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少年班30年在争议中跋涉前行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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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关于中国科大少年班30年征程的报道吧！

近30年来，共招收学生1220人，毕业1027人。 其中90%以上获得博士、硕士学位。 大约20%的毕业生选择学术研究作为终生职业。 国内外教授、副教授、终身教职93人。 70%以上毕业生活跃于国内外经济、IT、金融、制造等领域，约35%在世界500强企业工作……

一串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在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备受关注和争议的特殊阶层，面临命运坎坷的坚持和积累。

“我对青少年阶层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青少年的智力发展必须尊重青少年的成长规律，尽量不搞特殊区域，尽量自然一些。”

“青少年班的目的是什么？不是选拔培养神童，而是为有潜力的孩子提供机会和环境。”

这种讨论和争论一直是连续几天召开的座谈会的对话主题。

今年3月，面对社会猜测和质疑，沉寂多年的中国科大终于敞开心扉，首次对少年班做了系统、完整的总结，并公开了自己的经验以“高调”的方式向媒体和公众展示。 与此同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大学教授蔡子兴等各界人士在大会上提出了“大学取消初中班”的建议。全国两会多次受邀到学校讨论办学模式。

3月22日上午11点，雨后天空放晴，空气清新。 数百名少年班校友、少年班管理人员、师生以及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礼堂前合影留念。 。 蔡子兴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中间偏右。 旁边的是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现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程毅。

“这是一场晚了10年的聚会，难得啊！” 程毅笑着说道。

与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成为朋友也许很容易，但让陪伴少年班多年的质疑和反对消失却并不容易。 对于这样一个持续了30年的“人才地带”来说，是升是压，是褒是贬，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了。 探究其继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人们重新将目光聚焦到青少年阶层的目的。 地点。

1978年：青春励志大片首映

说到青少年班的设立，有一个人们不能忘记的名字——宁波。

1977年10月，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琳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推荐来自江西赣州的13岁天才宁波人。 11月3日，这封信收到了方毅的亲自批示，直接导致了几个月后中科大青少年班的诞生。

事实上，早在1974年5月，物理学家李政道就曾提出举办少年班的想法。 当年，李政道回国访问，看到“文革”给祖国带来全面危机，人才培养几乎完全停止。 他通过周总理向毛主席建议：“可以参考全国各地招收、培训芭蕾舞演员的办法。”选拔极少数合格的年轻人，十三岁、十四岁左右清华大学少年班分数线，主席同意了他的建议，但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这个想法花了四年时间才成为现实。

1978年3月8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首届少年班开学典礼。 少年班成立的消息一出，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对于刚刚经历十年浩劫、被“读书无用论”误导、渴望找回失去的时光的中国人来说，以“神童”宁波为代表的青年阶层的出现，无疑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事件。 一部励志的“青春励志大片”。

3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张世伟、宣风华撰写的关于青年班的报道，标题为：《中国科大青年班的英雄誓言：我们一定要跑好》走向祖国的未来。” 。

现任清华紫光集团董事长的郭元林是少年二班的学生。 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高考中断了10多年，没有参考，没有感觉，上大学对于14岁以下的孩子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读到宁波、谢彦博、科大少年班成立的消息后，我突然觉得大学之门已经触手可及。” 在老师和家长的鼓励下，郭元林顺利通过了少年班。 1978年10月上旬，郭元林和同时考入少年班的张亚勤登上了从太原开往合肥的火车。 铁轨的轰鸣声中，郭元林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还不知道这个选择对他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许多年后，当人们回顾第一批少年班的学生时，发现当宁波等人的命运因媒体和社会的过度关注而走向与人们预想相反的方向时，更多的孩子选择了青少年。 坂茂步入科学研究的快车道，走上了不寻常的人生轨迹。

科学春天的人才战略

初一班开班后第十天，全国科学大会召开。 邓小平同志在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人才问题上，必须特别强调要打破常规，发现、选拔和培养优秀人才”。

