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自沉背后：与年轻长沙人侯厚培的临终交谈之谜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许，在圆明园昆明湖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国、影响至今的事件：清华大学四大国学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在玉藻阁投水自尽。

“五十岁，唯有死亡。世事变幻，我没理由再受辱。”王的遗书寥寥数语，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猜测。然而，他临终前的情景，却与一位长沙青年联系在一起。

这个人就是12年后成为中国唯一一所国立商学院首任校长的侯厚培。当时，29岁的侯厚培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办公室的一名干事。

这天，王国维吃完早饭，来到办公室，让佣人去家里取研究生的试卷和论文，评完后，又约侯厚培一起详细商讨下学期的招生事宜。两人聊了很久，王国维很淡定，对学术和学生还是一如既往的专注、认真，侯厚培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最后，王国维找侯厚培借两元现金，侯厚培给了他一张五元的钞票。不一会儿，王国维就走出了办公室。

令侯厚培没有想到的是，平时不带钱的王国维突然向他借钱，以便雇人力车去圆明园，在湖边抽完烟后，便跳进了昆明湖。

惨剧发生后，侯厚培震惊悲痛，他第一时间赶到昆明湖，第一时间处理王国维的后事。

侯厚培晚年所写的自传中，虽然没有记载王国维最后的日子，但他写道：“清华国学馆的成立，为学界之创举，遂以罗峙教授为名士大夫，王国维先生主理经学……一流博学之士云集，当为盛事。王国维先生系浙江海宁人，尤精通经学，精通考据学，发表论文甚多，著有《观唐全集》一书。在指导学生时，引经据典，指出某书某章某页，无一错误，深得学生敬仰。”

侯厚培详细写道，1923年从复旦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因商学院院长（侯写“经济系主任”）蔡京平调往清华大学（侯写“经济系主任”），被召到清华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两年后，侯厚培调入国立研究院，直接服务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以及李继之、吴宓等人，对他们有很深的了解。

曾服务过众多大师的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曾说过：“大学不是高楼大厦聚集的地方，而是大师云集的地方。”侯厚培亲身体验了清华这样大师云集的大学之道，这对他后来的快速成长再次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国立书院期间，他深受梁启超的影响，说：“梁启超先生的研究方法非常优秀，我听他的讲座，很受感动……现在我的学业有所进步，我相信我的研究方法，多得任公先生的指点。”他在自传中，也曾引述过梁启超的一段佳话：“梁先生在公子堂讲书法，听者兴致勃勃，次日，售卖堂中纸笔墨全部售完，可见当时的情景多么感人。”

虽然他是学经济学专业的，但被清华大学分配到国立研究院，直接服务于多位大师，这与他早年所受的良好传统文化教育不无关系。

他出生于官宦家庭，父亲侯亦农曾留学日本学习警政，曾任湘西乾城（今吉首）县令。母亲家族中也出过不少有学问的人，有进士第，有清朝科举人。但因其二叔去世早，其姑母16岁仍守贞节，所以家中就把侯厚培过继为继承人，由其姑母王氏抚养。王氏对侯厚培的教育十分严格，从4岁起就开始安排侯厚培接受严格的私塾，并分为白天和晚上两个班。

据侯厚培回忆，他白天读《论语》、《孟子》、《诗经》、《史记》、《礼记》、《春秋》，晚上读《资治通鉴》、学诗。“读完五经，改读四史。”这为他11岁考入胡元登创办的明德中学，后来又考入复旦大学并免修语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侯厚培考入复旦大学，以及后来学习商业并迅速取得成功的过程中，有三个人起到了引导作用。

1916年，侯厚培毕业于明德学校九期，后考入湖南公立工业学校（侯厚培自传中称“高等工业学校”，前后矛盾。湖南公立工业学校原为1903年创办的湖南高等工业学堂，1912年改名为湖南高等工业学校，1914年由校长宾步承改名为湖南公立工业学校）。

他在湖南职业技术学院学习矿冶专业，但他痴迷于文学和历史，对工程学毫无兴趣。他的家族朋友皮宗实和父亲的同学唐松鼓励他学习经济学。

皮宗时早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辛亥革命后，他回国与周恩来、杨端六、任开南等创办《汉口民国日报》。因反对袁世凯登基，该报被停办。皮宗时后来到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完成学业后，1920年回国，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

1915年，唐松获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次年出任改名后的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首任校长。张敬尧在湖南作乱，唐松积极参与并推动毛泽东等人策划的驱逐张运动，遭免职通缉。1919年夏，他率领商业专科学生自治会会长易立荣等30余名学生转学至汉口私立明德大学商学系。不久，唐松受聘为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侯厚培回忆称其为“当时上海复旦大学教务长”，但也说“当时复旦大学教务长为李全世博士”，记忆略有出入）。

虽然侯厚培的自传中没有明确记载他何时再次考入复旦，但从他考入复旦后留级并于1923年夏毕业的事实，以及复旦大学1917年增设商学院、学制四年的历史记载来看，他考入复旦的时间应在1919年左右。

