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小报内容简单 文字内容素材整理

2018年，西南联大迎来八十周年校庆，这一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郑天廷《西南联大日记》和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引起读书界的强烈反响，并催生出一篇高质量、可读性强的文章。

今天我们向读者隆重推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史研究》原主编徐修礼的巨著《千里孤行 心系祖国——读《郑天庭西南联大日记》》。

文章选取“联大团结不易”、“北大一直最大”、“君子坚贫”、“恋梅情深”等典型事件国庆节小报内容简单 文字内容素材整理，讲述郑天廷先生在西南联大任职期间，精诚做事、忠厚人品的风骨（本文推后部分选取《君子坚贫》和《恋梅情深》两部分）。

正如徐教授在文中指出的：“从日记中可以看出，郑天廷在西南联大时期，意志坚定，艰苦奋斗。他一心一意为西南联大，对北大有长远打算，对朋友以诚相待，在学术上刻苦钻研，对家人以恩惠相待。他待人热情亲切，待钱廉洁谨慎，安于清贫，完美地体现了君子之风。郑天廷先生的高尚品德，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

君子总是贫穷

1943年2月底，郑天庭在汇总上月空袭警报次数的地方，写下了“二月无空袭警报”几个字。然而，刚“跑完警报”，他就发现自己被通货膨胀追得喘不过气来。当天，他第一次记录了当月的收入和支出。生活贫困，是西南联大教授们共同的噩梦，只不过是额外收入的多少和家庭负担的重负造成的贫困程度不同。郑天庭忙于行政事务，又保持着清廉的品性，贫困程度比同龄人还要严重。

战时通货膨胀并非始于1943年。事实上，从1940年起，昆明的物价便持续上涨，其影响也逐渐显现在日常生活中。

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毕业纪念

1940年12月25日，郑天庭与罗长佩在钱端升家中吃午饭。钱家的女佣已辞去工作，“一切事情都由妻子亲自处理。”郑感叹道：“抗战以来，最进步、最能适应的人，就是将军夫人。若如此，男人就远不如他了。”几天后，郑天庭因“洗衣服时手被扯断”，留下一份洗衣记录，说有一段时间他自己“洗衣服、缝袜子”，并说：“我一直说，我是抗战以来最进步的人。”一是为时髦的女士服务，二是为单身男士服务。过去不愿做或不能做的事，现在都自己做了。他把日记写在粗边纸上。1941年1月，每张粗边纸的价格已涨到三毛五。 一张毛边纸可以裁成八张日记纸，每张日记纸只需四毛三分钱。“好贵啊！”当然，与抗战末期的物价相比，这不算什么。1945年7月5日，郑天庭又写了一篇类似的日记：他花了70元钱买了一盒火柴，里面有51根火柴。“进巷子里泥泞难行，一转眼就用完了六根火柴。”

贫困导致一些学生品行不端，郑天廷深感羞愧。1941年1月，学校发了1940年1月至12月的米粮补助，并要求大家填写一份家庭人口表，并让一位同事和一位系主任代为证明。两位同事觉得找人证明是对教授的侮辱，表示不满。结果，一位教授的女儿已经结婚，但仍然列入家庭人口表，却不写何时结婚；一位主任生了一个儿子，但才4月，孩子就填成一岁，却不写何时出生。更奇怪的是，一位教授的妻子在生孩子​​之前，孩子的名字就已经填在调查表上了，并称按照外国法律，婴儿在母亲的肚子里已经有人权了。 “唉！这是别人的侮辱？还是自己的侮辱？我怎么这么倒霉，居然要在北大看到这种场面！”1944年4月5日，昆明南屏戏院向联合国赠送了780张电影票，举行庆祝张伯苓校长70周年的庆祝晚会。结果“早到的都想走了，没来的也迟到了，大概是因为今晚要看电影吧……只有余（陈）绪敬一个人在南开办事处，实在是伤心，于是决定回家去……唉！这实在是太可笑了！我的同胞穷困潦倒，一年到头可能都看不到电影，但为什么会把自己的重要工作忽视到这种地步呢？”

