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刘怀玉

刘怀玉院长

作者简介：刘怀玉，北京学院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院长；周泉，北京学院哲学系博士生。

在好多西方马克思学家眼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反辨证唯心主义的代名词。这个说法虽不无依据，但起码是以偏概全。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隐性地存在着认同与发展辨证唯心主义的学术传统，只不过这其中有很大分歧，不能一概而论。本文以列斐伏尔初期代表作为例意在说明，承认与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心主义理解模式，除了是澄清与尊重历史事实的表现，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深入理解与创新发展辨证唯心主义的应有之义。

一、通向《辩证唯心主义》的文献产生史追溯

在《辩证唯心主义》发表先前，列斐伏尔早已是日本共产党内成就斐然、影响卓著的理论家。此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与诺伯特·古特曼合作的《马克思专著选》（1934）、《黑格尔专著选》（1938）与《列宁论黑格尔辨证法笔记》（1938）三部译文集。在为这三部选集所撰写的篇幅不小的序言中，列斐伏尔非常指出了黑格尔对马克思与列宁的“方法”的重要影响，以致抒发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奇特理解。

《马克思专著选》导言觉得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在于“方法”，而非体系或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并非关于物质世界普遍运动规律的科学或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简单的物质本体论倒置，而是注重批判剖析人类商品拜物教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式论。马克思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神秘化现实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方式论。《黑格尔专著选》导言阐明出黑格尔哲学中的两个诱因导向了马克思的方式：一是辨证论争的逻辑，也就是打掉、保存又赶超矛盾的逻辑；二是总体性的概念。列斐伏尔极力指出总体性的开放性。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使知识归于静止，但思维与生活现实之间的矛盾继续发展，一种已经产生的绝对知识因而不再可能。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正取决于在思维不足以认识现实之时发生的“异化”，它一方面要求思维不断突破知识的界限，达到对现实更深入的理解，一方面又要求把这些现实列入实践之中，用实践对其加以整修。

《列宁论黑格尔辨证法笔记》导言继续指出了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来始于黑格尔的方式，它要求在每一体系内部找到其局限之所在，也就是找到现实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以及新的可能性与开放性敞开之处，并企图发展这些可能性。但列斐伏尔把列宁的以矛盾论为核心的唯心辨证法与异化理论相联系，觉得只有通过矛盾辨证法能够理解异化问题。由于异化指向的不是黑格尔那个意识自我参照的绝对体系，而是意识的一种最现实的条件。意识内嵌于自然现实与社会现实之中，一切意识都遭到现实具体条件的限制而有其界限。只有作为一个总体而运动的意识才具有真理智，也就是只有通过击败意识将自身视作绝对而导致的谬论，扩大意识所能了解的现实的范围，意识才具有所谓真理智。而一旦赶超意识之界限的心愿转化为某种神秘形态，即以神秘手段探求意识仍未理解的现实，或断定意识已然用尽现实而实现了绝对，就达到了意识与自身内在分裂的“苦恼意识”阶段。要把并未得到理解的现实“去神秘化”，则必须恢复意识与现实的历史发展，恢复实践。列斐伏尔觉得，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提供了一种废除暂时被神秘化的现实的模板，阐明出“去异化的人”即“总体人”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正在于通过规定思维与存在之具体互相关系，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实现了一种不断自我贬抑的真正的开放性。

我们面前这部以《辩证唯心主义》为题的专著正是上述理论工作的结晶。其所抒发的与其说是对当时及之后流行的斯大林教科书体系的反讽，毋宁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奇特理解。“即便对时代精神作出了众多不可防止的让步，列斐伏尔所走的依然是一条独一无二的公路。”他甚至觉得，“辩证唯心主义”一词比老生常谈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更才能确切地表示马克思的学说。换言之，列斐伏尔并非彻底否定与拒斥辨证唯心主义，而是对它做了一种新诠释。虽然此书出版一个月以后即因法共对其内部理论多样性的宽容度大幅下滑而烧毁，多年后却仍得以重印，并被译为多种语言。这正官证了其不可磨灭的理论价值。通过梳理西方学界对此书具有代表性的几种剖析，我们将更清晰地看见，该书内涵丰富，仍有待进一步挖掘。

二、西方学界对《辩证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与“辩证认识论”解读

《辩证唯心主义》初版于1940年时遭毁，自1947年多次重印。列斐伏尔于1961年为第五版作了新自序。西方学界对其研究关注自此真正展开，争辩殊多，大致分两派：一派主张此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人辨证法”经典；另外一派则觉得此书并非严格的人学辨证法专著，而是指出开放的、差异的、总体性的认识论辨证法专著。

1.对《辩证唯心主义》的“总体人辨证法”视角的理解

列斐伏尔首先是美国黑格尔主义运动中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鲍弗觉得，列斐伏尔为解决异化问题而提出了“总体人”概念，借此取代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这促使其辨证唯心主义从本质上仍是一种封闭的准神学体系。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哲学总趋势是越来越指出优先于统一的分裂、优先于同一性的二重性，在随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列斐伏尔所欲求的异化状态的彻底清除与自我统一的最终回归也不再可能。

列斐伏尔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辨证法史上最重要代表之一。马丁·杰伊强调，列斐伏尔似乎把矛盾视作辨证总体中的本质性现实，却并未指责其最终的和谐统一。他仍然抱有一种坚定的豁达主义，拒绝承认破碎的总体性不能得到克服，固守其类似于卢卡奇规范性总体的“总体人”概念。其总体性具有一种认识论意义，在辨证社会理论中饰演着“绝对观念”的角色：（1）具体总体是对直观与假象中掌握的内容的概念论述，政治经济学导向通常的具象的关系，总体复归则要求从具象上升到具体。（2）总体不是一种超主体（meta-）的创造者的产物，其秩序与结构来自于人的行动，来自于矛盾与阶层、毁灭与创造、扬弃与清除、偶然与必然、革命与回旋的复合体。他反对严格科学的立场，指出主体实践相对于客观决定论的优先性。（3）总体性是不确定的与开放的。这些开放性虽然保证了一种健康的灵活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理论的清晰性与严密性。

