开。 巴汉德的信首先由原子能研究所拆开，然后汇报给科委八局，再转发给二机部七局，最后转发给钱三强的秘书。 经过这样一轮的审视，我们可以确认，“中国原子弹之父”理论从1965年起就为业内人士所知，并在国内流传。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6月18日，法国法新社科学编辑贝尔发表文章，写道：“人们认为钱三强是中国核弹之父”。 当天，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称：“没有哪个国家取得如此迅速的进步，法国比中国早四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但至今仍未试验氢弹……”参与这个计划的人，外人知之甚少，但这个计划很可能是钱三强主导的。” 这些电文第二天就转载在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中。 由此，“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和传播。

钱三强本人一直强烈反对“中国原子弹之父”。 钱三强对此的态度是：“中国原子弹研制的成功绝不是少数人的功劳，更不是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外国人往往看重个人价值，喜欢用诸如此类的称谓。” ‘父亲’和‘王冠’。”

笔者有幸多次采访钱三强的秘书、原中国工程院第一秘书长葛能全先生。 葛先生表示，钱三强曾在不同场合对中外记者和工作人员说过类似的话。 事实上，“中国原子弹之父”不但没有给钱三强带来荣誉，反而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和伤害。 最担心的是别人认为他们“争功”。 要知道，在一个崇尚奉献的时代，个人脱颖而出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尽管这并不是钱三强的主观愿望。 危害来自于“文化大革命”。 在那个极左时代，“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之一，他也因此吃尽了苦头。

钱三强的秘书、原中国工程院第一秘书长葛能全，右图为他主编的《钱三强年表》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集体主义和个人奉献的社会。 “父亲”论本身与当时的主导价值观不符，很容易受到批评和否定。 此外，中国的核弹工程确实是毛泽东“大力干这件事情”指示下多条战线协作的结果。 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有很多，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很多组织领导和科学家都对钱三强的头上有意见。 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人们对“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议论和不同看法的原因。

关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五种说法

“文化大革命”后，为了号召人民全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有意识地加强了各条战线杰出人物和典型事迹的宣传。 在宣传重点的科技领域，许多鲜为人知的“两弹一星”故事开始为人所知，成为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 “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逐渐改变。 得到了很多人的接受和认可。

但当时思潮日趋活跃，人们对“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看法不一，至少有五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 这种观点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社会认可度最高。 “文化大革命”后，“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广为流传。 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种途径是通过报告文学这一特殊媒介。 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报告文学热潮中，钱三强成为重点宣传对象。 1978年9月26日，《文汇报》发表文章《热风吹雨洒江天——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公开提及“中国原子弹之父”。 1979年，北京出版社和中国科学院党委联合出版了《科学的春天》，这是中国科学院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报告文学集。 本书收录作家张炯才的《走向光明中国——钱三笔记》。 1987年10月27日，《科学新闻》发表文章《春天的播种者之歌——缅怀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奉献》。1990年1月，《裂变之光——缅怀三强》王春江撰写的《钱墙》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随后在《文汇报》、《北京晚报》连载，产生了很大影响。

《裂变之光——铭记最强的三大金钱家》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钱三强堪称中国报告文学界的“宠儿”，“曝光”率非常高。 “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也随着这种高密度的正面宣传而家喻户晓。

第二条路是官方媒体的认可和宣传。 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明确提出并论证“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 199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钱三强：“中国原子弹之父”》一文，这是中国最权威的官方媒体首次直接回应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问题人民日报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认可，1999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教育局编着的《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建设者》一书中宣部出版，该书是为国庆50周年而写的，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上的榜样人物，人物有几十个，其中就有文章《钱三强，邓稼先被定位为“两弹英雄”。此后两弹一星之父，《人民日报（海外版）》两次使用“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2007年和2009年。

第三条道路是大众化、私人研究和传播。 学术界、科普界等各界出版的书籍、报纸上都有大量有关“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内容。 这也是目前的主流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 这个理论也有很大的影响。 作为杰出的核物理学家，邓稼先为我国“两弹”工程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张爱萍称他为生前“两弹”英雄。 1986年，邓稼先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事迹通过官方媒体的披露和宣传而为人所知； 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 月底，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病去世。

由于国内媒体的大量宣传报道，特别是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邓稼先的充分肯定，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在晚年开始流传。 20世纪80年代，不时出现在书籍和报纸上。 。