西南联大老照片

为了维持生计，不仅教师普遍打工，学生也大多在校外打工。郑天廷身居重要行政职务，显然无暇兼职——他只在1942年到云南大学文法学院任讲师，讲授隋唐史。有些教授有重要的收入来源，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还是很高的收入。比如，一位教授被聘为《扫荡报》主笔，月薪5000元。一个月后，这位教授要求月薪涨到8000元，每周4篇，报社在梅贻琦校长的介入下同意了。不久之后，这位教授又要求月薪涨到15000元，每周3篇。报社以他入职还不到三个月为由，没有立刻答应，希望校方出面交涉。 郑先生认为，“此事关系到我同学的声誉……物品无价，信用更是无价。”这是1944年1月，郑先生当月收入9288元，支出11827.5元。

郑天廷写作有一定的收入，但并不多。1944年6月8日，他得知在《中央日报》发表《清朝姓氏考》可获稿费1200元。但全文不到3000字，每千字收费400多元。他叹息道：“是不是太多了？”他工作忙，常常担心没时间写作。同时，他又是一个极其认真的学者，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写文章上。即使发表后，他仍担心与别人的研究重叠，从而减损自己的工作。比如，他得知朱希祖在《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诞辰论文集》中发表了一篇题为《后晋汗姓氏研究》的文章，他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数月前，他将其发表在《清代姓氏考》上。后来，他听朋友说，该文集一本在庆云社寄售，他买不起，便到店里看了。他发现“与我所说大不相同，心下释然”。他自然不屑写枯燥的文章。1944年1月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半年来，昆明各报刊周稿酬八百元，小报每千字稿酬二三百元，同行争先，我自愧不如。”曾毓端“我并不穷，也没有地方住，但我决不给小报写稿。”

郑天廷讲授明史

为了资助联合国教授，除了教育部、联合国对华援助委员会、哈佛燕京学社等提供资金外，还有一些特殊渠道，为特别需要的人提供援助。例如昆明富商邓熙志愿意以每月1万元的薪水资助几位教授。在考虑第二批受奖人时，梅校长想推荐郑天挺。郑说：“没有功劳却领奖，心里很不舒服，学校里还有比我穷的人，所以我就向他道谢。”他还说：“我一生从来没有奢侈过。接受别人的一份，是好事。”最后，他向别人推荐了。

郑天婷

郑说：“这些年我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但除了写学术文章、在学术期刊投稿赚取微薄的薪水外，没有做过什么兼职。这就足够让我骄傲了，在任何人面前我都没有什么可羞愧的。”但他对家人其实怀有深深的愧疚感。留在北京的儿女生活贫困，衣食无忧；千里迢迢到西南联大读书的大女儿郑文，天寒地冻，没有衣服穿，给她做一件新长袍要花四五千多元。旧的驼绒长袍被改做成妇女的衣服。因为天寒地冻，又下雨，“文儿的棉衣还没做好，她很无所适从。”郑文曾向北京的家人要衣服，二女儿郑燕托人送到昆明。 所以，“这三件器物都是志美夫人的遗物，看到它们，心里就很难受，不忍再看”。

君子忧德不忧贫，冬至方知松柏最后凋。1943年7月13日，郑天廷在西南联大与德国地质学家米施教授谈起同学们的贫困状况时说：“米施坚决地说：‘君子常穷’”。郑天廷听后深受感动。

梅花

1937年对于郑天廷来说，是家庭和国家都遭受灾难的一年。这一年正月初七，郑的妻子周玉（志梅）在一次手术中服药过量，从此再也没有醒来。几个月后，郑天廷在学校被清理干净后，独自南下，把五个年幼的子女留在北京沦陷区，交给未婚的三弟照顾。1942年10月10日国庆节，当天思绪万千，写下了“千里孤行一人心系祖国，时常梦见儿女”这句，但未能完成这首诗。这副对联在他后来的日记中被多次提及，无疑准确地刻画了他八年抗战期间的行为和心态。