列斐伏尔还是美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史上“最好的马克思解释者”。马克·波斯特指出，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列斐伏尔来说，马克思主义主要关注革命意识而非经济结构，是一种“没有将人类现实固定在一个永恒在场的本质之中的人道主义方式”。他初期“总体人”理论中的异化是一种伦理概念，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开始提倡具体研究异化的现实特殊方式，以消除异化概念中的本体论残余。而结构主义“人的终结”的基本宣言，在他看来也不过是最新异化方式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化。

列斐伏尔还被觉得是美国结构主义时代最为强烈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对派。库兹韦尔强调，他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存在主义的主体性，这使他相信作为一个总体存在者的人，相信人乐意把自己提升到存在的最高程度。这些“个人中心论”使他不能接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也不能接受阿尔都塞式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他把一切实践——因此也包括结构主义的实践——都作为一个环节包含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总体之中。他以黑格尔的方法试图理解一切事物，把握人的存在的“总体性”，相信只要一切事物都列入他的辨证法中，他的理论本身就将形成革命，这无疑又迈向另一种教条唯物主义。

2.对《辩证唯心主义》的“辩证认识论”方式的理解

与上述立场不同，《辩证唯心主义》英译本新版引言系统阐述了列斐伏尔总体性辨证法的“开放性”与反教条主义特点。对于列斐伏尔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动态运动，而绝没有某种预设的终点。被放在首位的仍然是内容。异化不再是黑格尔那儿精神的物化或马克思那儿的经济欺压，而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经验。“总体人”也并不声称自己能通晓一切事物。相反，他晓得自己的意识和理智有界限。正由于纯理论知识的不可能性，最好根据“艺术”来理解总体人。这表明了超现实主义与尼采对列斐伏尔的影响。在列斐伏尔的理论生涯中并不存在某种“认识论断裂”。《辩证唯心主义》开放的总体性与辨证的人道主义为日常生活批判打算了重要地基，《空间的生产》所给出的正是与《辩证唯心主义》中阐述的商品批判类似的对“具体的具象”的批判。

《辩证唯心主义》德译本跋则从认识论的角度注重阐明了列斐伏尔辨证唯心主义的开放性特点：他关注马克思对辨证法的唯心主义颠倒。这些颠倒不是单靠取消具象的宏大客观主义来一劳永逸地完成的，而是要求一种从具象上升到具体的概念哲学。辨证范畴仅仅作为节点存在于历史实践之中。而这些辨证认识论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人类实践对不断变化着的客观性具有构成性作用。其效力因而也仅限于社会历史。为此，他的异化概念也必须从因袭的角度去理解，也就是要把它放在一种“既是客观结构又是离开人的意志和目的就难以存在的运动之中”去溯源其起源。他把“异化”看作贯串于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历程之中的核心问题，也将其作为自己的整个理论生涯中的主要课题。但此文也强调，列斐伏尔的辨证唯心主义所面临的最大困局在于，既然异化的论争首先发生在个人思维之中，从而能够通过集体实践把知识与行动统一上去，这么在意识越来越可有可无的资本主义新条件下，这些论争似乎不再可能。

3.以“内容与方式的辨证法”为核心：一种新的理解尝试

以上研究给人以启示，也不免让人困扰，《辩证唯心主义》这部远远不算大部头的专著，为什么才能生发出这么多种不同的剖析？列斐伏尔所理解的“异化”究竟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被压迫状况，还是人的生存结构所带来的不可防止的矛盾与苦闷？异化的克服到底要指望人类“最后之觉悟”带来的一次性社会总革命，还是借助这些融于个人日常生活之中的“小事情”的革命？“总体人”究竟是理解了一切事物、克服了一切异化的最终和谐状态，还是一种甜蜜的辨证艺术想像？归根结底，他的辨证唯心主义到底是一种认识论辨证法，还是一种生存本体论辨证法？本文认为，为了反对斯大林辨证唯心主义的物质自然本体论与机械反映论，列斐伏尔“利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辨证认识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辨证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内涵。但他又并不满足于此，而最终迈向一种甜蜜的艺术生活辨证想像，使辨证唯心主义具有了一种赶超社会历史认识论的生存本体论意义。鉴于《辩证唯心主义》以方式逻辑—辩证逻辑—历史唯心主义—辩证唯心主义—“总体人”的辨证法为主线展开，内容与方式的关系问题可以说作为一条“暗河”贯穿于其中，本文拟分如下两部份展开：第一部份梳理自亚里士多德开创的方式逻辑到康德的先验逻辑，再到黑格尔的辨证逻辑，最后到（列斐伏尔所理解的）马克思的历史唯心主义与辨证唯心主义这一理论进程中内容与方式之内涵与关系的转变，说明马克思怎样革命性地把西方哲学史上的内容与方式关系问题转换为一个社会历史认识论问题；第二部份则基于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内容与方式辨证法理解的误差，说明《辩证唯心主义》中这些作为社会历史认识论的辨证唯心主义既奠基于一种生命生成本体论，又以之为最终旨归。这一方面构成了对上述问题的回答，说明《辩证唯心主义》并非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中的一部泛泛之作，而是有着自己的奇特性与开创性；另一方面也是对内容与方式这对“唯物辨证法基本范畴”之理论内涵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的一次梳理与阐释。

