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教授：二本学生自知不是什么“天之骄子”

《二十不惑》中出身平凡的姜小果

中国每年有3000万大学生。

90%在二、三、专科院校。

一所院校仅占所有大学的13%。

在河南、湖北等主要省份，一流生的录取率仅为10%。

二本学生知道，他们不是“天之骄子”。

他在媒体和公众舆论中也很少出现。

大多数人默默上学，默默毕业，默默就业。

但数量最多的却是这群年轻人，

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面对中国基层，

正在由该小组决定。 ”

黄登教授曾在广东第二大学任教十余年。

我观察了我教过的 4,500 多名二级学生，

《我的两个学生》一书于今年9月编写出版。

一条采访了十几位二级学生，

并专访了黄登教授。

“这一代二年级学生，

我们遇到了比前辈更艰巨的挑战。 ”

谢益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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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7年换8份工作

Max 90后测绘专业

我出生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单亲家庭。 高中时我学习不努力，成绩也一直没有提高。 高考整理好后，妈妈拿着第二所学院的报考指南、宝石鉴定随机选了专业。 当时鉴定宝物的课程很流行，我觉得听起来挺洋气，就同意了，但我分数不够，所以最后转学了测绘专业。

这所学院是一所非常专业的工程学院，坐落在一个非常小且破旧的校园里，面积与一所较大的高中差不多。 基本没有讲座、海外交流、比赛、企业宣讲等活动。 我不知道去哪里打开大公司的大门。 我毕业时没有招聘会。 建X局大队之类的就那么几个，大部分都想要。 他是一个身体强壮的男孩。

《二十不惑》女主角姜小果毕业离开校园

我也不喜欢这个专业。 我刚上大学就混了。 跨专业考研没有通过，没有继续参加考试。 毕业后我就回家了。

我妈妈是下岗工人，家里又帮不了我找工作，所以我只能自己做各种盲目的事情：受电影杂志的影响，我很想进军时尚界行业，但我的背景完全无关。 我应聘了当地商场的一些导购职位，但人们认为我的学历太高了。

测绘公司、培训机构、幼儿教育机构……7年换了8个工作。 我告诉自己，无论下一份工作是什么，我都要坚持两年。 结果我去的公司一年半就倒闭了，树静风不止。

《二十不惑》剧照

可能即使有两个学位，我也找不到什么好的公司。 我对二度的感受是，上去的时候靠不住，跌倒的时候抓不住。 第二学位能不能取得好成绩，基本上和这个学位没有关系。

我去年底辞职了，想参加公务员考试。 当我准备考试时，我以为其他人也会有和我类似的背景。 没想到，本科甚至硕士毕业的也来参赛。 看着自己糟糕的简历，我感觉自己的前景并不乐观。

我距离读两本书只差七分了。

花了8年时间才回到同一个起点

小周出生于1994年，计算机专业

高中之前，我的成绩非常好。 我小学、初中成绩名列前茅，中考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名列全校第一。

高中时，我的成绩平平，一直处于第一流的边缘。 最终，我在高考中离第一名还差了七分。 我听了家人的劝说，没有重考。 我选择了离家较近的省内二流大学。 为了就业，我选择了计算机科学专业。

当我刚开始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是很有雄心的。 我的目标是毕业后进入BAT。 但后来我慢慢受到了打击。 因为是二校，所以同学们都不是特别爱学习。 后来我也开始逃避学习，不认真学习。 毕业后找工作、投简历的时候，大部分都被直接拒绝了。 几个去面试的也觉得我能力不太好。

《二十不惑》剧照

最终我其实走上了一条与学历无关的职业道路：考取各种证书，成为一名教师。

教师资格证很容易通过，但公办考试就困难得多。 我参加了两次考试，面试都失败了。 第三次才勉强通过考试，并在我们当地大学的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工作。

进去之后才知道，这是这所学校十几年来第一次招收第二学历的人。 我的阿姨是一名中专教师。 她表示湖北最差的公办二本，一些小企业宁愿聘用专科生，也不愿聘用公立学校的中专生，因为大学生的专业技能训练得更好，企业不需要花费额外的精力来培训他们。 。

虽然我已经就业了，但我对自己的学历还是感到有些自卑。 最近学校新员工培训的时候，我不敢和坐在我旁边的博士生说话。 与985院校毕业的人相比，我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

今年我报考了在职研究生考试，希望能够提高自己的学历。

一线城市爬不上去。

还不如回老家过安稳的生活

深秋90后中文专业

如果我能读两本书，我就已经是一个坏学生的逆袭了。

我的家乡在汕头农村，到处都是农田。 我有六个兄弟姐妹。 高中时，我在汕头市一所普通中学上普通班。

大学期间，我对自己的最低要求就是不挂科。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打工，做一些学生看不起的工作，比如周末在广州各大学摆摊，帮学生开电话卡充值。 寒暑假的时候，我可以在深圳的一家电子厂做零件，一天能挣100多元。