1937年冬，夫人病逝，郑天廷告别儿女，独自带领留在学校的教授们南下。这是郑夫人与儿女的合影。

郑天廷始终心系国家大事，抗战到底的决心从未松懈，必胜的信念从未动摇。抗战爆发后，郑天廷说，由于国难日趋紧迫，文人喜读遗民诗文，他主张读《复辟名臣集》，忠臣诗文固然能振奋人心，而复辟名臣的作品，不但能振奋人心，还能提振信心。1940年4月13日，汤用彤到越南海防接家人，郑托他买一双皮鞋，作为三年计划的物资，因为“战争不能停三年以上，必须兼顾”。 他从来没有想过抗战已经失败，他固执地认为战争会在1943年结束，尽管“他不能说明理由”。

1942年4月17日晚，郑天廷与潘家勋谈家事、谈时事。郑说，明年夏天，联军和中国必胜。潘不信，郑便写了一张纸条，请潘作证。纸条上写着：“郑天廷说，民国十二年夏天，联军必胜，中国必胜。”作证人：潘杰全。他还说：“此条款可挂在国门上，我愿以一千金换一个字。”同年六月，副师长罗长培的一位朋友从败军回国，回来时，他所在的全师全军覆没，谈起敌情，他心惊胆寒。郑说：“这是一位败军的将军，我愿用千金换一个字。” 他不够勇敢。”7月，当他与亲属谈起北京城里日夜奔波的许多人时，“感觉自己老了”。郑成功说，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否老了，“虽然我的志向永远不会老”。1946年7月7日，郑成功在日记中回忆了9年前的这一天，说那一年他只身南下，“吃了九年苦，从不灰心，因为我知道会有这一天的。”

郑天廷讲授清史

但郑天廷始终对家人充满着柔情的哀思和牵挂。郑天廷终生未再婚，每年妻子忌日，郑天廷都会写下自己的思念和感受，如1938年：“今天是我原配周志梅女士忌日。今年……我忧心忡忡时找不到您，也没人向您诉说。每当我们谈笑风生，或有危险来临时，我都觉得您好像还在房间里。但一想到您，就觉得您仿佛在另一个世界。这种感觉，这种情景，最令人心碎。”1939年：“我坐车回到寓所，关上门，为妻子志梅念了一篇经。……（师友们想尽各种办法为我解忧）我感受到他们的仁慈，但我是多么的悲伤啊！”1942年：“今天是我亡妻周志梅女士忌日五周年。 她死后不到五个月，卢沟桥便被毁，又过一个月，北京陷落。我到危城已四个半月，轻装南行，日日思念妻子。……昨夜想起五年前妻子住院的情景，心中满是悔恨悲痛。”1946年：“亡妻周志梅夫人忌日九周年。……村叔（邓以哲）不知道我守寡这么久，请帖里居然也包括妻子，使我今日更觉惆怅。

郑夫人笔名梅梅，不仅喜爱梅花，还善画梅花，梅花几乎成了妻子的化身。郑天廷在日记中留下数篇赏梅记录，真挚动人。1941年1月12日，他与友人相约到西山游玩。 他的脑海里、眼中似乎只有梅花：“寺内梅花不多，寺外有几株尚在茂盛。寺前只有一株山茶。离开太华后，步行到华亭寺，门前有两株梅花。山茶、木兰、玉兰盛开，唯独没有梅花。向西拐，有三开间建筑，名环碧亭。院内除两株青梅外，再无别树，干枝苍老，苞苞如玉瓣。甜香淡淡，烦恼尽消。石鼓上坐久，忘了离开。……不知夫人所栽种的梅树，如今如何？我此行赏梅，也是为了缅怀这位爱梅爱梅艺术的人。”1943年1月24日，“晚饭后，我和小玉一起走到黑龙潭边看唐代的梅花、宋代的柏树，茶也只是废话。但梅花却盛开着，种在屋子四周，淡淡的清香让人不舍离去。”朋友也知道郑家对梅花的迷恋。1941年2月2日，罗长培的学生张庆辉“送了梅花到郑家，几枝，香极一株。”辛田借来花瓶，放在座位边，大概是因为他知道昨天是妻子的忌日。