三、德国古典哲学对方式与内容关系问题的辨证逻辑思索与解决

列斐伏尔辨证唯心主义的研究工作虽非从对斯大林的教科书原理的解释开始，也非从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唯心主义阐述开始，而是从重建日本古典哲学中隐性存在的“作为认识论的辨证法”的思想逻辑开始。这其实是遭到了他直接参与翻译的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自序要”观点的深刻影响，因而顺着列宁所开辟的用唯心主义立场改建英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公路，把黑格尔的辨证法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把辨证唯心主义理解为一种辨证认识论。只不过，他抓的问题主线是法国哲学史上方式逻辑与辨证逻辑所讨论的方式与内容的关系。

1.康德对传统方式逻辑的先验逻辑批判与整修

众所周知，方式逻辑的核心问题是把命题内容与命题方式区分开来。命题内容来自于外部感性经验，命题方式则属于思维自身。方式逻辑研究思维自身的正确性，因而仅仅以命题方式及命题方式组成的推理方式为研究对象，而将命题内容排除在外。

但方式逻辑又不浑然与内容无涉，而“总是与有关这一内容的通常论断相联，也就是与一种本体论，或一种专断论和形而念书的主题相联”。方式逻辑的成立者亚里士多德除了把方式认作存在于思维之中的理智的原则，更认作外界经验事物的本质与原则。方式与内容间的关系被看作一种外在的应用乃至分有。在此意义上，列斐伏尔讲：“形式逻辑反对神秘学说与神秘主义，但实际上并未实现其目标，它并未真正贬抑这种全无理智严密性的理论，而仍逗留在与其相同的层面。”

康德肯定了方式逻辑的严密性与科学性，但觉得方式逻辑只是研究思维方式的正确性而未研究其真理智，也就是缺少认识论维度的内容，这么才迈向其所反对的神秘主义。康德于是以先验逻辑对方式逻辑作出了补充。先验逻辑的研究对象不再是命题方式，而是命题方式的认识论内容，即“纯内容”。纯内容不同于方式逻辑所理解的那个外在性的经验内容，而是先验、内在的，是来自于思维自身的纯概念的内容。纯概念具有先验的综合作用，这些先验的综合作用规定了命题方式，又通过命题方式表现下来。将其应用于外界事物所造成的感性材料，就得到了我们所谓的经验知识。反过来，这些先验综合作用所能应用的范围也仅限于经验，经验之外的物自体即外界事物本身则是纯概念所不能达到的。正由于将纯概念规定的思维方式误用于经验范围之外，才形成出纯粹理智的二律背反。

为此，假如说方式逻辑只是确立起了内容与方式之独立性，而并未对两者之来源与互相关联加以充分规定，这么，先验逻辑则通过“纯内容”的引入使之得以明晰。具体命题如今具有了经验与先验亦称外在与内在两重内容。经验内容来自于外部世界，但又并非外界事物本身的内容，而仅仅是其所导致的感性材料的内容。它与命题方式互相外在又互相依赖，两者结合产生经验知识。先验内容则来自于思维自身，它规定着命题方式又表现为命题方式。换言之，先验逻辑一方面进一步论证了内容（经验内容）与方式、外在性与内在性之割裂，将外在性彻底排除在逻辑之外；一方面又说明内容（先验内容）与方式内在相关，方式为内容所规定，是内容的表现。

2.黑格尔的辨证逻辑：内容与方式的绝对统一

黑格尔似乎赞同康德对于方式并非与内容无涉，方式逻辑欠缺认识论内容之说法，其辨证逻辑的研究对象同样并非康德所说的那个经验内容，而更紧贴于先验内容。但康德通过先验逻辑也就是其先验认识论将先验内容及作为其表现的思维方式规定为与外在性相分离的纯粹内在性，觉得思维方式难以达及外界事物本身，这点则并不让黑格尔满意。为此，黑格尔似乎也讲“哲学思维……特别是逻辑，其职务也许只在于研究思想本身……如果我们所谓内容只是指可以飘忽的，感官可以知觉的而言，这么我们必须立刻承认通常的哲学，非常是逻辑，是没有内容的”，但黑格尔也讲“思想不可被认作与内容不相干的具象的空的方式”，辨证逻辑所研究的内容又与先验逻辑所研究的先验内容有所不同。

这两种逻辑的区别首先来始于黑格尔的辨证逻辑构建在《精神现象学》的结果之上，其中的概念或纯概念是《精神现象学》中意识通过自身的辨证运动所达到的绝对知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在此已实现了完全的统一。为此，康德的纯概念仅仅是主观的思想，是纯粹的内在性，其仅仅能外在地应用于外界事物所造成的感性材料，而未能触碰外界事物本身；黑格尔的纯概念则既是主观的思想，又是对象的本质、外界事物本身。换言之，先验逻辑所研究的内容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内容，辨证逻辑所研究的内容则除了是认识论内容，还是本体论内容。

