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去世，遗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引关注

林奕含（陈佩云 摄）

去年四月，26岁的台湾女作家林奕含选择在家中结束年轻的生命，留下了最近出版的新书《房思琪的初恋花园》。作者极力推荐。作者用敏感细腻的文字、清醒克制的叙述，讲述了文学女孩房思琪长期遭到补习班老师性侵，最终精神崩溃的故事。

如果这是爱，为什么感觉这么暴力？为什么感觉这么破碎？为什么老师要把一个女学生换成另一个？如果这不是爱，那么学霸李老师怎么能做到如此自信、怀疑、无愧疚？林奕含反复说：“文学是最徒劳的，徒劳到可笑的地步。我写这么多，救不了任何人，连我自己都救不了。这么多年，我写了这么多，还不如拿着刀冲进去杀了他。真的。”

“我害怕利用任何房思琪，我不想伤害他们，我不想引起好奇，我不想煽情。我每天写作八小时，过程中我非常痛苦，流泪。当我写完后再读它时，最可怕的是：我写的最可怕的其实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我能做的就是写。女孩受伤了。当读者读到这段对话时，女孩也在受伤。而反派的招牌还高高挂起。我恨自己只会写。”

“我在想，读文学的人真的能做这样的事吗？他们读错了吗？他们读错了吗？他们没有读到心坎里吗？我必须相信文学让我幻灭了。多年来，我用它锻造了我的尊严，我为它感到自豪，人们钦佩它。我为它感到自豪，我认为它有一些想法。它却变成了这个样子。我真的非常痛苦。”

是文学欺骗了她，还是她误读了文学？

林奕含的文学人生

《暮思齐的初恋花园》是一部天才之作，不是因为作者毁掉了它，而是因为他用尽了一切办法去完成它。正如林奕含所意识到的，《暮思齐的初恋花园》在文学感性上带有一种诡辩，它展现了一种诱惑文化，也有可能加入到诱惑文化的最新行列中。但令人欣慰的是，在这种诡辩中，还存在着抵抗的可能。至少，它完成了一种美学封锁，以至于我们在阅读《洛丽塔》这样的作品时网校头条，不再感觉那么自然、那么随心所欲。

我们可以做一点“文学形式分析”，但只能做一点。小说中的人物乃至他们所承载的故事，都具有镜像对称的结构，尤其是思齐和逸婷这对双生灵魂，以及冰川和小七这两个林逸寒的化身。他们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讲述的是欲望，是欲望的模仿，更是作者自我增殖、分裂和认知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逸文既是更高层次的模仿对象，也是作者自我期待的形象：在流产之后，逸文决定离开暴力丈夫，开始新的生活。但林逸寒最终没能成为逸文，成为了看心理医生的思齐，最后成为了自杀的林逸寒。林逸寒的小说技巧可以说是巧妙，但她的生存技巧却没能战胜生活这个敌人，令人遗憾。

林奕涵

创伤后应激障碍、“恶”的问题和人生信仰

但小说将中断她比较文学研究的逸文姐姐与补习班“语文”老师李国华进行了对比，其中蕴含的深意或许连作者自己都未曾料到。这也与她提出的问题息息相关：一个真正相信语文的人，怎么会犯下罪行，背叛浩瀚的五千年中国抒情传统？也就是林逸涵所说的“千锤百炼的真心”，或者说诗意的心？这个问题并非伪问题，而是实际涉及文学存在的意义，以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林逸涵的问题甚至是无解的，因为这是林逸涵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反映，除非她自身的语言和意识发生转变。

但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林奕含或许还提出了一个严重的文化问题，那就是虽然汉字里有“恶”字，但他们并没有告诉她们“恶”的问题，或者至少她们一直回避谈论恶，更没有教她们如何面对恶：“而奕文要我们把她弯曲、折断的地方接上去吗？”那就白费力气了。

大多数人都能践行雷内·夏尔的诗意格言：“尽量不要模仿那些被神秘疾病困住的人”（张枣译），但林奕涵却是一个在创伤中“陷于泥潭的人”。对于林奕涵的语言和心理世界来说，语言世界与行为世界的分裂是致命的；是行为世界击垮了林奕涵对语言世界的信仰。

林奕含（陈佩云 摄）

有时言语可以加速行动，但有时却会延缓行动。

语言的世界和行动的世界是一回事妻子与律师通奸骗房，但也是两回事：如果说言行一致就能被称为“好人”，那么心智正常的“坏人”则有更多的自由随意切换。林奕含的疑问——艺术中是否包含谄媚的成分，还是一直只是谄媚？——可以说是揭示了后一种情况，甚至一针见血。极度折磨的背后，是林奕含对人的绝望，对文学的失望。尤其是文学不仅没能帮助她走出精神困境，也没有力量对李国华的原型陈星（原名陈国兴）进行真正的“报复”，只有复仇才能救赎她正义、受挫的正义感和正义感。 正是因为正义被耽搁，才导致林奕含的病情不断恶化：“我的心理医生认识我几年后，告诉我，你是经历过越战的人。几年后，他又告诉我，你是经历过集中营的人。后来，他又告诉我，你是经历过核爆炸的人。”