郑天廷西南联大日记

郑天庭独自南下时，他的五个孩子中最大的双胞胎女儿才13岁，最小的儿子才3岁。这么多年过去，儿女们的面容已变得模糊。1943年4月24日，他的大女儿郑文从北京给他写信，说出了南下意向。“昨夜，敏（郑文原名郑敏）和燕进了我的梦里。清晨，我找到了那本书。找到它，已经两年多了！字里行间，有那么多的委屈、激情、希望，我读着读着，泪流满面。唉！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8月14日，郑文经过几番周折，到达了昆明。 “忽然，我看见一辆连队车开过来，车上只有一个女人，长得像文儿，又不完全像。车子停了下来，文儿！我心里悲喜交加，好几次差点哭了！”1944年4月21日“文儿拿来一张长儿的照片给我，是今年2月拍的。我第一眼没认出来，感动得流泪了。”他托付给三哥帮忙照顾孩子，三哥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1945年10月4日，郑天廷北上途中，到上海看望三姐。 姐姐“支吾搪塞，终于把三哥的噩耗告诉我。我震惊不已，泪流满面！八年来，我作为一个孩子，辜负了哥哥。我辜负了他！我辜负了哥哥！我整天没出门，晚上还放映了我拍的家庭录像。看到死去的哥哥和嫂子的照片，我更伤心了！”

更为不幸的是，抗战胜利一周年1946年7月，郑文在北上回国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身亡，这一噩耗成为郑天婷在西南联大日记中的最后一篇记录。

（原文收录于作者散文集《错过与相遇——转型时代的个人、家庭与群体》，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

| 进一步阅读：

联合国大学的历史有一半体现了一代学者的心路历程。

比《从未走远》更生动、更详细地记述了西南联大的过去。

西南联大总经理郑天庭亲自记录了他与梅贻琦、陈寅恪、冯友兰、唐永同、傅斯年、钱穆、林徽因、金岳霖、罗昌培、闻一多等人的互动。

郑天廷西南联大日记

郑天婷

156.00元

西南联大于1938年正式成立，1946年7月31日停办。抗日战争期间，该校继续教学、科研，保存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培养了大批未来的学术骨干。郑天廷先生参与了这一过程，从1940年起，他被聘为教授，兼任总务长，主管教学和校务。在此期间，郑先生有日记，起止时间从1938年1月1日开始，至1946年7月14日结束，1941年5月至12月、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的日记遗失。其起止时间几乎与西南联大成立时间相吻合，其中5月至12月的月份有记载但不慎遗失，其余因无记载而遗失。

郑先生关心民生，对当时社会有深入的观察，在日记中记录了大量当时生活的信息。物价、工资、补助等的记载，其中的变化情况，详实细致，是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日军空袭、教授、学生“跑警报”等的记录，包含了时间、地点、方式、人物等诸多要素，是研究抗战史的珍贵资料。记录以极大的真实性描述了当时文人的贫困和坚韧，让人深深地敬佩。

《郑天廷西南联大日记》内容广泛，记录详实，文笔严谨，是研究西南联大史、近现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体现了一代文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治学的精神风貌。

书末附有《人名索引》和《人名、绰号、别名对照表》，方便查阅。

清华大学终身校长对西南联大的回忆

西南联大维持与发展的真实背景记录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

梅贻琪

黄炎夫、王小宁编

简体中文横版

32页精装本

978-7-101-13185-7

52.00 元

梅贻琦，字岳汉，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主任。次年任西南联大学术委员会常委、主任委员，直至抗战胜利。《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记录了梅贻琦先生1941年至1946年主持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期间在昆明的生活，是校务期间的日记（有间断，多处缺漏）。

日记所记载的时间正是西南联大在昆明八年的关键时期，真实地记录了梅贻琦先生的思想活动、经历和见识。一是物价飞涨，生活紧张，许多教职工为了增加收入都去兼职，学校领导到处筹措资金，尽力提高教职工的津贴。二是经常处于戒备状态国庆节小报内容简单 文字内容素材整理，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当时敌机经常轰炸昆明，日记里就有炸毁联合国财产、杀害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记录。三是经常要出席许多社交活动。为了维护联合国，争取科研和教学经费，提高联合国的声誉，他必须与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打交道；二是必须与财政银行界打交道；三是必须与军方打交道；四是必须进行国际交往，接待外国使馆、学者等等。