既然要使思维与外界事物本身内在关联上去，黑格尔就必须解决纯粹理智的二律背反问题。在他看来，正由于康德不容许思维中出现矛盾，纯概念应用于无限而形成的二律背反才被看作思维无力认识无限的证明。但矛盾恰恰不是误用概念的结果，而是概念本身固有的内在性质。因为概念本身包含着矛盾，它就要自己否定自己，也就是要从自身中外化出差别与对立，发展到另一个概念。这些差别与对立随即又被统一于一个新的概念之中，这一概念在自身的层级之上继续自我否定，这么不断运动发展出一个有机的概念体系。黑格尔把矛盾视作概念的内在规定，又觉得每每两项互相矛盾，第三项就被严密地生产下来，他最终把辨证逻辑中的各个概念内在、必然地联系在了这一严密进展的辨证运动之中。辨证逻辑中概念的内容因而不再像先验逻辑中不同概念所具有的纯内容那样彼此外在，而是被联接上去，作为概念内在矛盾展开的辨证运动过程而成为“一”。为内容所规定、作为内容之表现的方式也不再与内容直接一致，它实际上成为概念的内在矛盾的外在化，成为自身运动的内容的“环节”。因为运动通过相对的静止能够表现下来，方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决定了它只是暂时地、在自身所处的层级上与内容相一致，一旦内容发展到下一阶段，之前与内容一致的方式就具有了滞后性而深陷与内容的矛盾之中。在此意义上，辨证逻辑要求根据内容的发展不断阐发方式，而反对方式逻辑与先验逻辑那个外在地应用于经验内容之上的永恒、静止的方式。据悉，因为“外在化”或“异化”不仅构建起思维内容与思维方式之内在关联，更作为绝对精神的异化及其贬抑构建起思维内容与外界事物之本质内容间的内在关联，内容真正成为无所不包的“一”，方式与内容之间再也不可能是某种外在应用的关系——因为内容之外再无他物——而成为基于内在运动的自发的彻底的统一。

这样，通过内在矛盾及其外在化或异化的引入，黑格尔使来自于思维自身的内容成为概念的内在矛盾运动过程，同时也是外界事物之本质展开的过程；方式则成为概念的内在矛盾的外在化，成为自身运动的内容暂时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突显。内容与方式的分裂从根本上受到拒斥，方式真正成为被内容所规定、作为内容之表现的方式。

四、历史唯心主义：对内容与方式之矛盾困局的“经验主义”解决

列斐伏尔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史有个奇特观点：马克思在1845年前后先成立了以否定方式而肯定内容为特点的经验主义化的历史唯心主义，之后在1857年成立了把内容与方式辨证统一上去的辨证唯心主义。假如说黑格尔以《精神现象学》为逻辑学的改建奠定了基础，这么，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原稿》为根据，列斐伏尔觉得，作为黑格尔辨证逻辑之旨趣的马克思辨证唯心主义同样奠基于对《精神现象学》——尤其是其“异化”理论——的借助与整修。这些新的异化理论成为历史唯心主义的核心，列斐伏尔觉得历史唯心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原稿》中出现先兆，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系统阐述。

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对其辨证逻辑的建构具有两方面意义：一是作为整个异化过程之承当者的绝对精神的异化及其论争建构起了辨证逻辑所考察的思维内容与外界事物之本质内容的同一；二是作为思维内容中各个环节之内在联系的异化建构起了思维内容与思维方式的统一。在这二者相结合的意义上，黑格尔的异化理论抒发出内容与方式彻底的统一。

马克思则并不满意于黑格尔的异化理论。黑格尔的精神异化论引入了为方式逻辑与先验逻辑排除在外的外部客观性，但这些外在性作为精神的外化又注定被精神收回到自身。马克思要做的是真正恢复现实地被给与的感性客观性，也就是恢复真正外在于思维内容且不同于思维内容的现实的感性内容——如此就能步入对现况的批判与整修。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那个来始于精神又最终归于精神的客观性与外在性不过就是精神，黑格尔以阐扬作为其内在规定的异化理论则不过是黑格尔自己所批判的外在于内容而强加给内容的具象方式。换言之，黑格尔把外在性当成精神的外在化，马克思所要求恢复的外在性则并非外在化，而恰恰有着不能归之于精神、超出精神的被给与性。

但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对此时的马克思来说仍有着积极的一面，列斐伏尔将之归纳为，“他考察了人在外部对象世界中的对象化，以及作为人的异化的论争的非对象化（意识到自身）。他部份地听到，劳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活动，并掌握到，对象性的人，也就是惟一现实的人，是这些创造力量的结果”。也就是说，第一，黑格尔见到了作为主体的人——虽然只是思维主体——能动的创造力量，见到了客观世界并非与主体无涉的纯粹的客观性，也就是看见了人对外在于他的客观世界的构成性作用。第二，黑格尔见到人不是既定的主体，而是通过自身的创造力量，在与外部世界的交互关系中不断生产自身的主—客体。

因为黑格尔并未见到真正的外在性与感性客观性，他也就没有看见，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并不仅仅是作为主体的人双向外化的产物，即不仅仅是主体内在矛盾的外在化，而是人这些自然存在物与作为其条件又外在于他的自然界之矛盾斗争的产物。这些客观世界因而包含着人的力量的外在化，却又并非仅仅拿来确证人的主体性的悲观的、被动的存在，而是对人也仍然具有一种外在性与阻碍作用。这样的人则不是思维的人，而是一直处在与自然界的矛盾关系之中的感性的、实践的人。他通过实践与自然界斗争，既贬抑着自身与自然界之矛盾，又不断制造着两者间愈发深刻的矛盾；既改变着自然界，也就是改变人自身实践活动的条件，又改变着自身。这样的人因而是社会历史的人，其自我生产是没有尽头的。

就这样，历史唯心主义把黑格尔哪里精神内在矛盾的自我展开过程塑造为实践的人与自然界矛盾斗争的开放过程。内容因而不再是精神完成了的自我生产的神秘历史，而成为人的仍未终结且永无止境的自我生产的现实历史。考虑到内容与方式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在前述黑格尔异化理论的两点积极意义之外再加上第三点，即作为“一”的矛盾运动过程通过作为“多”的矛盾关系之外在化突显。历史唯心主义的内容作为一种矛盾运动过程同样通过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方式表现下来。只是既然这些内容不再是纯粹内在的思维内容，而是兼顾主体性与客观性、相对于人而言具有一种外在性的感性内容，与之对应的方式也不再是纯粹内在的思维方式，而同样具有客观性与外在性。作为内容之环节的方式如今成为现实历史内容在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感性呈现，即人与自然界之特殊历史关系的现实表现。离开了这些现实社会方式，历史唯心主义对内容所作出的叙述就不过是一种最空洞的具象。马克思对真正外在性的恢复因而除了导向了对“内容”的重构，还导向了对“形式”的重构。