邓稼先

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在这一理论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振宁与邓稼先“交谊五十年，亲如兄弟”。 1993年8月21日，邓稼先逝世七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杨振宁撰文《邓稼先》，将邓稼先与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进行比较，虽然文章中没有提及“邓稼先”。 “原子弹之父”三个字出现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杨振宁把他的朋友视为“中国原子弹之父”。 由于杨振宁的名气和《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该文影响很大，多被后来者引用。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杨振宁比较邓稼先和奥本海默并赞扬他的时候，他在段末写到了钱三强。 他说：“当时聘用他们的人，钱三强和葛罗夫斯（）可以说是真正识人之道，他对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都有深刻的了解。” 这句深刻的话常常被引用它的人所忽视。 或许这句话更值得我们细细欣赏。

第三种观点是，聂荣臻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 这种观点最早见于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及其分歧者》一书。该书的作者是英国人克莱尔·霍林沃斯，但书中并没有对此观点进行深入的解释或说明。 精心制作的。 1999年，王军编着的《我们的共和国系列·九天捧月·建设卷》从聂荣臻总揽全局的角度认为，聂荣臻“不愧为我国的‘原子弹之父’”。形势并引领整个国防科技工业。

这一理论虽然新颖，但与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原子弹之父”有很大不同，因此影响有限。 事实上，作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杰出领导人，聂荣臻应该受到超越“父亲”的评价。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一个群体。 这一理论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1987年，军事作家董斌的报告文学著作《中国原子弹之父》出版。 书中用七个故事勾画了从军人到将军、从技术人员到科学家等不同行业人士在中国原子弹制造过程中的贡献。 书中认为：“他们的阵容如此庞大，连七十个故事都难以讲述！但是，如果将他们的名字铭刻在共和国核工业的发展史上，短短七个字就可以概括。” ——中国原子弹之父。” 书的内容比较单薄，勘误的地方还很多。 客观地说，质量不高。 不过，由于该书写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初印5万册，因此主题明确、引人注目。 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这句话也被张长山先生发扬光大。

2006年，张章山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上发表《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功勋科学家记》一文，详细介绍了王淦昌、邓小平贾显、钱三强、郭永怀以及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程开甲、彭焕武等科学家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做出的贡献。 他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不​​是单个科学家，而是一群杰出的科学家”。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其观点立即被多家刊物和媒体转载，引起很大反响。

“中国原子弹之父不​​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一群杰出的科学家。” 上图中的人物包括王淦昌（左上）、彭焕武（右上）、周光召（左下）、朱光亚（右下）。

张先生的观点比较容易让人接受。 然而，“父亲”理论原本强调集体之外的个体的特殊贡献。 这种理论无异于消解“原子弹之父”的意义。 此外，张先生认为，钱三强“在核工业发展中从事高层组织管理工作，无暇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技术研究”，“未能主持并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从而背离了中国错失原子弹之父的荣誉。”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明显违背历史事实，值得讨论。

第五种观点是不存在“中国原子弹之父”。 2011年，陶春、陈怀国合着的《民族的命运——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之旅》出版。 根据该书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于2012年下半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产生了很大影响。 本书作者认为，“当代科学的发展已不再是爱迪生时代，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是一项非常宏伟的系统工程。中国没有原子弹之父，也没有原子弹之父。”氢弹。中国核工业是一项集体事业，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功，都凝聚着千千万万人民的奋斗和创造。辉煌和荣耀不属于任何一个人，而是属于大家，属于每一位奋发有为的无名英雄。这条战线。” 其实，这种观点与第四种观点是一样的，都强调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是集体力量的结晶。

电视剧《国家的命运》改编自《国家的命运——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之旅》一书

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父亲”之说起源于西方，是对人类历史上某一领域做出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的尊称。 与东方社会强调集体的力量和贡献不同，“父亲”理论带有一定的西方个人主义色彩，是对个人杰出贡献的放大。 或许这可以看作是“父亲”理论的某种局限性。 但“父亲”理论的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两弹一星之父，杰出人物往往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往往能够推动历史发展方向的改变。 强调杰出人物的特殊作用，并不意味着宣扬英雄主义和英雄主义历史观。

对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五种观点，笔者认为，如果将“中国原子弹之父”视为一个群体，就相当于消除了“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存在。炸弹”。 如果因为中国原子弹研制的特殊性而凸显科学家的集体作用，我们完全可以放弃“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个外来名词。 不过，“中国没有原子弹之父”的观点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中国的原子弹工程虽然是集体力量的胜利，但每个人所发挥的作用和做出的贡献是不同的。 作为今天的人们，我们仍然有责任澄清历史真相，认清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在这个伟大的科学工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个人，那么，即使参照“父亲”论的基本内涵和要求，“谁是原子弹之父”这一命题仍然存在巨大的讨论空间。中国的原子弹？” 因此，重要的不是对“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给出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答案，而是在深入讨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过程中，对每个人有更深刻的认识和认识。中国原子弹之父”。 一位科学家在这个大型科学项目中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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