会议结束时，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郭沫若发表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演讲，由播音员洪云宣读。现场，会场爆发出阵阵春天般的掌声。 可以说，中国科大青少年班在“科学的春天”中萌芽、迅速成长。

“在科技人才严重短缺的特殊时代，少年班的出现服务了国家的人才战略需求。”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尹红军用“人才战略”来形容少年班成立的意义。 这并不夸张。 “软件类”的设立就是一个证明。

1983年12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方毅副总理的陪同下会见了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 杨振宁在谈到计算机软件人才培养时说：“现在全世界都承认美国有最好的计算机。我考察美国时发现，做计算机的不是老年人，而是年轻人。”我知道中国有一个青少年班，14岁到15岁上大学，他们很聪明，这些软件专业的人将来会有光明的前途。

邓小平听了杨振宁的话后说：“我们可以在科大开少年班。” 他作出批示并要求有关领导认真贯彻落实。 同时，他还强调：“看得更远，否则就太晚了。”

在邓小平的支持和鼓励下，1984年5月28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颁布了《关于在少年班开设计算机软件专业的若干规定》。 同年9月5日，计算机软件专业初中班正式开班，招生23人。

“我们科大一直为全校开设初级班。” 在过去一周的采访过程中，这句话反复出现在班主任、老师、低年级班主任等不同人士的口中。 尹红军表示，中国科大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包括人才战略和科技战略。 这是中国科大历代人所遵循的。 因此，少年班自成立以来，自然就得到了科大最好的教学资源和最宽松的政策支持。

自主招生的先驱

2005年7月，在科大少年班成立一万周年校友聚会上，时任少年班招生主任史继槐半开玩笑地提到首届少年班的招生情况：当时的方法是不科学的。 基本上，我们只是见面、交谈、提出几个问题，如果你认为这有效，就说：‘好吧，你可以做到！’”

听到这话，1978级少年班的校友们哈哈大笑起来。 虽然最初的方法不是很科学和规范，但石教授表示，他在招生时的基本想法是测试孩子的能力。

第一阶段招生时，各地前往招生的老师的录取标准和程序并不完全统一，导致录取的学生存在较大差异。 在学生入学后的初试中，有的学生数学考了98分，有的学生只考了10分。

为避免考试标准不一致等弊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初二班招生时设置题型并组织全国统一考试。 虽然成绩不错，但在全国范围内单独组织一次“小高考”，工作量非常大。 ，也给各地招生部门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1979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对招生方式进行了重大改革。 将学校统一考试改为地方统一全国高考。 科目与高考理工科考生相同。 试卷在科技大学收卷后进行收卷并评分。 排名靠前的候选人被选为初步候选人。 然后派教师到各地进行复试，按照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原则，择优录取。

但在实施过程中，“不拘一格地裁减人才”的例子也不少。 1981年，黑龙江省14岁考生高立新距离少年班录取线还差8分。 然而，她的数学成绩达到了118分，在所有考生中排名第二。 经检查，她因特殊情况被录取。 多年后，高立新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终身教授。

另一项重大招生改革发生在1986年，科大在初中第十届招生时，首次将初选的考生全部带到学校进行复试，并增加了心理测试。

“复试的时候，我们会请老师讲一些新的大学课程，然后在讲完后当场测试，让他讲讲自己的经历，看看他的理解能力。我们也会让考生学习并与老师同住一段时间，对他们进行全面检查。尹红军表示，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有讨论称科大“强行拖”一些“不合格”的学生进入少年班，这是“毁掉人才”、“毁掉人才”。学科，这非常不利于人才的全面发展。

此后，这种先通过高考选拔，再进行集中复试的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少年班三十年》主编辛厚文认为，少年班首先尝试并完善了自主招生方式。 倒不是科大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经过实践才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