但是，对当前世界中现实方式的经验性考察却让马克思发觉，“（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方式不足以适应内容（人掌控自然界与自己的产品的现实的与潜在的力量），而是与之矛盾”。为内容所规定的现实方式同样既是主体外化的产物，又具有超出这些主体性的外在性与客观性。但是在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主体性的一面却并不突显，人完全被一种客观性所支配。现实运动的内容须要利用相对稳定的方式能够得以呈现，又正是这些稳定性促使方式相对于内容的发展常常具有一种滞后性，因此与内容相矛盾以至于遮蔽了内容。黑格尔早已阐明出内容与形式之关系的这一维度，只不过其以阐扬为内在规定的异化理论最终使内容与方式归于同一，因而又背离了这一维度。列斐伏尔则使方式与内容间的这些矛盾状态成为其所理解的“异化”之所在，对这些异化的揭发则成为历史唯心主义的核心要义。在列斐伏尔看来，方式要么得到论争，要么受到异化；内容即人与自然界之矛盾斗争的现实历史过程，则同时成为人不断经历异化又不断阐发异化的过程。

于是，内容成为实践的人不断阐发其与自然界之矛盾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又不断制造出两者间更深刻的矛盾，因而永无止窘境自我生产的现实历史过程，也是其不断经历异化又不断阐发异化的过程；方式则成为内容在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呈现出的方式，即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与自然界之关系的外在化。异化抒发出的不再是内容与方式的绝对统一，而恰恰是内容与方式间的矛盾状态。通过将真正的外在性引入异化理论之中，历史唯心主义塑造了“内容”与“形式”之内涵，并阐明出内容与方式正现实地处于矛盾之中——人正现实地处于异化之中。但也应该听到，历史唯心主义所叙述出的这些内容与方式仅仅是一种“实践上被给定、并为经验所否认的东西”，而“与能用概念叙述下来的生成结构并无关联”。历史唯心主义否定资本主义现实社会方式，更将黑格尔的辨证逻辑作为一种空洞的具象思维方式加以否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原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非常在《哲学的贫苦》中，马克思对黑格尔方式“特别憎恨”，由于前者把一切事物都弄成逻辑范畴。自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唯心主义是一种对内容与方式之矛盾的经验主义叙述。

五、马克思的“辩证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认识论场域中的内容与方式的辨证统一

与斯大林觉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先有辨证唯心主义，之后才有历史唯心主义的表述逻辑不同，列斐伏尔觉得，马克思哲学的历史逻辑是先有历史唯心主义，之后才有辨证唯心主义，这是由于历史唯心主义未能彻底解决方式与内容的辨证统一关系。虽然历史唯心主义根据其所构建起的现实历史内容否定了资本主义现实方式，但它其实早已表明，内容与方式并不彻底分离。内容离开方式则无从表现，也无从继续其运动，历史唯心主义对内容所作出的叙述，倘若离开了内容特殊的现实表现方式，也就不过是一种最空洞的具象；而方式若离开内容则无所依，即，既无从获得自身显现的意义，又未能见到自身的暂时性甚至虚假性。有了历史唯心主义所构建起的这一基础，马克思也就不再可能“单就内容谈内容”，或“单就方式谈方式”。事实上，历史唯心主义早已提出了要求得到更进一步回答的问题：内容何以呈现为与之矛盾的方式——这一问题内在地蕴涵着把形式放在内容之中去考察的要求。

在列斐伏尔看来，正是在回答此问题过程中，马克思重新发觉了他原先拒斥的辨证逻辑的意义。因为现实的人最急迫的异化问题在于经济问题，且“经济关系……是最简单的关系，它们在复杂关系中作为‘环节’存在”，历史唯心主义聚焦于对经济现实的探究。但在此阶段，“经济范畴还是经验验证的结果，彼此之间互相分离，还未得到明晰规定”。直至《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准备工作期间，随着“对经济内容的剖析发展充分至容许甚至要求严密的、科学的抒发”，马克思“对经济范畴及其内在矛盾的论述论争了经验主义，达到了严密科学的水平——而后呈现出辨证法的方式”。历史唯心主义由此被提高至辨证唯心主义。

辨证逻辑的这些再发觉，首先在于辨证唯心主义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矛盾运动的表述。列斐伏尔把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关系理解为一种质量互变的辨证法，将其矛盾的展开理解为“基本经济范畴——交换价值——得到发展，并通过一种内在运动导致新的规定：具象劳动、货币、资本。每一复杂规定都由先行规定辨证地生发下来”。此范畴运动不再是黑格尔哪里概念内在规定的自我演变，不再来始于纯粹思维，而是对经济现实的表述，是现实经济内容在思维上的反映。但它也并非现实运动的直接反映，并非把外部事物实际发展过程原封不动地移植至思维之中所得。因为马克思的“叙述”要挖掘的是现实历史内容凸显为资本主义社会方式的条件，也就是要把方式放在内容之中去考察。这首先彰显在，《资本论》所呈现出的范畴体系之起点即商品二重性正是现实历史内容之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方式中的表现。因而，列斐伏尔指出使用价值的人的特点与交换价值的社会客观性特点，将交换价值视作“导向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进程、历史进程与社会进程之客观性的基础”。其次，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具象规定并不自发地演进出后续范畴，其与后续范畴间的逻辑关联只是思维将其与资本主义现实经济运动相联，通过挖掘现实运动在面对这一矛盾时所呈现出的新的表现方式才得以完善的。“叙述”由此成为对资本主义社会方式之历史特殊性的诠释，而非对其实际发展过程的复写。它成为重建现实内容的思维内容，辨证逻辑成为其表现方式。这除了是历史唯心主义所提出的问题的内在要求，更是历史唯心主义整修黑格尔异化理论的出发点“外在性”的规定。对于这些外在性，思维所能达到的似乎只能是一种重建而非如实完整的复写。