周冬雨在《未来的我们》中饰演小镇女孩

当时我就决定毕业后回家乡工作。 留在广州，对于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来说，没有什么好前途。 我亲眼目睹有人毕业后换了几份工作到上海工作。 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000元。 他们生病时不敢去看医生。 现在他们在卖化妆品。

我现在在家乡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做职员。 从家骑电动车20分钟即可到达工作地点，薪资水平远高于汕头平均水平。 由于家里有吃有住，所以毕业三年后我攒了一点钱，贷款买了自己的房子和汽车。

《后来的我们》剧照

越是二级学员，就越没有捣乱的资本，需要早点学会认清现实的规则。 现在遇到后辈、后辈，我都会告诉他们要注意业务考试，因为无论往哪个方向发展，无论是银行还是公司，都会考业务考试。 这样可以少浪费时间，少走弯路。

简历和面试也是有套路的，一定要了解一些。 我们二年级学生在学历上已经处于劣势。 如果我们在社交中表现得太乖、太踏实，那就更难突破了。

黄灯采访：

二本学生代表了中国最普通的年轻人

作者黄登年轻时的照片

我是黄登。 2005年博士毕业后，我进入广东F学院任教。 十年来，我教过4500多名二级学生，其中近一半来自粤北、粤西等经济落后地区。

中国二线大学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绝大多数普通年轻人的处境。

他们大多出身普通，来自不知名的村镇。 他们的身后往往是工作的母亲或下岗的父亲，以及一排排尚未长大的兄弟姐妹。

他们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是务农、养殖、屠宰、在建筑工地打工，或者在街头做小生意。 这与目前在一线城市读书、父母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国际视野的高风险家庭形成鲜明对比。

黄灯的学生

对于这些学生来说，拿两本书并不容易。 我在一个班里统计过，二年级的学生实际上有70-80%是当地重点中学的毕业生，有的可能是村里第一批大学生。

他们生活状况的改变完全取决于现行的高考制度。 经过应试教育机制的锤炼，他们不知不觉中养成了温柔、沉默的气质。 他们在课堂上表现非常好。 他们习惯坐在座位上记笔记。 他们很少向老师提问。 他们特别渴望老师在考前强调重点。

很多学生下课后不知道如何与老师相处，肢体动作、眼神都非常不舒服。 我认为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应该和大学老师有一个非常平等的关系。 然而，我的大多数学生仍然像中学时那样继续与老师互动。

《三十而已》几位女主角重返大学课堂

绝大多数的二年级学生并没有太大的野心，从来不认为自己属于精英。 他们安于平凡的命运，接受平凡的工作。 毕业后，他们大多留在国内和基层的一些普通单位，从事普通工作，没有任何惊喜。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她经常告诉我，她以前在北京的同事都是名牌大学的教授。 大学毕业后，很多孩子因为工作不如意，宁愿留在家里，也不愿意进入社会。 ，这让家长特别担心。

这种情况几乎不会发生在我的学生身上。 不管他们的家庭多么富裕，他们仍然愿意出去发传单、到餐馆上菜。

这些年轻人是我们社会的基石

二本学生“无志向、求稳定”的现状与其长期被忽视的现状有关。 现在的社会特别一维，崇尚读书成功。 北大、清华的学生曝光率较高，但普通二年级学生基本不进入公众视野，很难引起媒体关注。 社会对他们的低期望会影响他们的自尊。 定位，我觉得我是一个没人关心的普通人，我应该过普通的生活。

我的大多数学生都愿意参加公务员考试。 这可以说是二年级学生最好的出路，因为这是唯一对学历没有要求和限制的出路。

如果拥有第二学位的学生想考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他们可能会因为第二学位而在面试阶段被拒绝，录取非常困难。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剧照

我问过重点大学的老师，他们承认组织内部确实有一个潜规则，但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学校也要保证学生的质量。 当然，985、211、本科二本的学生，会选择前者。

学生们一开始并不相信这个邪教，几次跌倒之后，有的人放弃了，有的人降低了标准，报考非重点大学专业研究生。

企业招聘也更青睐重点大学的孩子。 不用说，互联网行业非常火爆。 如果你看学校有第二学位，你可能无法通过简历测试。 新东方、学而思等教育机构很少接受非985、211学生。 我们学校的学生出去面试时湖北最差的公办二本，最常说的就是“中大和暨大的人都来了，我肯定没机会了”。