2003年，教育部规定22所重点大学试点自主招生5%的部分招生计划。 此后，试点自主选拔招生改革的高校逐年增加，今年已扩大至68所。我国高等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方向与原来的实践者不谋而合。多年后少年班的感言——尊重科学精神，尊重人才培养规律。

实验领域迸发出创新火花

3月19日，记者见到了专程从深圳赶来参加少年班30周年庆典的朱原教授。 1979年，28岁的朱原第一次担任少年班班主任时，他甚至有些担心，“我该如何照顾这些孩子呢？” 为了验证少年班的孩子是否真的聪明，他还进行了教学实验。

低年级79年级有一个数学学习兴趣小组，大部分成员都是数学竞赛一等奖获得者。 有一天，朱原问他们是否学会了复变函数。 有的学生学了四分之一，有的学了三分之一，大多数人自己学了一半多一点。 复杂的函数将在一年后成为他们的课程。 。

那天晚上，一个孩子跑到朱元家问：“朱老师，你为什么问我们这个？” “我想知道你的进阶学习进度。” “不，你别有用心。” 朱元听后笑了笑，原来他的想法是，如果这些孩子能够自己完成课程的话，可以尝试两周后参加本科78级复杂函数的期末考试。 如果能得到85分，就可以免修这门课程。

朱原见孩子们很想尝试，就跑到教务处办理考试手续。 没想到，半个月后，初一班的五位考生中，有两位拿到了100分，一位拿到了98分，一位拿到了87分，最少的也拿到了64分。 78级本科生中，考了100分的有十几人，不及格的也有十几人。

“教务处总说我们初三班有很多事情要做，要选课、免试、提前学习，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朱元回忆起为低年级班拼命跑腿的经历，脸上却写满了感慨。 幸福地笑着，“我跟院长说，正是因为麻烦，也正是因为少年班要做的事情很多，有自己的独特性，所以才有少年班的必要。”

朱原还记得，他和时任少年班管理委员会主任的陶茂奇教授一起起草了少年班软件专业的学习报告。 当时，他们甚至设想在软件班实施“5年+1年”的一贯式硕士培养计划。 虽然这个想法当时没有实现，但回忆起自己在少年班任职期间发生的各种教育改革实验，朱原仍然激动不已。

“开设初级班就是在做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你无法复制别人所做的事情。” 尹红军认为，不是每一个想法都是对的，也不是每件事都做得十全十美，但少年班作为人才培养的试验田，必须勇于创新，最重要的是坚持。

尹红军说，少年班的教学方案往往需要经过反复的论证和调整。 由于涉及到各院系教学资源的协调，很多方案需要由院系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 “我们理工科专业有很多理由要提高标准。朱元当时还年轻，有些事情处理不了，但在钱林钊等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很多事情都在学校顺利实施了。”结尾 。”

“大规模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只能从局部做起。” 辛厚文说，但青少年班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初中班的路是不是越来越窄了？

科大少年班模式于1984年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肯定后，1985年1月26日，教育部决定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12所重点高等学校开设少年班大学扩大少年班试点。 。

这种非凡的教育形式在我国和世界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但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 自20世纪90年代起，多间学校的青少年班已停止运作。

1999年全国两会上清华大学少年班分数线，政协委员蔡子兴提交了《尽快取消青少年班》的书面报告，再次将本来就备受质疑的青少年班推到了风口浪尖。的舆论。

蔡子兴提交这份报告时，全国13所高校仅剩5个初中班。 对此，蔡子兴评论道：“就连对少年班有感情的张亚勤先生也认为，现在少年班还是太多了。” '。 少年阶级的路越来越窄，昔日的“辉煌”早已不复存在。 少年班的老师和家长应该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和教训，思考它的走向。”

“蔡教授的观点给了我们警示，让我们更加冷静下来，认真进行一些梳理和思考。” 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青少年班负责人程毅表示，那段时间，一些大学在青少年办学上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过度追求低龄学生。 当我听说这所学校招收了一名13岁的孩子，那所学校招收了一名11岁的孩子，并大肆宣传。 “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但对整体的教学改革并没有多大帮助，无疑会走进死胡同。”