可以说，《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和《郑天廷西南联大日记》是了解和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价值。

1941年罗昌培、郑天挺、梅贻琦访川

西南联大教授真实版《人在囧途》

蜀道难行（附梅贻琪日记、郑天婷账单）

撰文：罗长培 编辑：余国林

简体中文横版

32页平装本

978-7-101-14495-6

28.00元

1941年5月，西南联大常委会主任梅贻琦、总经理郑天廷、中文系主任、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罗长培等从昆明飞抵重庆，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四川学术文化考察。“三个多月的旅程，真是艰苦，我们拖拖拉拉，披着斗篷，在月光下开山凿路，架桥渡河，几次报警，仓促逃生，体验了抗战时期旅行的艰辛。”旅途中，“研究学术，欣赏风光，采访民俗，慰藉友人。”罗长培把一路上的经历，写成了日记式的游记《蜀路难》，记录了抗战中期蜀道上行进的实际情况、学术状况、当时某地的人们动态，是抗战时期蜀道上的真实记录。

梅贻琪、郑天婷、罗长培三人都在这次旅行中记日记，但只有梅贻琪的日记留存了下来。此次旅行的财务经理郑天婷还留下了一份账目清单，上面详细记录了当时的交通、住宿、饮食、戏曲的价格。如今，梅贻琪的这部分日记和郑天婷的账单被附在《蜀道难》的相关章节中。三人一起阅读材料，呈现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让人仿佛身临其境。

完整记录了杨树达先生1948年至1954年间的学习、生活及社会生活。

杨树达日记（1948-1954）

杨树达撰、杨六安主编

简体中文横版

32页精装本

978-7-101-15415-3

48.00元

杨树达（1885—1956），著名语言学家、文献学家，一生致力于汉语语法和文献学的研究和教学，擅长甲骨文、金文等文字研究，兼通训诂、音韵学、语法学、修辞学等。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所所长。杨树达自1920年8月至1956年2月初写下日记，共51卷。 此为第46卷（1948年11月1日—1949年9月30日）和第50卷（1952年11月21日—1954年5月18日），故定名为《杨树达日记（1948—1954）》。日记内容十分丰富，保存了杨树达研究古文字、文献的记录，以及他与陈寅恪、郭沫若等学者通信要点。特别是他对当时著名人物的看法和评价，都写在日记里，评论尖锐，批评严厉。本书是研究近代学术史、教育史的第一手资料。本书除加注标点外，还做了以下工作，以方便读者阅读：一、对人名、地名、长沙方言作了简单的注释；二、编了人名索引； 三是书的前部贴满了杨树达及其家人的照片、来往友人的信件、日记原始手稿的照片；四是绘制了杨树达先生的家谱图。

全面记录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顾廷隆的治学、生活、社交一生

顾廷龙日记

撰文：顾廷龙 主编：李君石 元光

简化的中国水平

32页的精装书

978-7-101-15380-4

198.00元

Gu （1904-1998）是当代最著名的书目学家和书目书目学家。私人图书馆，涉及他与中华民国的互动，私人书籍收藏家和书商。

Rong Geng的完整记录是1925年至1946年的《牛文化古城》中，文化文物的伟大收藏家和题词研究员的完整记录，讲述了他的成长，生活和社会生活。

Rong Geng的北京日记

由Rong Geng撰写，由Xia 编辑

简化的中国水平

32页的精装书

98.00 元

Rong Geng的日记手稿由16卷，从1925年到1946年，用烤（现在是北京）撰写。他返回南方，并在1983年3月6日去世后幸存下来，并在他的女儿日记中保留了Diary 。 Rong Geng的。

陈的日记

由Chen 撰写，由Yu 编辑

简化的中国水平

32页的精装书

978-7-101-12703-4

58.00元

Chen 在出版和学术界是一个高度尊敬的人物，他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都有广泛的联系，并经历了他的日记，他的日记很少见。 PED。日记，现在出版了它是为了读者的好处。

Zheng 的西南学院日记（2卷）