为此，假如说列斐伏尔式的“历史唯心主义”以外在性为基点，确立起了现实历史内容及其表现方式之具象关联，因而在经验主义层面上阐明出资本主义社会方式与现实历史内容之矛盾假象，这么，他心里的马克思的“辩证唯心主义”则以思维内容及其方式的引入一方面进一步确认了这些外在性，另一方面在思维中重垒砌两者之具体内在关联。内容与方式——无论是现实历史内容与资本主义社会方式，还是重建现实内容的思维内容与其所呈现出的思维方式——就这样辨证地统一于一种社会历史认识论之中。

但列斐伏尔对辨证唯心主义的这些理解与马克思又并不浑然一致。在列斐伏尔这儿，现实历史内容凸显为资本主义社会方式的条件在于生产与交换的扩大。“交换价值是一尤为具体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开端。当商品生产者的数目降低、交换降低，市场经济就作为这一量的下降的质的结果形成下来。这一范畴一旦产生，就反作用于自己的条件，塑造人的过去、预制人的未来，饰演起命运的角色。”对现实历史内容怎么在这一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呈现为资本主义社会方式的表述说明的则是“物的关系与具象数目只是特定生产方法下人的关系的显象与抒发”，即拜物教，它“既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存在形式、一种意识与人类生活的现实形式，又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显象与幻觉”。而对于马克思来说，现实历史内容凸显为资本主义社会方式的根本条件在于劳动力商品的出现，即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本质的雇用关系的出现。通过把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放在整个私有制生产方法的历史过程之中去考察，马克思最终阐明出，商品内在矛盾在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为本质特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下未能得到解决，而是愈演愈烈，最终造成资本主义的危机。换言之，虽然同样要求找到资本主义社会方式之凸显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列斐伏尔的辨证唯心主义的核心却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内在矛盾运动规律的表述，而是对资本主义现实异化之发生机制的表述；其落脚点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方式之危机性的揭发，而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拜物教之客观性假象的识破，即对资本主义社会方式之虚假性的揭发。

列斐伏尔并非没有见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他非常强调：“经济危机不但抒发出受主要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支配的社会的内在矛盾，还抒发出这一社会的内在统一。它粗鲁、自发地恢复了平衡；因而在这样一个体系之内是正常的，甚至具有规范性。它代表了与这一体系相适应的‘物的力量’（forcedes)。”因此，虽然同样要求让资本主义社会方式从与现实历史内容相矛盾迈向与之适应，列斐伏尔却不再诉诸剿灭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而是诉诸贬抑资本主义现实异化方式，这无疑退回到了人本主义。由于马克思通过社会历史认识论实际上阐明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异化不在于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而在于工人的劳动过程表现为资本增殖过程，在于雇用关系中的“剥削”；列斐伏尔则从他所理解的历史唯心主义开始就一以贯之地把异化理解为人与外在于它的物的互相建构关系表现为物对人的单方面统治，作为社会历史认识论的辨证唯心主义不过是进一步揭发出这些异化的发生机制。为此，列斐伏尔所理解的资本主义雇用关系与其说是“剥削”不如说是“颠倒”。“今天的社会条件以所有权的辨证颠倒为特点。这些权力最初基于人的劳动以及人对这些劳动产品的占有。明天则凸显为占有生产资料与剩余价值即占有未支付的劳动时间的人的权力。”

简而言之，列斐伏尔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社会方式不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所打造上去的，而是由交换价值构建上去的；其所理解的现实历史内容之本质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是人与外在于他的自然界的开放的矛盾斗争过程。因而其社会历史认识论并不阐明出资本主义社会方式的危机性，不再栖身于为剿灭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提供理论根据，而仅仅阐明出资本主义社会方式虚假的客观性，因而止步于对资本主义现实异化的发生机制的表述。他为此不得不继续找寻另外的改革现实途径。在《辩证唯心主义》结束处，他以“总体人”的辨证法回答了这一问题。这些“总体人”的辨证法实际上正是对历史唯心主义构建起的“内容”的扩展，因此除了是辨证唯心主义之旨归，也是其基础之所在。就此而论，虽然呈现出个别家族相像性，列斐伏尔与时下英美学界流行的“新辨证法学派”那种“脱离内容而仅就方式谈论方式”的理论模式〗有着根本差异，甚至可以说走的正是与此相反的公路。

六、列斐伏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回归日常生活的生命生成本体论

《辩证唯心主义》只有两章，第一章“辩证的矛盾”阐述黑格尔以神秘方式包含的辨证唯心主义萌芽，非常是被南斯拉夫教科书体系所掩藏的马克思的辨证唯心主义思想，并推论性地抒发了其中的辨证唯心主义观：“唯物辨证法坚持内容的确凿无疑的第一性地位。唯心主义的惟一定义就是内容对于方式的第一性地位”；“唯物主义辨证法就是对这些内容运动的剖析，也是对这些总体性运动的一种重建”；“辩证唯心主义是理解生活总体性意义的哲学……它剖析具有内在统一性、但有多面性与戏曲性的总体性”。

