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故事：王戎七岁识李，孔融让梨传佳话

例如西晋王融，七岁时就已经拥有超越其他小孩的洞察力。

他和一群孩子看见一棵树旁边还有一棵李子树，树枝上结满了李子，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去摘，但是王荣确信这些李子肯定是苦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明明长在路边却没人摘。

其他小朋友尝了之后，发现果然如此，旁边围观的大人也都纷纷表示惊叹，也收获了一些感悟。

另一位著名的神童孔融，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成名。他善于观察，有非凡的勇气，在逆境中能够保持冷静。他以“送梨”而闻名，甚至将他的神童基因遗传给了下一代。

当时孔融被曹操擒获，曹操要诛杀他。他的两个儿子才八九岁，孔融便让使者为两个儿子求情，请求饶小儿子一命。但两个孩子确定自己会受到牵连，便淡定地说出了那句如今被无数热搜引用的名言：“巢覆之下，卵何存？”

比较常见的模板，就是像钟慧那样，能言善辩，头脑聪明。

魏文帝曹睿听说钟会、钟昱兄弟俩聪明绝顶，便决定召见他们。钟昱大汗淋漓，而钟会却一滴汗都没有。曹睿想戏弄他们，问为什么一个出汗，一个不出汗。钟昱回答说：“我吓得浑身发抖，大汗淋漓。”钟会立即回答说：“我吓得浑身发抖，不敢出汗。”结果截然不同，但都巧妙地利用了“吓得”这个借口。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神童”都能成为故事。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成为“故事”的“神童”，往往不是因为他们的“神童”或“童年”——

前文提到的王镕、孔融、钟会，都是出身于世家大族，在“曹居制”和“九品中正制”定义的时代，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注定成年后会在史书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的出身决定了他们能够流传童年的故事。换言之，这些故事最有可能从结果反转到原因。

而这一规律在此后1800年里似乎也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在新时期的神童故事中，人们也有意无意地将故事中的“特权色彩”“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剔除，试图将它们改造成“模板”，让它们像教材一样，无差别地出现在每一个孩子成长的记忆中。

猜测：神童无法逃脱的循环

最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神童”是小学生陈凌诗，他的“抗癌工程”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级奖励。

据媒体报道，昆明市盘龙区盘龙小学六年级学生陈凌诗凭借科研项目《大肠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荣获第34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并荣获第34届云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大赛一等奖。

即便是对生物、医学一窍不通的人，也很容易发现其中的蹊跷：对于小学生来说，该项目涉及的知识量严重超教材——这也是多数网友的直观感受。除了内容超教材，人们通过各种信息搜索，还发现了很多可疑之处。比如，陈凌诗的父母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他获奖的项目与父母研究项目的一个分支高度重合。

再加上“获国家级奖项可高考加分”等相关政策的存在，舆论很快就给陈玲诗下了定义：

他是为了“投机”目的而创造的人造天才。

（陈令时实验记录册）

当然，从有限的公开资料来看​​，很难说这样的“定性”到底正确与否，毕竟无数的热搜先例告诉我们，反转几乎是社交网络时代所有热点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但这并不妨碍事件本身作为一个鲜活的例子告诉我们：历史上的“猜测”确实是“神童故事”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一点毋庸置疑，就连教科书中出现的“曹冲称象”等故事也不例外。

在我们最为熟悉的故事版本中，曹冲巧妙地利用浮力的原理计算出了大象的重量，曹操欣喜地发现他拥有“成年人的智慧”，决定精心培养他。包括曹操死后那句伤心的告白，也更加印证了曹冲的“神童”身份——“这是我的不幸，却是你的幸运”，分明是在说“如果他没有死，你就不可能是继承人”。

但根据国学大师陈寅恪、季羡林等人的研究，“曹冲称象”更像是一次标准的“神童营销”，帮助曹操正大光明地将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提拔进仕途，并给出了三​​点理由：

1、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正值“小冰期”，全国气候寒冷，而有赠象记载的东吴当时的环境并不适合大象生存；

2、“称象故事”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经中存在，在《杂宝经》中有记载；

3、东汉选拔人才实行“曹举制”，即对人才最重要的不是“出身”或“才华”，而是“让人知道你有才华”，这样才能“在诸侯中也能闻名”，有机会被官员发现而“以孝廉之人荐为官”。

孔融的事迹更是典型。

在史书中，你不仅可以看到他小时候在公共场合的闲聊和在家庭聚餐时的举止，甚至可以看到史学家对围观者情绪的生动描述。例如，当孔融用“你小时候一定很聪明”来反驳“小时候聪明，长大后不一定聪明”的说法时，围观者无不“惊叹”。

运用现在的营销理论，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有针对性的记录方式：

人们并没有花太多心思去描写孔融的学术成就有多高、知识储备有多深厚，而是选取普通百姓最容易理解的素材，完成“大众传播”——“送梨”对应孔融的性格，“口出恶言”对应孔融的聪明——再加上“小娃娃”的设定，如此“名声显赫”的神童，不能顺利当上将军、当上宰相，民间自然不会答应。

（如果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发现了牛顿第一定律，恐怕没人会在意。）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民间认为“神童”是一条很好的捷径，官场层面也看重“神童”这一符号的独特性。历史上，许多皇帝为了显示自己卓越的政绩和任人唯贤的能力，都曾举行“特招”科举，在全国范围内选拔“神童”。