毕业招聘会现场

另一方面，更好的公共机构基本上是胡萝卜和坑。 招聘要求非常具体，就像是提前决定的一样，学生很可能会被拒绝。

对于二年级学生来说，只有几种选择。 对于他们来说，与其他选择相比，公务员考试意味着相对公平的竞争，也承载着稳定的期望。

我2006级的52名学生中，有十几人进入了传统公务员和事业单位。 有些父母是公务员。 在父母的建议下，他们很早就决定参加公开考试。 大学毕业后，他们顺利进入县政府工作。 更多的学生，在换了几份工作后，最终决定重返公试，并取得了成功。

2006届毕业生黄灯重返办公室

看看班上学生毕业后的现状，那些顺利通过公务员考试的学生往往比那些选择自己职业的学生更加平静。 对于普通家庭的大学生来说，公务员或许不是最好的职业选择，但却是安抚父母辛苦劳作、实现文凭价值的最好途径。

更重要的是，这条路能否打开，往往成为决定这个群体是否还有进步空间的一个秘密尺度。 不可否认，中国基层的面貌是由这个群体决定的，而两所高校学生的命运则是与此暗中呼应。

二年级学生的选择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我是70后，1995年大学毕业，就读于岳阳大学，按照现在的标准，也是二流大学。

作为班主任，我教过2006级和2015级两个班的学生，见证了80、90后两代人的成长。

如果说70后一代是幸运的一代，那么与我2006级的学生相比，我们可以看到80后一代也享受到了时代夹缝中的最后一丝曙光。

《中国伙伴》中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课堂

2006级毕业8年后，我统计了一下，该班52名学生全部在广东就业。 其中，17人居住在广州，4人居住在深圳，其余大部分返回原籍地。

毕业的时候，班里没有人选择考研。 八年过去了，除了一人选择在职研究生学习外，没有人脱产考研。 由此可以推断，他们对自己的就业状况比较满意，不需要通过学历提升来改善生活条件。

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孩子就没那么幸运了。 与2006级的同学相比，“房价”已经成为我不愿意和2015级的同学面对的话题。

《未来的我们》小镇简青买不起房

2006届的学生中有近三分之一留在了广州和深圳，但2015届的学生中，没有一个外国孩子自信地告诉我他们想留在大城市。

没有一个孩子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和薪水，能够在这座光鲜亮丽的城市里找到一个安全的住处，站稳脚跟。

更多的2015届学生陷入了真正的困惑和困境。 毕业季即将来临，越来越多的学生敲开我办公室的门，试图从班主任那里下载一份关于未来的坚定答案。

越来越多的学生询问考研详情、考研、创业的机会。 在穷尽所有可能性之后，他们往往会回到一个问题：如果现实是这样，那么上大学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

《中国合伙人》剧照

年轻人必须充分接受自己的个人经历

随着我对2015级学生的了解越来越多，我发现这一代孩子的整个成长轨迹与之前的二年级学生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生活离真实的现实还很远。 。

他们是在应试教育体系下靠着荷尔蒙长大的一代人。 他们从小就被视频和互联网所包围。 我的许多学生发现很难面对自己的出身。 他们生活在互联网创造的单一价值体系中，他们的标杆都是网络生活。 我没有兴趣或愿望去了解我周围的真实事实——我的父母、我长大的社区、在学校食堂做饭的阿姨等等。

从前有一个女孩，她的家庭很穷。 小时候她就听长辈说家里为了送你读书付出了多少心血。 她总是自卑，觉得自己是家庭的负担。 贫穷是原罪。

但她对待自己出身的态度并不是想着要做什么来改变现状，而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不与外人交往，也不一毕业就去找工作。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剧照

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不能完全接受自己的个人经历并从中获得真正的生存支撑，就特别容易陷入空虚。

因此，在教学中，我会尽力通过写作、田野调查、与爷爷奶奶聊天、关心父母的工作等方式，让他们重拾生活的真实体验，更加接近现实。

一个女孩主动来找我，带领她去调查越南妈妈团。 她在村里工作了两年。 除了完成研究报告外，我还鼓励她写写自己的事情。

在她的家乡其实有很多越南新娘，这种现象的背后还有很多令人痛心的问题。 她终于写了一篇文章，讲述她身边人的真实故事。 她原本将其发布在一个小众非小说平台上，没想到却引起了社会关注。

出生在单亲家庭的佩佩终于接受了自己的身份

这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她本来学的是人力资源，后来考研学了新闻学。 她不仅获得了外界的认可，也对个人经历有了另一种看法，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是越南的问题。 这是关于新娘作为一个整体的事情。 而她可以利用自己的能力为这个群体做事，实现自我价值。

也许这就是二本学生面对现实的开始：接受真实的自己。 只有这样网校头条，才能迸发出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题图来自《致我们逝去的青春》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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