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初“两会”期间,许大途教授应国家计委委员杨思忠、谭克文召集进京,与香港测量师学会创会会长、英国皇家测量师学会资深会员简福义先生会面,探讨在中国高校开设QS(工料测量)专业的可行性。
故事的起因是,当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简福义先生向“两会”建议,在内地高校设立QS专业,以与国际接轨,满足日益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控制需要。该建议由国家计委处理,计委领导找到时任天津大学工业管理工程系副主任的许大土教授进行洽谈。敏感度极高的许大土教授当即开始论证设立技术经济专业。当时考虑到不能直接采用QS这个名字,也不能采用工程预算这个名字(中专开设),工程造价这个专业当时还未被人们接受,而技术经济学早已得到专家学者和业内领导的认可,于是许大土教授就将其命名为技术经济学。
许大土教授在当年5月开始商讨设立技术经济专业的事情。当时设立新专业并不容易,于是他决定到北京开一个讨论会。会议地址选在西三环的京通宾馆,那是通信兵的招待所,离教育部、建设部、人民大学、北大都不远,位置适中,接送专家方便(当时没有打车的习惯,也没有专车之类的)。首席专家是厉以宁教授。大土带我去了北大朗润园厉教授的家。厉以宁教授没有拒绝,只是拿出一本效率手册,嘟囔着说:“大土,我那天上午要去国务院研究室,下午要去国家计委网校哪个好,他们时间都安排得很早。”大土不让步:“厉先生,您一定要去。”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 会议八点开始,我讲了三十分钟,然后就离开会议去了国务院研究室。会议是这样安排的。参加会议的专家还包括大土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的老师:时任中国财政学院院长的徐文通、中国人民大学的邵逸志教授和龚伟立教授。还有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副司长、国家计委计量司副司长、化工部某司长、水电定额站李志平站长。
这次会议圆满成功,天津大学得以在1987年招生。这时,在国家计委的支持下,天津大学决定成立技术经济与系统工程系,许大土任系主任,来珠、高子光任副主任,纪年任党委书记,我任教学秘书兼系办公室主任。许大土教授在系成立大会上流泪了,承诺要把技术经济与系统工程系办成全国一流的学科。当时担任讲师、现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杨忠志教授回忆说:那是一个英雄的眼泪。
(后来我才知道,许达图教授和厉以宁教授同住在北大经济系的“牛棚”里,许达图是反革命学生,厉以宁是右派,他们住的是上铺和下铺。)
许大图有三个策略,一是继续办好全国定额站长班;二是依靠国家计委的支持,开办基本建设管理(工程造价)干部班;三是依靠天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开办工程造价函授教育。
这样干了两年,我国的工程造价学科基本建立起来了。在这期间,许大土教授编写了我国第一本《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还编写了高等学校管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划的教材《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更值得一提的是,许大土教授直接领导和推动了一套由几大出版社出版的《建设工程管理丛书》。主编者包括天津大学技术经济系的许大土教授、余鹤熙教授、曲秀山教授、刘二成教授、赵国杰教授、陈彤教授、纪年教授等老师,还有许大土在人民大学读硕士时的导师邵逸志教授、徐文彤教授、龚伟丽教授等。 1989年,国家教委举行全国首届优秀教学成果评选,天津大学申报的《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学科的建立与发展》获优秀奖(后为二等奖),获奖者为:许大土、刘二成、尹以林。
许大土教授是一个智愚兼备的人,他看上去很笨,眼镜后面的眼睛也模糊。但其实他很聪明。正如胡适所说:凡能取得大成就的人,一定很聪明,很努力。我觉得大土就是这样的人。他给本科生、研究生、函授生、专科生上过无数堂课,内容他已经很熟悉了,但他还是每天备课。夏天我去请示工作的时候,他舍不得开空调,穿着大白背心、大短裤,在电风扇前备课。
许大土教授(中)、余荷熙教授(左)、纪年教授(右)
他主张经常到北京各部委去争取支持。每周他都带我坐10点40分开往北京的卧铺火车,后来改为双层特快列车,中午到北京。他让我在学校食堂买饭,带几个西红柿和黄瓜在火车上吃。我从北京站下车后,总是坐103路、104路公共汽车到百万庄的国家计委、建设部,或者坐六人床的炕去石油部、水利部、化工部。我见过的副部级以上的领导不计其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石油部副部长李天祥,他办公室的办公桌一头很重,靠背是木椅。 有一次,我们去北京市政府寇纪淞老师天津大学管理学院,路过天安门广场,他指着广场边路上的铁栅栏问我是干什么用的。我一头雾水,他告诉我,这是文革时期广场集会用的厕所。当时,每隔一个帐篷就拉起一个铁栅栏,就是几百万人应急使用的厕所。当时,我们乘着晚上19点40分的末班车回天津。