以唐朝为例，唐朝政府曾设立过“童子局”，可以理解为当时盛行的少壮班招生，通过科举考试后，即可升官，考生年龄不能超过十岁。

不过考核的内容比较死板，仅限于背诵一两篇小经文——或许皇帝的本意是想通过看懂“经文”来判断神童是否早熟，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成绩出众”才是更现实的——既然硬性标准是会背诵，那“背诵”就得下些功夫。

童子试先例一经开，全国各地家长闻讯，便从三四岁起培养“诵读神童”，结果“神童”越来越多，真假难辨。几代皇帝为此苦恼不已，宋理宗时终于废除。这和乾隆皇帝晚年自称“十全十美人”，鼓励老人再就业的做法有些相似。于是，这一制度从上而下蔓延，出现了孙子扛旗、老人战战兢兢地拿起笔参加科举的奇观。

不得不说何碧玉个人资料简介，这里面有一丝“历史轮回”的意味：本意是想发掘孩子身上的闪光点，但更善于“讨好体制”的家庭却钻了空子。一千多年过去了，背诵神童和陈灵诗之间，已经很难看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毕竟，陈凌诗虽然不一定是机械地背诵试卷，但对于一门需要线性积累才能出成果的学科，哪怕他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会说，很可能他记住的比理解的还多。

致富：批量培养神童的最佳理由

“人造神童”还有一个动机何碧玉个人资料简介，就是为了赚钱。虽然它不像“炒作”那样历史悠久英语作文，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产物，但它比“炒作”更残忍，原因很简单：

后者最终能使“神童”本人受益，而前者更像是一个产业生态——神童是必要因素，但并不一定能截取价值。

岑艾诺的例子非常典型，在网上流传的一本书封面的个人简介中，岑艾诺被描述为14岁就出版了3本书、一天能写2000首诗、创立了三个品牌的“神童”。

其实到现在为止，“新神童”岑伊诺的出现也无伤大雅。毕竟，任何稍有逻辑和常识的人，都会发现其中的不对劲。比如，以一天写2000首诗来计算，就算一天写24小时，也需要以90秒的速度把每一首诗写完，这实在不是人类作为碳基生物能够完成的。

再说了，“神童”毕竟是“神”，就如民间传说中朱元璋必有“龙颜”、诸葛亮贤妻黄月英必有丑一样，所谓“神童”做出超越常理的事，普通人也并非无法接受。

但问题是，通过岑怿诺的包装，岑怿诺的团队向人们传达了这样一条信息：“岑怿诺”是可以被复制的，而且我们已经开发了一套解决方案来帮助你完成复制。

（“跟着岑一诺，你会很迷人！”）

这显然直接超越了“神童”的“奇迹感”，更接近于标准意义上的商业模式：有精准的受众（期望孩子成功的父母）、有成长路径（成为既能出书又能写诗的神童）、有可操作的解决方案（5000元左右的课程）。

一旦被商业化、模式化，神童岑伊诺就没那么重要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神童是不是“岑伊诺”已经不重要了——人们只需要“岑伊诺”完成执行环节。之后，她的存在对从业者和消费者来说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毕竟，现在谁不懂“广告仅供参考”这句话呢？

当然岑宜诺的“精神前辈”纪建静更是典型，曾上过安徽卫视《我是演说家》，是官媒力捧的神童，家世也不错。

他之所以被频频提及，并成为“神童经济”的代表人物，是因为他成功复制了其臭名昭著的老师“成功学大师”陈安之的商业模式，并以更好的执行能力避开了原有商业模式中风险较高的部分。

比如，陈安之的基本模式，是将欧美关于“企业管理”和“自我管理”的著作解构包装成通俗易懂的成功学，再用呈现方式强化，本质上就是充分利用了行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信息源极其丰富的自媒体时代，这种信息断层同样可以出现，但必然需要陈安之团队做出更高的投入和更严苛的筛选。

结果，陈安志还没来得及加码，就被打得落花流水、饱受质疑。就连手握“精神病证明”、“靠证明撒野”、“靠表情包成名”的“圣祖雄鹰高飞”都觉得他比陈安志厉害，多次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个人私域疯狂嘲讽。

他会把话题延伸到“投资”、“金融”等有一定专业门槛的领域，这让他无往不利：你看不懂，说明你专业积累不够；你赔了，那是生意的本质，“金融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岑伊诺之外，季建静如今又有了新的接班人。

从目前公开的视频资料来看，已经出现了一名8岁小男孩，说话风格和岑一诺十分相似。这名小男孩还抄袭了岑一诺，被纪建静包装为：

“中国最矮小演说家”

“中国儿童创业联盟及儿童慈善事业创始人”

“我6岁第一次创业就成功了，上台10分钟，交易额就几万元。”

想象一下，一个8岁的小男孩站在台上，用陌生的语气打招呼，满怀激情地问大家想不想赚更多的钱，我想围观的观众一定会有极其复杂的心情和疑问——“父母到底是有多功利，才会让孩子走上这条路？”

神童不是传奇

什么才是神童？这个标准其实很难具体化。但如果从表面理解为智商高、考试好、能适应社会规则、早早出人头地，这样的神童从来就不是什么传奇，即便在新中国历史上，也并不罕见。

作为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届少年班的学生，谢彦波跳过了整个中学阶段，从小学直接进入少年班，11岁考入大学，18岁攻读博士学位，随后回国成为一名物理老师。

（谢彦博）

来自河南的何碧玉14岁考入河南高等教育学院，以750分的满分成绩，获得河南省高考理工科状元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系生命科学专业。但由于时代的局限，知道她的人并不多。

（何碧玉）

他们是智商超群的神童，年纪轻轻就考入名牌大学，相比于动辄掌控百亿资产的年轻企业家，他们也是理论上更具有普通人指导意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