程毅告诉记者，他当时曾拒绝过一个9岁的孩子。 “父亲抱着孩子，跟着我走进校园。父亲手里还拿着一叠孩子在各种比赛中获奖的证书和报纸上发表的报道。我告诉父亲，我相信你的孩子很优秀。”很好，但现在不适合他上大学，应该让他享受他这个年纪该有的东西。” 在程毅的劝说下，父亲把孩子接了回来。 回忆起多年前的这件事，程毅坚信，当时的拒绝是孩子的责任。

事实上，在少年班成立之初，“早出人才、快培养人才”的办学理念，确实对唤醒全社会的人才意识、快速培养一批基础型人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特定的初始环境下为国家培养科学人才。 但经过多年的发展，这种理念的局限性日益显现：一些学校过分注重学生的年龄而不是学生的素质，注重专业教育，而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化培养和科学发展的引导。

2001年，上海交通大学少年班停止招生。 校方表示，学校院系花费了大量精力对少年班学生进行培养，但效果并不理想。 在先进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少年班学生素质下降，学生综合能力不强，导致少年班走向衰落。

如今，全国只有两所大学开设初级班，分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

对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庆时分析，成本是很多高校放弃少年班的直接原因。 少年班每年招收四十、五十名学生。 派遣教师到全国各地招生需要大量投入。 虽然规模比高考普招招生规模小，但仍然接近； 此外，少年班实行大口径通识教育培养模式。 学生入学后，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打下扎实的基础，然后自主选择学科和专业。 这对学校教学管理造成影响，管理成本过高。 许多学校认为这不划算。 “少年班是我们的名片，也是我们的骄傲。我们把少年班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试点，大规模地核算成本。”

初级班还有必要继续办吗？

“有人问，我们能继续办少年班吗？毫无疑问，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必须继续办少年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在总结30年少年班办学经验时开门见山。 作出上述声明。

那么，青少年班怎样才能办得更好呢？ 坚持这种模式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不能为了办少年班而办少年班。我们应该利用少年班这个平台，进行一些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无法实现的改革。” 成毅认为，目前，我国高考招生正在逐步尝试高校自主选拔方式。 国内多所高校举办了各类强化班和实验班，并开始对本科生采取更加灵活的培养方式，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 以往完全根据成绩决定学生专业和发展方向的僵化局面正在改变。 发生变化。 一方面，这可以视为少年班对高等教育的贡献。 另一方面，也使得少年班以往所拥有的优势逐渐消失。

“有一天，我们国家将拥有相对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高校自主选拔学生的方式将更加科学合理，社会和家长对人才成长也会有更加理性的认识。从高等教育的角度来看，现在的少年班我觉得没有必要继续这种模式。”

程毅的假设也得到了朱庆时校长的认可。 朱庆时说，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和美国一样，就没有必要举办初级班了。 但中国的现实决定了青少年阶层将长期存在其价值。

“我们并没有输给所有人！” 在少年班的校友聚会上，这句宣言让人印象深刻。 更令人欣慰的是，少年班并没有被大众遗忘，并以其独特的办学模式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从1985年设立教改试点班（00班）到1986年，高考初试、复试招生的模式基本形成； 1994年起全面实施早期科研实践和大学生研究计划，1998年建立学生导师制度； 从2004年开始全面实行4-6年灵活学制和个性化学习计划。 到2008年，少年班将与微尺度物理科学国家实验室联合办学，构建“教育部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少年班改革创新的脚步将永远不会停止。

“大概3到5年的时间，整个少年班的办学方式会有一个小调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管理委员会主任陈青表示，这些调整既是为了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适应人们的思维。 方法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为了学生成长的需要，也是经验逐步积累的产物。 未来，少年班将继续走教育创新的实践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