贵州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许大土教授及其研究生黄东兵教授
天道酬勤,大土为工程造价专业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很快,技术经济专业与建筑学、计算机软件专业一起,占据了天津大学录取分数线的前三名,大家都为自己是技术经济专业的学生而自豪。1991年,天津大学任命我为技术经济与系统工程系副主任。
1994年,科技大学决定选派我和我读博士期间的学长陈彤教授去加拿大做访问学者。当时我们都在蒙特利尔,我在康考迪亚大学,陈彤在高等商学院(HEC)。当时,后来担任天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的齐二石教授和副院长王博教授也在。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打篮球,一起游览加拿大的风景,玩得可开心了。但许大图教授给了我一个任务:访问美国造价工程师协会(AACE)。我认真负责地做好这项工作,参观了AACE蒙特利尔分会,并访问了美国的AACE。我才知道,美国造价工程师协会要求会员首先是美国工程师协会会员,然后通过四门课程的考试,才能使用造价工程师(Cost)的职称; 如果没有工程师协会会员职称,即使通过了四门课程的考试,也只能用造价咨询师(CC)这个职称。当时我想把CE译成造价工程师,但原国家计委标准定额司司长关买初指示,应该译成造价工程师。
造价工程师协会(AACE)
1995年回国后,许大土教授让我向建设部有关负责人汇报。我去了一看,建设部对这个汇报很重视。当时一位司长(后来是副部长)直接问我:小尹!你们天津大学早就知道英国皇家测量师学会(RICS)的QS职业资格,你们还专门调查过AACE的造价工程师制度(CE)。您认为如果中国也有类似的职业资格,是应该按照美国的还是英国的呢?对这个问题我和大土都早有准备。我说:我们天津大学的意见是按照英国的QS。因为首先按照英国的制度,QS是一个独立的职业资格,它考虑到了我国现有百万人的工程造价专业队伍的现状。否则,按照美国制度,先考取工程师职业资格,再当造价工程师。 现有的百万人队伍就会被边缘化,失去传承,难以支撑。第二,按照英国的制度,大学单独设置QS专业,符合我国现在大学专业教育的特点。如果按照美国的制度,现在的高等教育体系接受不了大工程教育。建设部有关负责人听完汇报后对我说,“你的报告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我们叫它造价工程师,跟美国的差不多,内容跟英国的QS也差不多。”
1996年,建设部与人事部在保定良友宾馆会议室联合召开了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研讨会,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和人事部职业资格司领导主持会议,当时大土已经调到天津工学院任校长,他出席了会议,我也代表天津大学参加了会议。当时考试的总体思路已经定下来,按照QS、CE的四大知识支柱:法律合同、土木工程技术、定额计价、实际操作案例。人事部刘宝英主任(天津人,慈祥的老太太)建议,你们选的课程一定要有内在联系,一眼看上去就是造价工程师的课程,而不是东拼西凑。大家一下子陷入了僵局,想不出好的解决办法。 后来担任建设部标准规范司司长的徐惠琴回忆道:“毕竟徐大土教授是大师,把这四门课设置好,打破了僵局。工程造价相关知识、工程造价确定与控制、建筑工程技术与测量(土建、安装两大专业)、工程造价案例,一锤定音!”保定会圆满完成了预定任务,造价工程师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
1995年,正当我国工程造价行业即将蓬勃发展之时,天津大学的工程造价学科却遭遇了毁灭性的灾难。那年春天,天津大学在李光全校长的领导下,筹划把管理学院做实做实。具体方案是将系统工程研究所、管理工程系、技术经济与系统工程系合并,成立新的管理学院,原管理学院撤销,寇继松教授任院长,许大图教授任副院长,成立MBA教育中心,由张伟教授任主任,我任副主任。这种做法的初衷是为了加强学科建设,是对原技术经济系只顾扩大社会影响、只顾创收的学校工作方针的否定,客观上否定了天津大学一贯重视的与产业紧密合作的传统,断送了天津大学工程造价学科的根基。 这对我现在这个做院长来说也是一个教训,我现在拼了命的抓学科建设,拿到了天津理工大学第一批博士学位授予权,就是要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1996年春节前,天津市委任命许大土教授为天津工学院院长。