前辈皮宗实、唐松等人的鼓励，让他没有转入湖南商学院，而是直接报考经济学，对他后来的成长极为重要。

在复旦大学期间，他加入了以“研究宣传改造社会之方法”为宗旨的“平民周刊社”（后改名为“平民书院”），并任第四任秘书长。在唐宋教授的推动下，他与同学谭天宇等人于1920年冬发起成立湖南合作社，研究和推行合作理论与实践。

数年后，1927年，蔡元培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国立大学校长，并邀请皮宗时来南京任国民政府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湖南商学院教务系统，参与筹建国立广东大学（后改名为中山大学）。次年，蔡元培创办中央研究院，聘请皮宗时昔日的报社同事、好友杨端六为经济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因为皮宗实的关系，杨端六把侯厚培招进社会科学院，协助他专心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并根据1864年至1928年的海关登记册，编撰了《中国六十五年对外贸易统计数字》（侯厚培自传，题为《中国六十五年对外贸易统计数字》）。

这是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汇编，由蔡元培作序，中央研究院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包含42张图表。

蔡元培在序言中说：“以前论述我国国际贸易的著作，多以我国海关公布的贸易统计资料为依据，而且论述范围甚广，难于详尽。本书是唯一从改进我国国际贸易统计中商品分类方法入手的著作，所以论述甚详。”可以说，“这部新统计书，对于我国六十年来的国际贸易，可以作一个大概的概述。”（杨端六、侯厚培等，《六十五年来的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特刊第4号，1931年）

时隔近79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贾怀勤在《六十五年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史地位评述》一文中说：“杨端六、侯厚培等人1931年出版的《六十五年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在中国近代外贸统计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一方面，该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系统研究近代中国外贸统计的著作；另一方面，它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研究整个近代中国外贸统计的著作。”（《海关与经贸研究》第41卷，2020年9月）这已是后话网校头条，但足以说明《六十五年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侯厚培在中央研究院合作期间，因曾在清华大学工作过五年，根据当时的惯例，凡大学毕业后工作五年以上者，均可申请半公费赴美留学，因此每月可获清华大学40美元的生活补助。经复旦大学英文老师甘伯顿夫人的推荐湖南商学院教务系统，他以工读生身份赴美国圣路易斯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统计分析与国际金融专业，1929年回国，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回国后，侯厚培先是往返于中央研究院，兼职参与财政部币制局的币制改革。次年，杨端六受聘为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侯厚培也辞去中央研究院职务，在工部各司辗转，曾任工部国际贸易局专员、调查处处长。

他的工作给他进行国际贸易研究提供了许多便利。他继续刻苦钻研，经常发表论文，与兄长侯厚吉合作撰写了《商学概论》。此外，他还应邀参加中国经济学会和中国统计学会，并受大经济学家马寅初之邀主编《世界经济丛书》。

在南京几年的丰富阅历和学识，为侯厚培于1939年被江苏省财政厅厅长赵棣华聘为国立商业专科学校校长做好了充分准备。

赵棣华兼任江苏省农民银行总经理。1937年，他与江苏省银行总经理陆子栋在镇江登云山创办江苏银行专科学校，赵棣华任第一任校长。该校最初用于培养江苏省银行和农民银行的基层银行职员，虽为省立学校，但却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银行专科学校。

侯厚培在美国的同学、江苏省农民银行副总经理杨兆雄，担任教务长，教授会计学。侯厚培的专业是货币、银行、金融，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农合贷款部工作经历，还曾担任江苏省财政厅秘书、农民银行副总经理。

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江阴、无锡相继沦陷，镇江告急，江苏银专于1937年10月宣布解散，准备于次月复校。由原教务长吴德培负责西迁，经汉口南下，在长沙招生，移师湖南桃源，后又迁至湖南乾城所里镇（今湘西吉首），租借张氏宗祠为新校址，并在附近改建、租用增建房屋，继续招生，恢复教学。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曾视察所里，慰问流亡学生，并给每人慰问金二元。

侯厚培以湖南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随银行学院来到江苏。1939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江苏银行学院改名为江苏省立商业学院，学制二年。同年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改名为国立商业学院，聘侯元培为校长，学制改为三年。除银行系、会计系外，侯厚培增设了合作金融系。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的民国教育部旧档案“档案编号5号”、“档案编号2755号”记载，1939年11月2日，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签署教育部命令：“现任命侯厚培为国立商业专门学校代理校长”。

没有任何高校管理经验，甚至没有在大学工作过经验的侯厚培，突然被指派主持这所全国性的商学院，这其中必有原因。

1、赵棣华无暇顾及迁址后的商学院管理工作。南京沦陷后，江苏省政府再次改组，第三战区总司令顾祝同兼任省长，赵棣华留任财政部长。赵棣华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各战区应设立直属行政院的经济委员会，协调经济发展以配合军政需要，对敌进行经济作战，从第三战区开始。赵棣华奉命筹备并主持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首任主任为顾祝同，1940年2月赵棣华继任），并任交通银行副经理，经常往返于上饶、重庆之间，为我国战时经济建设奔波劳碌。