林母在最近的一次发言中表示，林奕含其实除了写作，也尝试过其他寻求正义的方式。“她写了很多篇长文，想对老师进行身体伤害妻子与律师通奸骗房，她拼命上网、向有关妇女基金会、向律师起诉。”林奕含在自杀前的一次采访中也用过“身体伤害”这个词，但在爆红的视频中被剪掉了。或许是为了保持她一贯的优雅？但这句话其实只是表明了她对正义的渴望。这股渴望正义的熊熊火焰，甚至没有触及对方，只是灼烧着自己。不是说这种情绪不好，而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她只能将这股不屈不挠的火焰，投向文学。

林奕含访谈视频

文学的反讽

不必指望她的文章有多少清凉的禅意，若真如此，她就有救了。虽然她写作的诡辩离禅只有一步之遥。但这种诡辩实在不是她能把握的，她和她所要反对的对象一样自在：容易的就是那种夹杂着恶的人生，更难的就是那种虚伪的文学。她所提出的尖锐问题，都不能阻碍她耻辱文学的确立：尤其是当她的小说被理解为一种反讽的时候。当它不能成为控告时，它就成了反讽，但反讽其实是一种带刺更宽的控告。但林奕含恰恰反对文学中的控告，所以她的文学只能是一种反讽文学：“他强行闯进来，我为此道歉。”不理解反讽的价值，就无法理解她真正的意志；这不仅仅是一种超越“报告文学”的文体意志； 这是一种对她来说越来越稀有、越来越珍贵的生存意志，就连林奕含自己都不太懂她的语言。

但这种反讽文学是否有效？还是要看我们如何运用：是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还是赞美勾引者。作为反讽，它明确地说：“好残忍，太残忍了！”它既针对人性，也针对陈星。如果背叛了反讽文学的初衷，可以想象，逃避责任追究的陈星，也能在小旅馆里偷偷欣赏《房思琪的初恋花园》：“英语老师不会理解李国华第一次听到女孩自杀时那种太平盛世的感觉。清平调的海啸在心里响起。对一个男人最高的赞美，就是为他自杀。”这时，每一个读者都会变成陈星。然而，《房思琪的初恋花园》原本就是勾引文化的反讽。

林奕涵

论文学的意义：从沉思到行动？

小说很难，赌注太大，根本原因就在于把恶当成了审美对象（美学是研究感觉的）。但文学不是应该把一切都当成感知的对象吗？“我的整部小说，从李国华这个人物到我的写作行为本身，都是一个很大的诡辩，是对艺术中所谓真善美的质疑。”这其实更多的是对现代文艺的质疑。我们假设在古典文艺观念中，美是依附于真善的。既然古典观念本身意味着秩序，就必须有取舍。

但在现代观念里，艺术是一种能量，艺术与社会是同构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逸婷在回顾整栋楼的故事时，心里才有东西……她突然觉得，不是学文学的人，而是文学辜负了他们。”这也和文学的存在方式分不开。林奕含的独特问题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是因着一种沉思式的生活态度。而她也以沉思式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批判。这让她更加彻底地暴露在了没有防护的恶面前，因为文学需要她再次背叛自己，而她文学牺牲的感受区，也是社会的沉默所营造的隔离保护区。林奕含不是缺乏想象力，而是她的想象力没有驯服恶，反而被恶所摧毁，因为从根本上说，恶是缺乏想象力，恶是缺乏想象力，恶不是智力，而是智力的丧失。

狼王晨星

台湾社会应该再写一本女作家的书

林奕含不是自杀身亡，而是被强奸后死的。她死于社会的集体沉默和东方的一种强奸文化。所以她的小说成了她唯一发声的武器。当然，她的自杀也是一种发声。华人世界比英文世界更有资格创造强奸文化。而且，强奸是中国知识分子/上层阶级的特权。非知识分子或下层阶级好像只能强奸？——你应该知道，我们讨论的事件发生在教育领域。但最缺乏认识邪恶能力的，正是华人文化圈，不合理地增加了中国人在邪恶面前的羞耻感。应该说明的是，文化不是（完全）善的，而是向善的。要建立一种能应对邪恶、与邪恶斗争、讲究斗争艺术的更强硬的人生态度，至少应该是一种章太炎式的善恶共同进化的“共同进化论”。

既然鲍曼能把现代性与大屠杀联系起来，林奕含也有理由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屠杀，就是房思琪式的强奸。”具体的补救措施还有很多，比如像李银河所建议的那样，将性侵罪改名为“身体伤害罪”，避免受害者被污名化，比如台湾是否应该废除允许勾引者勾结妻子——这也是“中国特色”——来指控受害者的“通奸罪”，女权组织是否应该为勾引者建立档案，比如厦门大学的吴春明、北京电影学院的朱正明、河南大学的肖开宇……真正可悲的是，林奕含不仅未能撼动文坛大厦，也未能给陈星造成丝毫伤害。如果结果是这样，台湾的民主还是令人失望的，虽然我们也知道整个事件涉及文学、新闻和法律等不同层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