我作为工程造价学科的代表继续留在天津大学,参与国家正在筹划的工程造价咨询行业和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的建设。1996年夏天一个炎热的晚上,许大土教授来到我北务村1号楼的家里,直接问我:“小尹!你愿意帮我吗?你去工学院吗?”我直接回答:“愿意!”大土说:“好啊!那就写一份调动请示报告。”大土收到我的调动请示报告后就走了。第二天下午,我接到通知,天津工学院党委任命我为天津工学院科研处处长。这份愿意,让我一干就是二十年,一直留在天津工学院。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这是对中国造价工程师、对中国工程造价咨询行业的承诺!我也是言而有信的人。 为了对达图教授的承诺,为了对使命的坚持,我在二流大学呆了20年,这种感觉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许大土教授与尹一林教授
我到天津工学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办全国定额站站长培训班,时任建材定额站站长、现为中国价格协会秘书长的吴作敏先生就是这个班的学生。第二件事,就是举办全国高等学校造价工程师专业资格考试师资培训班。以上两班的师资阵容强大,有许大土教授、齐安邦教授(现任南开大学MPM中心主任)、赵道志教授(现任天津大学工业工程系主任)、尹依林教授等,夏黎明教授、杨飞雪副教授当时只能做辅助工作。第三件事,就是报请天津市教委批准成立天津工学院造价工程师培训中心,许大土任主任,尹依林任副主任。
1997年寇纪淞老师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全国造价工程师试点考试启动,深圳造价站创始人陈光彦先生要求我们天津理工大学造价工程师培训中心为深圳进行培训。许大图十分重视,命令我组织师资队伍,精心安排,于1997年暑假赴深圳培训。当时我住在深圳第一高楼xx中心旁边的蔡屋围宾馆,在南侧的深圳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上课。这次培训效果很好,当年通过考试的学员大多已成为工程造价咨询公司的领导或骨干,有的已成为行业领军人物。
深圳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这次深圳培训,是许大土教授最大的成功,让大土创立了学科,为工程造价咨询行业和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决策支持,进而从考前培训到正式考试,完成了这个伟大工程的全生命周期。10月份考试结束后,大土开始咳嗽,但他没当回事,对我说:“我月底要去广州开会,也许潮湿的空气对我有好处。”在一次校内工作会议上,大土晕倒在会议桌上,经检查确诊为肺癌。
许大土教授确诊癌症,建设部标准规范司副司长王少成也确诊癌症,给我国工程造价咨询行业和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蒙上阴影。
1997年底到1998年夏天是一段艰难的时期。许大土教授卧床不起,住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干部病房,他是科级领导,所以比一般病人好多了。我直接到病房去问他造价工程师的情况。别忘了,我当时还是天津工学院科研处处长,负责申报硕士学位授权单位。1998年底,国务院学科评审组要评审,当时申报的学科是凝聚态物理、机械电子工程、技术经济及管理,属于理工管三类。曹作良副院长和齐世文副院长直接主管这项工作,我负责具体操作。当时我才40多岁,年轻力壮,桀骜不驯,把两位领导得罪了不少。 大土着急了,让我多问问题,多揽功劳。为了安抚大土,我一一答应。他把同学一一介绍给我,我拿着材料去向他们请教,他们都热情地接待了我,一一指出问题,提出建议。当时我到北大朗润园看望曹凤栖教授,他让我代为向学校问好,说我们到时候要行动起来。1998年底,我们通过了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审查和三个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审查。天津工学院从此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然而,许大土教授没有活到这一天。我坚信,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带着遗憾,带着对中国工程造价咨询业和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的牵挂,带着对我和他的团队的期望。那是1998年7月31日,他睁开双眼,再也不肯合上。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原青岛大学副校长尹邦彦教授对大土说:“你放心,后面的事我们来办!”他擦了擦大土的眼皮。
许大图教授泥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