2、赵棣华对侯厚培的商业才能和管理经验十分了解。赵棣华早年留学美国，先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后获西北大学商学院硕士学位。回国后，在高校任教一段时间，后弃教从政。从1927年冬起，他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统计科科长达三年之久，不可避免地要与在中央研究院从事中国对外贸易统计研究的侯厚培打交道。赵棣华主管江苏省财政厅时，侯厚培被推荐到财政厅担任秘书，并被安排到江苏省农民银行担任赵棣华的副手，负责银行的业务和管理工作。可见赵棣华对侯厚培十分赏识。 赵棣华的夫人评价赵棣华说：“赵棣华不但忠于职守，清正廉明，而且不失朴实无华的作风，士人报国，大公无私。”赵棣华推荐侯厚培继任，是有可能的。

3、陈立夫与赵迪华共事多年，他十分信任赵迪华。1933年，国民党CC派代表陈立夫任江苏省主席，赵迪华任财政部长。五年后，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CC派出身的赵迪华推荐侯厚培接管他创办的商学院管理工作，陈立夫便答应了。至于任命书上写着“代理”二字，主要是因为侯厚培没有大学管理经验，暂时是试用期。

关于在国立商业专科学校的经历，侯厚培在自传中写道：“当时，各地官府学校纷纷西撤，青年职员多退至湘西。教育部为防止教育长期失调，特设国立商业专科学校，我任校长，统筹此事。学校建于湘西前城索里镇（今吉首），以收容失学青年，我师兄吴德培任教务长。”

虽然侯厚培并未解释陈立夫为何任命他这个菜鸟掌管一所国立大学，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让他统筹全局，在千城索里建校。湘西地处偏僻，四省交界，群山起伏，自古民凶，经济文化落后，数百年来，许多势力都利用险峻的山川建立了自己的地盘。即便陈渠珍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收服了各路豪强，但作为一所来自千里之外江苏的商学院，即便有当时形势岌岌可危、地处西南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支持，想要在这里扎根办学，也需要一个拥有丰富社会资源的人来面对和解决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侯厚培虽然是长沙人，但他的亲生父亲侯益农曾任前城县令，在当地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作为关键的过渡人物，他临时创办了国立商学院，并迅速在湘西站稳了脚跟。

吴德培作为江苏省银行专科学校的创始人之一和学术负责人，一直主管学校的学术事务。他是赵迪华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同学，并担任学院西迁的负责人。他不仅在美国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还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和美国西北大学商学院做过一年研究。曾任中国公学教授、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湖南大学商学系主任。后来，他又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赵迪华在镇江创办江苏银行专科学校，吴德培随即从上海迁到镇江任教。

按理说，赵迪华应该推荐吴德培接任国立商学院校长一职，但吴德培是江苏太仓人，在湘西的社会资源明显不如侯厚培。

作为教育部任命的首任国立商学院校长，侯厚培“上任后，锐意整顿校风，广纳优秀教师。视学生如亲生子女，关爱学生，常以工资资助贫困生，深受同学爱戴。品德高尚，廉洁自律。一生不图仕，热衷于培养人才”（徐康主编，《百年名校的商学院之弦——湖南大学商学院110年》，湖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版）。

1942年8月，国立商业专科学校改为国立商业学校。四年后，按照教育部命令，并入国立湖南大学，成为今天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前身之一。1940年7月，侯厚培不幸被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邀请，到交通银行任专员。他辞去国立商业专科学校校长职务，不久便结识了调任交通银行总经理的赵棣华。赵棣华再次成为侯厚培的上司兼同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交通银行总部迁往香港。侯厚培随迁，谢绝了担任香港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邀请。他旅居美国四年后，返回香港创办珠海经济研究院，培养现代工商企业急需的商业人才。晚年回到内地，1993年9月8日在广州病逝，享年95岁。

他在国立商业专科学校工作了短短九个月，并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清末至抗战前的币制改革，并撰写了《中国币制问题》小册子，于1940年以国立商业专科学校的名义以石印出版。他的商业生涯虽几经变迁，但他与华中科技大学商学院的缘分却源远流长。

1932年，时任湖南大学商学系主任的吴德培邀请侯厚培到大学作题为《我国近代国际贸易形势与救济方案》的演讲，发表在1932年第7期《湖南大学学报》上。

1926年，湖南大学定名，其二弟侯哲安（原名侯厚贤）由汉口明德大学商业系保送至湖南大学，成为湖南大学第一代商学院学生。20年后，国立商业专科学校并入湖南大学商学院，他出任合作经济系主任、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我的三哥侯厚吉也在湖南大学财经学院担任过几年教授，后来因院系调整，调到中南财经大学任教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