第二章“人的生产”则是列斐伏尔正面系统论述自己辨证唯心主义观的地方。他所说的“辩证唯心主义”不是从论证“前康德式”的“世界统一于物质”这个本体论假定开始的，而是从主张“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这个人本主义前提开始的。他站在青年马克思的自然主义立场上断定，辨证地贬抑人与自然的矛盾，这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也是人类历史的归宿。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物，但人并不逗留于这些植物性存在，不再完全依赖于自然界，而力图构建起自身的自然界。这并不是说，人是一种直接现成的纯粹主体，自然界则是人用以确证自身的纯粹被动的客体。一方面，人以他物为自己的对象，因而也是他物的对象；另一方面，人的诞生是一个过程，人在自然界之中又独立于自然界，与之斗争的过程，正是人生产出自身的过程。人在这两个意义上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自然界本身则是无所谓主客体的，由于主客体的形成与突显以自然界为前提；在人作用于自然界以生产自身的过程中，自然界得到改变，但也并非纯粹悲观的惰性存在，而是既为人的活动提供着条件，又保持着对人的威慑力，因而限制着人的活动。但这儿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人与自然界其实不再直接地相一致，但也并非双向的掌控与被掌控关系，而是一直有着适应与和谐的生命本体论意象。两者通过实践及其产物步入一个开放的辨证总体之中，从而产生了历史。

人通过实践创造“产物”，因而生产出人的自然界，生产出人自身。在产物这些低于自然客观性的客观性之中，人将自己掌握为一种力量，阐扬了自身也阐发了自然界。产物与决定论又并非纯粹的客观性，阐扬并无终点。由于虽然是为人所发觉的“自然规律”，也并非直接就是自然界本身的规律，而是人通过具象活动排除干扰，将自然现象的发生条件削减至严格固化的程度而得出的规律。那些被看作具有干扰性的诱因并未消失，其与被分离下来成为产物的诱因之关联一直存在。它将继续出现在人的实践之中，使得实践进一步发展，将产物提高至更高层级，也将人提高至更高层级。据悉，为了打造自然界，人不得不对其活动及其活动对象进行界定，也就是通过具象活动排除其间的关联，因而得到“与不同科学、技术与知识的专门化方式相对应的多种决定论”。被界定至不同领域的诱因之间的关系同样并未消失，实践此后不得不克服世界上各类决定论的分裂，不断再生产出其间辨证的统一。为此，产物依赖于具象，也就是依赖于一种分割、孤立、巩固的实践力量；产物又不能逗留于这些具象，而是要加快到具体，也就是要从孤立产物加快到产物的整体——后者将后者作为一个环节列入自身，因而论争了后者。这一整体随即又被推至更高的整体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这么不断往复进展。

这样，通过实践，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出现了一个人早已把握的领域。这一领域之外又存在着巨大的仍未被人把握的领域。正是三者之界限推进着实践的进展，人们得以不断扩宽与论争自己以前已把握的领域。但这并非必然。“对这个仍未被把握的领域，我们的心态其实是通过非科学的手段对其加以探求与解释，或则多少有些轻率地用已把握领域中的意识对其作出构想。”这种解释与构想——神话与宗教即是这么——正导向了神秘化即异化。异化的形成因而不可防止，“已把握的领域一旦产生，这种探求、解释、不确定与构想也就出现了”。换言之，自从人不满足于与自然界的直接一致，而要求把自身与自然界区分开来，开始“人的生产”的那一刻起，人与自然界就永恒地割裂开了。两者之间开始有了一条未能逾越的鸿沟，一个向人呈现为永恒存在的仍未把握的领域。其与人已把握领域之间的边界不断推移，却未能最终得到消解。这既赋于了实践与知识的进展以无限性与开放性，又确立起异化的可能性。

但这并不是说，异化仅限于对未经人化的纯粹自然的非科学解释与构想。而是表明，实践的产物要么得到论争，要么陷于异化。意识同样是实践的一种产物。它在实践中产生。虽然是产物的生产者，也并非在其生产活动之初、在其产物诞生之初就对自己的活动与产物有着明晰的意识。生产活动在不断试验、不断纠正错误中推动，当这些操作本身得到巩固而成为一种技术，实践的人才在进一步研究这些技术以求改进的过程中，获得对这些活动与产物的越来越明晰、越来越深入的意识。随着个体实践的产物迈向整体化，产物不再能归于单一明晰的生产者，意识相对于实践与产物则愈加具有一种滞后性。面对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产物的世界，人的意识的产生同样依赖于一种具象，从而能够上升到具体。也就是从对孤立产物与局部活动的认识出发，又不逗留于这些性感认识，而不断在思维中再现其与整体的联系，不断达到对更高层级上的整体的认识。得不到论争的意识同样是一种异化。据悉，不仅纯粹自然，人自身的产物也可能具有一种仍未为人所理解的、高于人的客观力量。这就是社会决定论。它是“人中的自然界……起源于自然的规定，即商品的短缺与自然的生存斗争……是自然斗争与生物性现实在人中的延续”。而逗留于社会决定论的客观性假象，将其视作绝对的客观性，以“更多地基于神秘而非科学的程序来影响这种规律：经济大会，讲演，倡议某种神秘的、天佑的信心”，而非将其列入实践的总体性联系之中，则正是异化。

