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解析

1927年3月，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版，引起广泛关注。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件。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进一步为革命指明了方向，推动了伟大的农村革命运动继续发展。 90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重读《报告》，追溯其形成过程时，不难发现，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不仅仅是对农民运动批评的回应。党内党外，也是其认识、实践和心理基础。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对农民作用的肯定、对乡村建设的关心仍然保留着当代价值。

1927年3月，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先后发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战士》周刊上。中国、中共中央《指南》周刊、汉口《中华民国日报》、中央副刊、湖南民报等刊物发表，引起广泛关注。 4月，汉口长江书店出版单行本，题为《湖南农民革命（一）》。瞿秋白在书序中说：“每一个中国革命家都应该读毛泽东的书。” 5月、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和英文版转载了《指南》周报发表的《报告》。英文版编者注称：“这份报告是迄今为止介绍中国农村情况的英文出版物中最清晰的。”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布哈林评价《报告》“简洁明了，发人深省”（《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值此《报告》发表90周年之际，本文追溯《报告》的形成过程。并简要阐释其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只有接受调查的人才有发言权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开始接触和了解社会。 1920年3月，毛泽东在给周士钊的信中指出：“如果我们想在当今世界做出一点努力，当然不能逃离‘中国’的领土。对于这片领土的情况，似乎我们必须对其进行调查研究。” （《毛泽东早期手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在这里，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了解国情作为改造中国的出发点。

1925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毛泽东回到韶山养病。于是，他趁此机会到韶山进行社会调查。经过与多方接触、交谈，了解了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农民的阶级地位和各种社会状况。 1926年5月，毛泽东主持农民运动讲习班时，主持编制了地租率、田税、地主来源、地主佃农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条件、农民工等36个项目。概念、民歌等并引导学生进行调查。 ，并要求学生根据调查项目填写家乡情况。 9月1日，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书》撰写序言时，深感研究农民问题的材料匮乏，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详细、具体的调查”。是通过各地实际工作的实际考察得出的。”来吧”（《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一卷第167页）。因此，国共合作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村调查。这些具体做法、问题选择农村调查的行动倡导为农民运动调查奠定了基础。

1927年1月至2月，毛泽东用32天的时间，在湖南湘潭、湘乡、横山、醴陵、长沙五县视察农民运动。他所到之处，“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从事农业运动的同志，召开调查会议，认真听取他们的汇报，获得大量材料”（《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12 页）。 2月16日，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在各县农村的所见所闻，与我们在汉口、长沙的所见所闻几乎完全不同，这暴露了我们以往农民运动政策的几个重大错误。”党对农民运动政策的回应，要重视“农民运动很好”这一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和社会各界“农民运动很好”的共识。用“贫农是革命先锋队”的说法来纠正各行各业联合“痞子运动”的说法；以从来没有统一战线的事实来纠正农会破坏统一战线的论点（《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一卷，第179页）。这些基本观点构成了报告的主要内容。

正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有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并澄清了有关农民运动的不实言论。对于农民运动“很坏”、农会的行为“太多”、有点“混乱”、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懒惰农民的运动”。他认为，农民运动“很好”，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农会的所谓“过度”行为具有“革命意义”；农民是“革命的先锋队”。国民党右翼对农民运动的各种说法都是道听途说，缺乏考察的依据；而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结论则是基于实地调查，因此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有利于在舆论鱼龙混杂、是非难辨的情况下赢得话语权。优势和话语主动权。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讨论《报告》时表示：“毛泽东是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身份发言的”，“长期的实地考察使他在讨论农村问题上具有权威”。 （《毛泽东政治思想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毛泽东在《反对书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湖南农民运动的经历，让他有足够的底气和底气说出这句话。

当前，中国农村正处于变革之中。各级领导干部制定农村政策，推动农村改革发展。农村的调查还是有必要的。在农村开展调查时，要召开调查会，广泛听取农民意见，进行现场检查。 ，我们不能只看一眼，搞形式主义。只有充分进行农村调查，才能制定适应当代中国农村国情的改革发展政策。没有农村调查，我们就没有资格谈论农村问题。

充分发挥农民的力量

毛泽东在农村环境中长大，尊重农民，敬畏农民，对农民有特殊的感情。他在寻找中国革命力量时，如果说1924年之前他更关注工人的话，那么1925年之后他主要关注的是农民。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通过对各阶级的革命态度及其形成原因的深入分析，认识到了中国农村所蕴含的革命力量。

1926年1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农民各阶级及其对革命态度的分析》一文，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八个阶级和阶层，即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和半盈利农民。 、贫农、农民工、农村手工业者、无业游民，对各个阶级的革命态度进行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强调把自耕农、半自耕农、半受益农、贫农、农民工、农村手工业者组织起来，成为中国的革命力量。 6月，毛泽东在第六农讲堂给学生讲授农民问题时，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阐明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并得出结论：“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 9月，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书》撰写序言时说得更直接：“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如果不起来参加和支持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毛泽东年谱（1893-1893）》1949）》第一卷，第163、166页）。这些认识揭示了农民革命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为毛泽东在《报告》中对农民的定位和农民革命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在《报告》中，毛泽东根据自己的观察断言，“农民完成了多年来没有完成的革命事业，农民在国民革命中做了重要的工作”。这是对农民运动革命性、正义性的总体肯定，彰显了农民在民族革命中的作用。在《报告》中，毛泽东对农民的革命态度进行了详细分析，把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种类型。在他看来，富农的态度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流浪”。贫苦农民是农会的“骨干”，是推翻封建势力的“先锋队”。 “农村始终艰苦奋斗的主力军是贫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9、20页）。农民的力量来源于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力量，来源于对农民的政治动员和文化教育。农民的力量主要体现在推翻农村社会的封建统治，构建新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秩序。经过这次对农民运动的考察，毛泽东确定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这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选择提供了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逐渐缩小，但农民的绝对数量仍然不容忽视。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新农村建设仍然需要依靠农民的力量；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需要农民的智慧和探索；农民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各级党和政府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满足农民的基本利益诉求。

乡村建设任重而道远

毛泽东不仅高度重视农村革命，而且高度重视农村建设和发展。 1926年6月，他在给第六农讲堂的学生讲授农村教育问题时，指出：“农村教育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并对当时农村盛行的封建教育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时间。 8月14日，毛泽东以第六届农业讲座中心主任身份出席中国农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式。他在讲话中指出：“农民是农业之本，也是中华之本！” （《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一卷第165页）他鼓励与会代表到民间去直接指导农民，从根本上拯救中国农业。

《报告》中，毛泽东关注的十四件大事，既是农民革命的内容，也是乡村建设的重点。比如通过农会网校哪个好，可以组织农民，建立农民武装，可以建立廉洁政府，可以铲除迷信和神权，可以普及政治宣传，可以严禁赌博、赌博和鸦片，可以办农民学校，可以办消费、销售、信用社，可以修路，修塘修坝，实际上涉及到农村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毛泽东期望通过农民革命转变农村权力架构，实现农村制度变迁，改善农村风俗习惯，提高农民文化素养，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以下哪一项不是中共一大制定的纲领，我国农村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农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也应该看到，城乡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差距仍然存在。一些传统观念制约农村发展，一些农村尚未摆脱贫困。如何缩小城乡差距，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农村成为现实；如何推动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同步推进，提高村民自治水平，发展农村经济以下哪一项不是中共一大制定的纲领，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乡村振兴中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专业化、规范化、集约化的道路。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者：陈金龙，单位：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