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教育考试院通报高考要求政审：谈不迁真是活久见！

风波回顾：据媒体报导，陌陌公众号“重庆招聘”在11月2日发布《重磅!我市2019年普通中考报考明天开始！考生关心的热点问题都在这里！》对“政审如何进行？政审主要有什么内容？”这一问题作了具体回答。文中称，政审的推论分合格与不合格两类，政审不合格者不能出席普通大学的投档。这一消息很快引发舆论关注，当地相关部委也很快下来回应，称“关于政审是媒体记者弄混了。”

文：谈不迁

真是活久见！上海教育考试院通报会考要求政审这样一件普普通通、平平经常的事情，居然在2018年记者节当日刷了屏！

出如此雷人的事情全是由于公布者依循旧词，说者无心；报导者孤陋寡闻，哗众取宠；阅读者浮想连翩，听者有意。

政审全称政治初审，利用于会考是在1952年全省统一会考制度建立建立后。1953年，高等教育部首次施行了《关于考取高等小学师生的政治初审问题》，规范这一招生环节。现行反革命分子、管制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一贯坚持反共立场的地富反坏右旁系亲属等都在严禁之列。1954年，高教部、公安部、内务部联合发出《关于高等学院招生对社会知识青年进行政治初审的通告》，加强了政治初审力度。

1958年又修订了标准，逐步收严，出现了以家庭出身论强弱的不良做法。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孙辈（又称狗娃子）基本上与会考绝缘。同时也对红五类（革命军官、革命党员、工人、贫农（雇农、佃农）、下中农）给予特殊照料，在投档时会优先。1962年后，“表现论”（就是主张判别一个人的政治质量重在视察其行动表现的新政原则）得到指出，适当放宽了标准。曾经有境外关系的华侨孙辈等人员理论上也能通过政审了。

那是一个讲求阶层斗争、政治挂帅的年代，政审让这些有才气的人吃了亏。

比如，孙广州的女儿孙穗芳就曾吃过亏。她在《我的父亲孙广州》的自序中记述：“1955年，我从北京第八男子中学结业，我十年大学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中学生。……虽然有这么的成绩……我不能踏入任何学院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特别消极……就写了一封信给爷爷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中学不是人生惟一的公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及：只愿我今年能踏入中学；次年我踏入天津复旦中学。”

知名画家、画家冯骥才则根本就没读成中学。1961年重庆高考政审，冯中学结业考取中央艺术学校。虽然他的成绩挺好，但因为出身资本家的家庭他与中央艺术学校失之交臂。像那样吃过政审亏的人不在少数。提起这两个字其实有人仍会呕吐。

但是，时代早就变了。自从变革开放以来，美国社会回归常识理智，不再以阶层斗争为纲重庆高考政审，也不再政治挂帅，政审亦早就丧失了昔日威力，很快就改了名换了姓，称作政治思想和道德质量考评。但考评内容中依然有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政治标准。

然而，今非夕比。昔日的会考所具备的浓厚的政治色调已经减淡。会考机制早已逐渐弄成了教育行政制度内的政绩对决根据和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渠道。因此会考的利益角力属性大大上升，早就成为主导了。

对于教育行政制度内的行政总监部委、学校、班主任、教师来说，会考成绩好坏和会考投档率的高低，决定了它们的政绩、收入、前途和中学的财政拨款，堪称利益关乎。试想，任何一所大学假如由于政审造成大有希望的师生被踢出会考行列，该校的会考投档率将是何种面貌？倘若连年出现此种状况，又会是何种面貌？在普通父母和师生眼里，此校肯定是凶险无比，这么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去就读该校。在上级领导部委眼里，此校肯定是糟糕的典型，因此财政拨款要提高，给与该校甚至该地区的高官升职机会和班主任晋升机会，也一定会降低。而胆敢坚持用政审来卡考生的做法，不仅让父母们不依不绕，打架裹乱，徒增麻烦外，还或许由于父母的“闹”让中学背上破坏稳定的恶名，之后还怎样混？

逻辑早已变了。因此，政治思想和道德质量考评这件事你们都心照不宣，默契合作，一起走过场。政治思想和道德质量考评表格里的考生们，原则或许是坚持的，信仰其实是坚定的。然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这个从来不曾在化学世界消失的会考环节在心理世界里消失了。有时侯甚至学院的同学就替娃娃们代劳了这件事情。为此，许多80后考生并且都不记得中考报考时，还以前填过哪些政治思想和道德质量考评表之类的东西了。

只不过根据它的来龙去脉和习惯，许多人仍然把这个环节称作政审，并且教育行政管理部委都还承继旧词，习以为常，不以为意。每年依然例行公事地发文，行文，传达，报告。目前，政审主要活在公文里，昔日的严格也很难再卷土重来了。只有经侦、司法、军事等事关国家大事的高校在招生时依然保留着较为严苛的政审环节。但这一类中学虽然不是大学中的多数，所以政审目前成了冷僻词。换言之，政审更像是一枚机制活化石，充其量可以称作人体里的盲肠。

但是，这一次上海教育考试院就是习惯性地一发，这个跑口记者和编辑却以为它们捞到了大新闻。孤陋寡闻的她们，出于作秀新闻的动机，自然要把最能剌激人的字眼儿挑到面上来。因为媒体具备的聚光灯效应，这条乌龙新闻总算火了。

许多40后、50后甚至60后纷纷表示自己有过悲哀的记忆，于是开始大举引申，带起了节奏。它们先是自己唬自己，于是一起唬他人，如同山雨欲来，乌鸦先知。例如原北方假期评论员鄢烈山就在微博里调侃道，“虽然我家的成份是‘贫农’，我不是‘狗娃子’，我一直看不起‘政审’！”作为一个老新闻人，听闻消息后首先不是查证事实真伪，而是帮腔架秧子，其专业素质着实让人赞叹不已。不查证事实也就罢了，还跟著帮腔，实在是不知今昔何夕。这就引来人非要感慨一下像鄢烈山那样的人到底对现实有多隔膜？

归根结底，这么大惊小怪的人大抵是弄不清时代，又对现实的种种变化探讨不明。这么错乱的表现，骨子只不过是脑子的纷乱而已。

这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它们的这番帮腔呢？

权当它是胰腺发了个炎吧。

■杨同学，曾用名谈不迁，新闻业务冬训班主讲人，博士新闻评论、消息写作、新闻编辑、策划等课程。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初级观察员，曾就职于《南方假期》《成都晚报》《新快报》等著名媒体。兼任过记者、编辑、评论员，一线从业经验少于10年，后在某大学新闻学校任教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