尽管人与自然界不再直接一致并出现异化关系，但依然保有一种本真性的生命的和谐。虽然频频使用“掌握（）”一词，列斐伏尔却并不把产物尤其是作为产物的特殊方式的“工具”视作人类单方面统摄自然界的表现。“工具不是人的枷锁，不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堑壕……已被人化的水景，如田间竖立的风格宜人的房子，表明自然界中的人正是通过对自然界的占有因而与自然界和谐一致。”人仍未把握的领域之所以永恒存在，并不仅仅因为自然界量上的无限性，而更根本地因为自然界有着一种难以为理智所用尽的本能生命力量，一种不可完全中介与历史化的反抗与创造的剩余成份。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同样这么。“世界的统一性似乎被分裂性活动、孤立对象的生产以及特殊因果系列的巩固（物质的或精神的）弄得支离破碎，但在人性的高度上依然继续着。”人的生命、人的“生产”始终具有一种赶超逻辑同一性、走向冲破强制统一的本能力量。列斐伏尔不是在认识中，而是在艺术中发觉了这些力量，因而为阐扬了异化的“总体人”提供了根据。认识从具象推动到具体，从优雅推动到理智，每一环节相对于前一环节都是一个总体，相对于后一环节则只是一个已被贬抑的部份。知识仅仅具有相对的总体性与真理智。艺术却“始终包含一种张力，包含着一种趋于总体行动的努力”。“在一切伟大的艺术作品中，每一时代、每一个体都能找到一种令人为之惊艳的新内容、新层面。艺术作品这么才成为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成为一种既得到规定又鲜活的无限。”

列斐伏尔的这些用以赶超异化状态的总体人辨证法想像，既包含着辨证认识论意义上的赶超具象的具体总体之意，又是进一步赶超辨证认识论逻辑约束的具有无穷艺术创造力的生命本体论。其“总体人”的艺术生命本体论既来自于马克思，但又不同于马克思。像马克思那样，他承认，总体人是一个社会历史发展范畴，属于遥远的未来社会人类克服私有制与异化统治的历史目标或人类解放理想概念。在他看来，人类的希望只有一个，这就是实现“总体人”的理想，“在这些人道主义中，最高的权利机关不是社会，而是总体人。总体人是自由共同体中的自由的个人。它是在差别无穷的各类可能性的个性中充分发展的个体性”。

但总体人又是一个哲学人类学概念：人类异化的结束将使人回复到人，即所有人类诱因的统一。这些彻底的自然主义同人道主义是一致的。它将创造人，又保护了发展取得的全部财富。这些人类共同体组织将不会结束历史，而只是在人完全甩掉其植物性之前结束人类的史前史、自然史。该组织开创了真正的人类时代。把握了自己命运的人最终还将企图解决纯属于人类自己的问题，即“幸福、知识、爱和死诸问题”。所以，马克思哲学视野中须要“历史地”解决的暂时问题，在列斐伏尔这儿转换成为一种“永恒的”日常生活的“终极关爱”问题。

因而，“总体人”变成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尼采式“酒神精神”的融合，不再是构建在经济必然王国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未来社会形态中的人，而成为赶超当下日常生活具象乏味的艺术的人；其“总体性”不是矛盾和解式的绝对的历史目标的总体性，亦非线性的或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的总体性，而是在历史的任一有限顿时彰显与完成的总体性，一种本真性生命冲动的总体性。异化冲破资本主义经济领域，成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现的生存体验；异化的论争则成为与历史及生活具体内容无关的永恒方式，所要求的不是或则不仅仅是一次性的阶层革命，而是个体的人不断在日常生活中突破同一性枷锁的小事情的革命。列斐伏尔就这样把马克思哪里物质生产实践的辨证法与社会历史认识论的辨证法置换为一种个体的人的生命总体性实现与日常生活的能动创造性永恒轮回与奇特顿时的辨证法。

七、余论：从《辩证唯心主义》到“新辨证唯心主义”

《辩证唯心主义》在美国曾常年形成重要影响，许多知识分子正是因读此书迈向马克思主义，从而加入日本共产党。但是随着结构主义的盛行，该书逐渐沦入门可罗雀之困境。但明天我们仍有必要重解该著赋于辨证唯心主义的殊义卓见。上述基于以“内容与方式”这对“唯物辨证法基本范畴”为核心的文本义疏析解，一方面阐明出《辩证唯心主义》在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轻内容而重方式”的理论时尚之下所具有的“纠偏匡正”之义；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其在精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特立独行的理论支点。

对马克思而言，辨证唯心主义是一种社会历史认识论，由于只有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内容阐明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内在矛盾运动规律，能够以资本主义社会方式的危机性为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工人革命提供根据。在卢卡奇那儿，内容成为以无产阶层为主客体的历史内容，只有无产阶层能够将资本主义社会方式放在历史内容之中去考察，因而意识到两者之颠倒，并在实践上剿灭这一方式，恢复总体内容。资本主义社会方式的物化本质在此直接地与其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物化的论争直接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摒弃。虽然列斐伏尔使用了与卢卡奇相似的术语“总体性”，并同样把资本主义社会方式理解为一种与历史内容颠倒的异化，其所理解的内容最终却成为一种生命生成本体论的内容，一种异化及其论争的永恒轮回的内容。异化的摒弃由此不再诉诸阶层主体的总体革命，而最终根据一种融于日常生活之中的个体的生命本能冲动。因为他除了在正面规范意义上使用总体概念，指出历史内容开放的总体性，且在否定意义上讲资本主义社会方式即交换价值作为生成主体的封闭总体，因此可以说列斐伏尔是从卢卡奇迈向阿多诺，从“内容”转向“形式”的中间环节。阿尔都塞甩掉“总问题领域”而迈向一种“生产行为”的认识论要求，尽管可视作对马克思社会历史认识论的承继，但这儿透过“总问题领域”这一方式能够把捉到的、可能为方式所遮蔽的“内容”毕竟早已不再是统一的矛盾运动的历史过程，而成为一种“结构”。直至后拉康式的齐泽克等领航的“新辨证唯心主义”学派，“内容”与“形式”作为“本真”与“象征”得到恢复，辨证法则使跨越两者间鸿沟成为可能。其中的“本真”充满着碰巧性，永远存在着未能为理智所消解的坚硬内核，号称“开放内容”；而象征则呈现为一种秩序与合理智形态，堪称“封闭方式”。为此，觉得列斐伏尔的辨证唯心主义乃此种“新辨证唯物主义”之先驱，也不为过。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